转自：贵州日报

郭明飞 孔云飞

《关于的说明》（2024年7月15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说明，收录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文中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比如“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当前，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亟须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一关键载体，实现发展动能的根本转换与产业体系的整体跃升。

全要素生产率内涵的创新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由量变到质变的新常态，这要求我们既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也要将发展方式转变为聚焦质量跨越。在要素扩容上，从土地、机器和简单劳动等传统要素拓展至科技创新、高端人才、配置效率等新旧要素的融合；在对象探究上，既涵盖物与人的要素，也包含行为、关系等要素，特别是要充分认识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对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在动能转换上，创造性揭示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颠覆性技术带来的动力“转换”作用，这些技术的出现与培育不仅是生产工具的迭代，更是以新质生产力塑造中国经济竞争新优势的过程；在系统联动上，强调各创新子系统间的动态耦合与良性共振，只有打通基础研发与产业应用的隔阂，形成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才能发挥科技集群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系统性优势。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精准把握，启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转换传统动能、向更高形态跃升的关键载体。

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效益提升对产业格局不断提出更高阶的结构调整诉求，优化后的产业结构则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发展质量不断跃升的坚实基石，二者在螺旋演进中迈向持续升级的共生轨道。一是要突破旧的效率约束限制。从国际视角看，二战后全球成功迈入高收入行列的经济体，其共同特征在于工业化后期仍能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经济发展由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二是要突破旧的动力阈值限制。发展动力转换必须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依赖。我国的产业链条韧性极强但仍存在“卡脖子”问题，这使得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更成为撬动发展效益的关键支点，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当产业链的“技术命脉”实现自主搏动，发展效益才能成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新优势。三是要突破旧的生态成本限制，当资源环境约束成为产业增长的刚性边界，突破“高污染、高排放、高消耗”的传统生态成本限制，便成为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生态成本控制力已跃升为企业生命线的根本尺度、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参数、发展质量的关键维度。

优化升级的系统路径。科技创新引领是首要路径。必须将科技创新置于核心位置，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等前沿领域推进从“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的战略转变，使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最大增量”，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源头活水。产业融合赋能是关键路径。一方面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全链条升级改造，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运用工业互联网平台重构生产流程，在传统高耗能行业打造智能工厂、绿色供应链；另一方面前瞻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打破产业界限，产生“1+1＞2”的叠加效应，形成功能互补和互生局面，激发传统产业“老树新枝”与新兴产业的“雨林生态”，推动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制度创新筑基是根本保障路径。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破除妨碍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创新产业发展思路，从选择性政策向功能性政策转变，运用标准引导、环境规制、普惠性激励等市场化手段培育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发展生态，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坚实制度支撑。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