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作家手稿观察】 

  那些沉睡在故纸堆中的作家手稿，犹如未经雕琢的璞玉，唯有研究者以新视角、新方法、新思路加以审视，才能揭示其深层价值。

  手稿研究作为文学研究、历史学、文献学的重要分支，历来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尤其是近些年来在文学领域掀起“手稿热”。传统手稿学研究多集中于名家手稿的鉴定、断代与文本分析。然而，随着学术视野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尤其是国内手稿收藏机构陆续影印一批手稿资料与推出一批研究成果，馆员群体在业务工作与学术研究中打破原有的思维惯性与路径依赖，开始从专注主体到关注边缘、从看重定稿到重视过程、从单向阅读到互动解读进行转变。这使得手稿研究从单纯的文本研究转向更为综合的文化实践研究。

手稿中的附属：被忽视的文献价值

  手稿中的附属部分，包括前言、后记、注释、附录，以及夹带的小纸片等，往往承载着文本生成与流传的重要信息。然而在长期馆藏业务实践中，馆员们只关注手稿正文本身，对附属文献则往往不进行单独著录，甚至为了保持手稿正文的独立性而将之清除，导致这些内容长期以来被学界视为次要材料，很少受到系统关注。

  在一些手稿的封面或封底内页，经常可以见到藏家或读者粘贴的剪报、笔记或个人信函，还有那些被装订在书页间的零散纸片。这些可能只是作者随手记下的灵感片段，或者是前一位读者留下的标记，虽然与正文内容无直接关联，却能够揭示这部书稿的创作过程、收藏历程、流传轨迹，以及不同时代读者对它的理解。看似杂乱无章的内容，往往是我们理解文本生成过程的关键线索。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藏中，我们经常发现作者或读者夹入的手写便条。如杨朔《三千里江山》修订手稿中，就有多张夹入的便条，上面记录作者在修订过程中关于小说情节的“自问自答”，这些附属材料为了解《三千里江山》的修改提供第一手资料。

  对于手稿中的附属部分，研究者应当树立“关注边缘”的研究理念，采用“整体研究”的研究方法。“关注边缘”是对传统手稿的研究边界的拓展，有助于构建更加丰富多元的历史图景。将主体文本与附属材料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考察，能够避免传统手稿学研究中的碎片化现象，使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手稿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

废纸上的留痕：历史碎片的重构价值

  废纸上的留痕包括手稿背面、页边空白处，乃至残片上的文字、涂鸦和印迹。这些被传统研究忽视的“边角料”，往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可以为我们提供独特的历史视角和文本解读途径。

  在资源匮乏的年代，重复利用纸张是常见做法。许多手稿的背面可能写着与正面完全无关的内容，这些“隐藏”的文本往往是官方文档、私人信函甚至是市场清单。如桐乡市档案馆所藏《茅盾珍档》中就有相当一批手稿是日常生活记录、个人随笔，写在一些废弃稿纸上，如废旧的杂志、公文、台历纸背面等，这些看似随意的内容，其实是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一手材料，如同历史的“潜文本”，默默记录着生活细节。

  在收藏界有个专有名词叫“锦灰堆”，起源于元代文人雅士的书斋遣兴，以残破废弃拼贴为主，实现残片错落堆叠，营造“打翻字纸篓”式的混沌美学。现当代作家继承与延续这一传统，尤其是在“打翻字纸篓”方面较为凸显。

  很多捐赠的手稿中，都常附属一些废旧稿纸，用来誊抄语句、绘画场景、罗列修改方向、进行再创作等，从形态上往往是经过褶皱、揉搓的纸张残片，给人一种“团成纸团”丢入废纸篓后又重新捡拾回来的感觉。因为这些对作者来讲具有一定的意义，所以就与手稿放置在一起，有的经过再次处理更替为新的稿纸或者被加入手稿之中，有的则因为时间久远被遗忘，依然保留着当初的样子。如中国现代文学馆藏师陀作品手稿，附属一批没有名字、没头没尾、没有时间、没有落款的手稿，文字内容连贯、情节衔接顺畅、结构合理，后经过考证为师陀小说《争斗》的未完成手稿。

  废纸上的痕迹生动展现作者的思考过程和创作思路的变化。那些随意涂鸦和看似无意识的笔迹，可能是作者在思考时无意间画下的符号或写下的词语，反映作者的潜意识活动和思维状态。如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库所藏“1935年巴金《家》手稿”中留有巴金成都家的地理草图、觉新年谱、《家》中主要人物的辈分表、行花酒令宴席的座次表等，可以说是一份珍贵的写作“备忘录”。

