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三不朽是先秦时期兴起的一种价值追求，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有完整表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这种不朽观与以前的“世禄”即追求“保姓受氏”“世不绝祀”的观念有明显不同。“世禄”以实现种族延续为手段，以“世不绝祀”为表征，而三不朽是借助立德、立功、立言来确证生命的价值，实现精神生命的永存与不朽。这种不朽观超脱了生命的自然性，与儒家重名思想结合，深刻地影响了古代士人的人生选择，催生了碑志文的产生，并影响了碑志文的书写。

三不朽成为古代士人的主流价值追求

  三不朽首重立德，其次是立功，再次是立言，这种价值追求的内涵、层次差异与儒家思想有着内在一致性。儒家讲究内圣外王，即通过自身道德修养的完善来求取外在的事功。儒家经典《大学》中所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立德的最好注脚。大学之道最根本的就是要实现自身道德修养的至美至善，并发扬光大，流传于天下，也就是由“内圣”到“外王”的实现过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定于一尊，促进了儒家价值观念的广泛传播。三不朽的最终落脚点是追求超越肉体生命的声名不朽，追求死后声名是题中自有之义，使得它易与儒家思想中的重名观结合。孔子说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追求三不朽也就意味着追求死后声名的流传。儒家思想与价值标准作为社会的主流意识，使得这种重视声名不朽的意识前所未有地膨胀起来。司马迁便将三不朽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正是在三不朽价值追求的驱动下，司马迁在遭遇宫刑之后，“隐忍苟活”，以文王、孔子等人发愤著书的经历勉励自己创作《史记》，以立言的方式实现生命价值的不朽。东汉时期两次“党锢之祸”涌现出大批节义之士，他们取义成仁，不顾生死，将死后的声名看得比生命本身更为重要。这种现象背后自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根源，但是三不朽价值追求与儒家重名思想是主要的推动力量。二者结合，成为汉代的主流价值追求。随着儒家思想成为社会主流的思想形态，这种追求不朽的价值观念为历代士人普遍接受，影响深远。

三不朽价值追求推动了东汉表墓之风的盛行

  碑志文是碑文与墓志的合称，是刻在石碑上的颂美文字。碑文兴起于东汉时期，刘勰用“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来形容东汉碑文繁兴的盛况；墓志相对晚起，是晋宋时期受统治阶级禁碑政策影响而采取的地下埋铭的形式。碑文是一种“因器立名”的文体，经历了由器物之碑到载文之碑、再到文体之碑的发展过程。作为器物之碑有三类，即宗庙中的丽牲之碑、宫中识日影之碑和墓地悬棺之碑；作为载文之碑，是指宗庙碑承载铭辞、墓地悬棺之碑承载“追述君父之功美的文字”；作为文体之碑，是指在东汉碑碣云起的情况下，碑文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体功能、文体体制和写作规范，区别于铭文、颂文而拥有了独立的文体地位。

  推动东汉“碑碣云起”的因素很多，其中东汉明帝实行上陵礼，突破“古不墓祭”的礼制束缚，引发了由庙祭到墓祭的习俗变化，即王充在《论衡》所说的“古礼庙祭，今俗墓祀”。由庙祭向墓祭的习俗变化，为墓碑承载文字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人们之所以树碑表墓，将称扬君父之功美的文字刻于墓碑之上，一是为防陵谷变迁，起标识作用；另一个原因就是弘扬死者声名，使其不朽。蔡邕的《郭泰碑》记载：“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怀哀悼，靡所置念。乃相与惟先生之德，以谋不朽之事。佥以为先民既没，而德音犹存者，亦赖之于见述也。今其如何，而阙斯礼？于是树碑表墓，昭明景行，俾芳烈奋乎百世，令问显于无穷。”郭泰的“四方同好之人”所谋的“不朽之事”就是为其“树碑表墓，昭明景行”，以实现“芳烈奋乎百世，令问显于无穷”的目的。东汉时期的树碑表墓大都由官属委任掾吏所作，或由门生故吏共同商讨再推举作者写作，这反映了由官方到私人对立碑表墓的重视。东汉的“碑碣云起”正说明树碑表墓被当作实现死者声名不朽的主要途径而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刘桢在《处士国文甫碑》中曰：“咸以为诔所以昭行也，铭所以旌德也，古之君子既没，而令问不忘者，由斯一者也。”这里的铭指的便是为死者所作的碑文，人们将碑诔文作为身没名存的主要媒介。碑立于墓地之上，在传媒不发达的古代，碑文是弘扬人声名的重要媒介，在传播上有实时、广泛、长久的特点，能够作为史传的补充，成为“青史留名”的方式之一。唐代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一诗有“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之语，表明碑文流传的普遍性与长久性。

