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近照

葛兆光致《新民晚报》读者

葛兆光作品

◆ 吴南瑶

前不久，《中国思想史》在出版25年首次修订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平日极少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葛兆光难得地走到了“聚光灯”下。

1

雄心

“至今还记得2000年在比利时鲁汶的寓所里，写完第二卷最后一个字的情形。那是秋冬之际一个黄昏，关上电脑，站起来看看窗外，满天飒飒而落的黄叶铺满了整个庭院。”

25年前，《中国思想史》的问世，被学界认为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即使有一点不同的意见，也都是从“破”的方向上提出的。但不破何来立。

多少也是时势造英雄，葛兆光回忆，上世纪90年代的知识界好像突然掉入“无物之阵”，学经济的强调商品市场，学法律的呼吁健全法制，学文学的引入后现代批判现代性，“原来绷得紧紧的那些‘硬道理’好像没有用了”。1992年，葛兆光刚到清华任教。“那年，复旦大学的朱维铮先生到北京开会，约我去毛家湾看望金冲及先生，一路上闲聊，记得他说，你既然写了禅宗，又写了道教，为什么不再写儒家，有三教作基础，不就可以写一本中国思想史了吗？”1994年初，在完成了北大陈平原策划的“学术史丛书”《中国禅思想史》书稿后，葛兆光决定腾出精力准备中国思想史的讲稿。对葛兆光而言，教学和学术始终是相辅相成的两件事。《中国思想史》的起端，确乎是为1995年清华大学首次招收的文科本科生准备的课件。

早在1980年底还是1981年初，葛兆光就遵师命为大师兄包遵信做了很多“文革”后重版的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的读书卡片，写了五六页评论，两人也因此就“过去的思想史”“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分别”等话题很深入地聊了半天。

而直接推动了葛兆光动笔的朱维铮先生曾用“断了线的珍珠”比喻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强调需通过系统梳理还原其整体脉络。所有种种，都让那时候正值壮年、精力旺盛、思想活跃的葛兆光对重写中国思想史的新课题充满了使命意识和学术热忱：“正值小平南方谈话，各种新知也渐渐冒头，所以写的时候和讲的时候，不断会有新想法涌现。写好就讲，讲完再改，讲稿上贴满各色贴纸，无论在形式上、资料上以及观念上，离当时各种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就越来越远。”

“我做的是一个破的工作，我希望大家能够有所立”，让葛兆光欣慰的是，当年引起最大关注甚至争议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是不是应该写入思想史”“思想史是不是要关心思想的制度化、常识化和风俗化”“知识史怎样和思想史对接”“没有精彩思想的时代是不是也可以写思想史”等等问题，在这25年里引起了国际和国内的讨论，并已被很多学者接受，“25年，就像跑了一场马拉松，虽然有一点精疲力尽的感觉，但很高兴在终点看到了最好的风景”。

2

包容心

1994年，葛兆光灵光一闪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段话：“思想史是否应该有‘一般思想史’，过去的思想史是悬浮在一般水准之上的‘精英思想史’，但少数思想家的天才思想，未必与普遍社会思想水准相关，故有凸起有凹陷有断裂有歧路，并不见得适于叙述。”

葛兆光出生在上海，但祖籍写着福建。葛家老宅位于福州著名的“三坊七巷”之一的黄巷里，如今更以“葛家大院”之名出现在各种本地志及旅游手册上。关于家族兴盛的起源，版本很多，但对于葛兆光而言，切实贴近的一段是到了祖父葛滋承那一代，正逢乱世，祖父借了堂弟的文凭进了保定军校，一路在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做到副旅长；父亲葛耀昌出生在那段相对富庶的时期，在上海读了大学、成了家，经历了抗战，又在时代变迁中，受到家庭背景复杂之累，辗转多地。20世纪60年代初，10岁出头的葛兆光随父母下放到了贵州黔东南地区。初中毕业，便被“上山下乡”的大潮裹挟去苗寨待了三年多，之后在砖瓦厂、农药厂和供销社当工人，甚至还挖过煤。葛家大院有着“七星八斗”的格局，当1979年葛兆光终于有机会去看时，大院已住进了“七十二家房客”，破旧杂乱。直到十几年前当地开发旅游，它又被修缮一新，恢复了往日的气派，让白头返乡的葛兆光又差点认不出来了。葛家的故事恰如攀援在岁月墙垣的葛藤，每一片叶子都记录着时代的风向。只是对于过往，葛兆光的态度很坚决，“尽可能不去想，苦难永远都不应该是一枚勋章”，“除了战争，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很多的波折和变化，让我亲历跌宕起伏的历史，从而才能够穿透现实，体会到历史的底色。我想这是一种人文学者难得的经验和体验”。