  对于废纸上的留痕，研究者应当树立“重视过程”的研究理念。传统手稿研究多静态地考察定稿，而新的研究动向强调动态关注手稿形成过程。废纸上的留痕和文本的修改痕迹，为研究者提供追踪文本演化轨迹的可能。这种方法将手稿视为一个动态生成过程的记录。通过分析各种修改、涂抹和增补痕迹，研究者能够重建作者的思考过程和创作心理，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文本。研究废纸上的留痕，需要研究者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和敏锐的观察力。

藏书中的眉批：读者与文本的对话痕迹

  藏书中的眉批、旁注和标记，是手稿研究中另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新方向。一般情况下藏者往往是读者，在作家群体里还常常出现藏者、作者、读者是一个人的情况。这些由读者留下的痕迹，记录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是了解文本接受史和阅读史的珍贵材料。

  作家藏书中常常留有很多痕迹，具体表现为“藏者有题跋，作者有签赠，阅者有批注”，一本书搭建“藏者—读者—作者”的桥梁。其中藏者题跋往往被视为手稿，如国家图书馆藏周作人所藏一百余本扉页留有题记的古籍，作为“知堂题记”被纳入手稿范畴。虽然由于有作者签赠的情况没有视其为手稿，但是在业务处理时也区别于一般藏书，如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藏书中的签名本，因为“量大质优字多”，也作为手稿进行管理与研究。签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书信的一种特殊方式，有的扉页题赠本身就是一封“书信”。如中国现代文学馆冰心藏书中就有多本萧乾题赠冰心的作品，图书扉页经常留有大段赠言，与一封书信无异。

  题跋与签赠常有落款，来源较为明确，而眉批往往出现在书内文字旁，没有专门的落款，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读者留下的，然而阅书者何人，难以“一目了然”，其考证往往需要费一些功夫。如丁玲藏书中，有一本书作者是萧乾，留有眉批，是否为丁玲购买的旧书本身就有眉批，还是丁玲读了之后留下的眉批，抑或萧乾将自己做了眉批后的书作为纪念性礼品赠予丁玲，这需要进行一番考证，需要通过公藏背书、二重证据、字迹比对、口述咨询等方式展开比对确认。考证与挖掘的过程本身就带有学术研究的意味。目前已经有研究明确将眉批纳入手稿范畴，如《钱学森手稿整理与研究（1955～2009）》就将钱学森手稿分为“批注、文稿、书信、笔记”四个方面，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与研究。

  眉批的内容丰富多样，有的是对文本内容的评价，有的是对作者观点的呼应或批评，还有的是读者的即兴发挥。这些不同时期的批注共同构成一个多维的对话空间，展现这一经典著作在不同时代的接受与解读情况。在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眉批甚至是先于手稿出现的祖本，读者在阅读作品的时候有了评论的灵感，于是为了不打断阅读的节奏，选择在图书的文字旁、空白处撰写阅读的体会与评论，边读边写，读完后再将眉批整理形成手稿。如茅盾藏书中有一本李季的《五月端阳》就留有茅盾的诸多眉批，其眉批内容与后续撰写并发表的文论中关于李季作品的评论段落基本一致，呈现出“阅读—眉批—手写稿—打印稿—出版物”的文论生成链条。

  对藏书中的眉批，研究者应当树立“互动性”的研究理念。藏书中的眉批和不同读者的注释，体现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研究者需要敏锐地捕捉这种互动，分析不同批注之间的关系，以及批注与主体文本、后续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这种方法不再将手稿视为单一作者的产品，而是将其看作一个多方参与的交流平台，从而揭示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

  “强调互动”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将目光从作者中心转向读者中心，关注文本的接受史而不仅仅是创作史。这种转变不仅拓展了研究材料的范围，更重要的是带来一种更加多元化的研究视角，要关注名家对自身作品的批注，也要重视作为读者对他人作品的留言。这些看似随意的眉批，构成一部生动的阅读史，反映不同时代不同读者的思想世界。

  手稿中的每一个痕迹都是历史的声音。唯有关注这些声音，我们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过去，更加深刻地把握现在，这正是手稿研究的根本意义所在。然而，也需要注意到这些研究方向面临的挑战，比如如何建立系统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如何平衡新材料与传统研究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需要学界共同努力解决。未来研究应当在创新与传统之间保持审慎态度，在拓宽视野的同时牢记手稿研究的基本宗旨，这样才能使手稿研究这一传统研究焕发新的活力。

（作者：姚明，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