  魏晋时期，统治者一方面厚葬之风盛行，劳民伤财；另一方面“私称与王命争流”挑战人主权柄，屡次下令禁止私人立碑，导致了碑文创作衰歇，催生了新的碑文样式——墓志铭的产生。墓志铭的产生表明用碑文传播死者声名作为一种有效媒介已经深入人心，外在的干预只能迫使人们改变形制，而不能禁绝。

三不朽价值追求影响了碑志文书写

  三不朽价值追求不仅推动了碑志文的产生，还影响了碑志文的书写。碑志文由谁来写作？谁可以成为碑志文的书写对象？哪些德美功业可以成为碑志文的书写内容？这些都与三不朽的价值追求有关。

  从中国碑志文学史来看，能成为碑志文书写者的一般是文章大家，如东汉的蔡邕、北周的庾信、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元代的元好问等人。在著名作家的文集中，碑志文占了很大比重。这种现象表明人们对碑志文作家的选择受到“立言以不朽”的影响，希望借助名家之笔，实现个人生命的不朽。如东汉处士圈典临终时便指定蔡邕为自己写作碑文：“临没顾命曰：‘知我者其蔡邕。’”庾信在北周文名卓著，“群公碑志多相托焉”。

  早期碑志文的书写对象多为名卿巨公，地位高超或者名声显达，如蔡邕笔下的杨赐、胡广位为三公，而郭泰则是不求仕进、声名显赫的隐士。这些人或以位尊、或以德显，符合“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不朽标准，值得被书写。但是，渴望不朽是人们的普遍追求，所以碑志文的书写对象也逐渐突破了身份等级的规范，幼童早夭本不应立碑，但蔡邕作有《袁满来碑》《童幼胡根碑》。袁满来为袁隗子，袁汤孙，年十五而卒；胡根为胡硕子，胡广孙，年七岁而卒。因父祖显达，而获立碑表墓机会。明代更是兴起了商人墓志，商人群体渴望借助碑志文显扬声名，足见三不朽观念浸润之深，已成为各阶层普遍的人生追求，推动了碑志文书写对象的广泛。

  三不朽价值追求还影响了碑志文的书写内容。碑志文缘于铭文，在书写内容上也承袭了铭文。《礼记·祭统》称：“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铭文的功能正是显扬先祖声名，其称美的内容符合“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三不朽价值追求。刘勰在《文心雕龙·诔碑》中总结碑文的写作原则时指出：“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碑文要记叙碑主的盛德和鸿懿，这当然属于三不朽中“立德”和“立功”的层面。至于立言层面，伴随着魏晋以来文的自觉，文章地位上升，对碑主文章才学的称美成为碑志文的主要内容之一。欧阳修在《江邻几文集序》中称：“然则虽其残篇断稿，犹为可惜，况其可以垂世而行远也？故余于圣俞、子美之殁，既已铭其圹，又类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欧阳修在为好友梅圣俞、苏洵所作的墓志铭中，于前者特表其诗，于后者特表其文，符合三不朽价值追求中的立言以不朽。

  碑志文的产生、碑志文的书写内容、书写对象与书写者的选择，都受到三不朽价值追求的推动和影响。三不朽价值追求与碑志文之间的关系为我们透视礼乐制度与文体嬗变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作者：李贵银，系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