吾辈皆身处沟渠之中，然其中必有仰望星空者。1978年，葛兆光从贵州考入了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而那年，他已经28岁，已经辍学十几年。很多年后，作为校友重回北大的葛兆光感慨地对当届毕业生说：“跨进北大之门，不仅是我个人人生的改变，进了北大，跨入学术世界，也给我们身上压了一份沉甸甸的学术责任。”这或许也是在写思想史时，能使他自觉地将研究目光下沉，展开前所未有广泛的材料搜索，“到后台看历史卸妆”，使思想史从哲学家的书斋，回归到街头巷尾、乡村田野，关注到那些塑造了绝大多数中国人行为逻辑和世界观的普遍观念。“（这样的写作）肯定是一种情怀，一个人没有对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有一种深切同情的话，是很难推进的。”自觉受到葛兆光的研究方法影响，正在写一本《中国文学传统通讲》的中文系教授汪涌豪说。

而这，或许正是普通读者与一部皇皇学术巨制之间的桥梁。通过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我们能理解历史中的普通人——包括我们的祖辈、父辈——何以如此思考、如此行动；也为当下面对又一次时代巨变的中国人提供了一面镜子、一把钥匙。

3

平常心

在很多场合，葛兆光的学生、同事都以“康德的邻居用康德的步行来矫正他们的时钟”来类比这位学者看上去高度规律的生活状态。“如果葛老师不出访，不讲学，那么，有两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在复旦校园见到他：一是早晨八点左右在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门口，二是中午11点一刻左右在旦院三楼教授餐厅。”他们认为正是这种严格的对时间的管理造就了葛兆光长期的高生产率的学术生活。

“这完全是努力把我描绘成了一个生活极其刻板、无聊甚至无趣的一个状况啊！”然而，在近期的一次直播中，葛兆光却以轻松幽默的口吻，对这种描述提出了“抗议”。从5岁开始，葛兆光就学下棋，如今午休时，他有时依然会摆盘围棋，自己和自己对弈；年轻时，他打乒乓是专业级的；他写过诗和小说，也爱画画，这次商务印书馆重订版精装本所附送的藏书票就是他画的。小猫瞪着疑惑又好奇的眼睛，拿着一支长矛，从厚重的京味十足的红色大门中探出身子来，带着满满的无惧的天真与勇气。葛兆光略带无奈地说：“他们没有考虑到我已经七十多岁了，但就像宋代将夷夏之争的焦点从内部胡汉矛盾转向外部夷夏对立一样，我现在把外部的有趣的生活转为内心的自娱自乐，比如我有时候也会去想一想007怎么样，出差途中，我也会挑那些‘打’的电影看，看完就忘记，但觉得很纾解。”

想想也是，一个循规蹈矩，只知钻故纸堆的葛兆光又怎么能写出那样一部敢于挑战经典，创造新写作范式，一度被视为先锋和新锐的思想史呢？

由于用眼过度，早在2007年，葛兆光就因为视网膜剥落连续做了三次手术，至今，只能靠右眼的视力工作生活。在研讨会现场，他还会戴上一个助听器。学术之外，一切从简，多少也有一些不得已。尽管如此，学生张佳提及有一年，正在推动“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项目的葛兆光用了一个寒假的时间，研读了一部排印本的韩国编的《海行总载》，一共8册，字号比小5号还要小。后来，葛兆光把这本批注本送给了爱徒。想到老师是用有视力的那一只眼睛，那么认真地读完，张佳感叹：“由此可以看到文献在葛老师心里的地位，扎实的史料基础在葛老师学术大厦里的地位。这件事让我理解到了‘什么是用生命做学术’，葛老师就是如此。”

获得“长江读书奖”后，葛兆光曾说：“新的范式形成以后，后人可以‘过河拆桥’……我想，我和我的这一代人就是这样的过渡，而我关于思想史的种种想法和写法，也可能很快就会融入历史、成为历史。”与其说这是葛兆光的自谦，不如说是大学者的一种平常心。此次出修订本，葛兆光自己动手，毫不手软地删去了十几万字，“不仅要看到留下了什么，还要看到删除了什么”。商务印书馆的修订版“七编”都有了一个标题，“这说明，我实际上想把‘思想变迁’的大势作为一个标志这样的写法所带来的‘弊病’去除，它不太能够明晰地让人去掌握到要点，背诵、形成固定的知识，如今，我希望给它一个‘脉络’”。

商务印书馆顾青是葛兆光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同门师弟，他说早年曾问过金开诚老师一个问题：什么是写作学术著作的理想境界？金先生回答了两个字“浑成”。顾青说：“当我读了《中国思想史·修订本》之后，我感觉师兄这本书应该说是接近了‘浑成’的境界，希望今后还能再修订，让这部书更加‘浑成’。”

而葛兆光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1978年2月底一个夜晚，他从贵州一个县城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来到北京，“在北京站被校车糊里糊涂地拉到北大，住进32楼304”。当他完成六年半的学业要离开北大时，他已确信自己会成为一名学者。怀着这样一份雄心、包容心和平常心，直到今日，葛兆光依然在这条悠远而深邃的学术之路上潜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