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社论

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5年中国反家暴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案例，着重展现人民法院在法律适用、证据认定及处置措施等方面的思路。

最高法特别强调，家庭暴力不是家庭纠纷，精神暴力也是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是侵害他人人身权利的违法或犯罪行为，无论家内家外，施暴就是违法，不因为加上“家庭”两字，就摒除在法律约束之外。

这批案例中就有轰动一时的“北大包丽自杀案”——牟某虐待案。最高法以案释法，明确：有共同生活事实的婚前同居男女，构成法律意义上“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从而适用相关反家暴的法律规定；同时还明确，实施精神虐待——虽然没有动用暴力、殴打手段，致使被害人不堪忍受最终自残、自杀的，可以依法追究行为人的虐待罪。最终，牟某以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

网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反家庭暴力法》是“降等处罚法”，因为有家庭关系的“掩护”，致死致残的虐待罪行，从故意伤害罪乃至杀人罪“降等”为量刑只有两三年的虐待罪。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因为家庭关系中，家庭成员间有着复杂的监护、扶养、照顾、经济供养、精神依附等关系，家庭暴力也往往寄生于这种复杂的关系中。家庭暴力本身有着长期性、隐蔽性、亲密关联性，不同于陌生人之间的暴力犯罪，所以，需要适用虐待罪等特殊罪名，做到精准执法。以“包丽自杀案”来说，牟某没有对被害人有直接暴力伤害，而是长期羞辱、精神虐待导致被害人自杀，如果不适用虐待罪就很难追究其刑事责任。

因为家庭暴力有其特殊性，所以治理手段也应该有的放矢，既需要有零容忍的态度，也需要有特殊的法律政策、不同的司法认定标准。

比如，在许某某故意杀人案中，许某某拿水果刀朝同居女友刘某甲左胸部捅刺一刀，之后又欲捅刺自己，被他人夺下刀。被害人刘某甲当时并没有报案，之后两人分手，许某某再次纠缠、威胁，刘某甲才选择报警。人民法院纠正了“为何不早报案”的苛责性追问，并认定许某某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的控制性特征，还认定其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6年。

家庭暴力不同于普通的暴力违法、犯罪，常常隐藏于复杂的共同生活、扶养关系、感情依恋等中，呈现出共同生活关系下的结构性压迫、精神摧残，也存在社会规训与举证困境的双重枷锁。所以，不能用一般的法律关系予以裁定、评判，比如，事后苛责被害人“为什么不离开”“为什么不及时报警”“是自己选择自残的，不是被打的”，那么很多家暴的施暴者就可能逍遥法外。

这次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通过扩大法律认定范围（如将长期同居伴侣纳入保护）、引入跨学科专家证人制度、建立多部门联动保护机制、适用更具弹性的司法标准等创新举措，穿透“亲密关系”迷雾，回归核心法律事实上：家庭暴力不是家庭纠纷，暴力就是暴力，但是家庭暴力有其特殊性，要找到更精准的法律工具予以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