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真正的石雕，是从云冈开始摸索再发扬光大的

像云冈石窟这类文物，理论上每一刻都在风化。数字技术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可以对文物进行信息采集，保留此刻的信息

如果我们的美术课是到当地石窟写生而非在课堂上对着西方的石膏像临摹，或者把枯燥抽象的算术题换成开采当地石窟需要开采多少土方等，可能会在当地居民中播下艺术和爱国主义的种子

人物简介

杭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冈研究院院长，学术方向为宋元明考古、佛教艺术、文化遗产保护等，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多部专著。担任云冈研究院院长后，在云冈石窟构建起多学科协同的科技防护体系，将云冈石窟的保护从被动的抢救性保护转为主动的预防性保护，并通过数字化技术扩大了云冈石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2025年10月31日，在2025中华文化天府论坛上，应邀参会的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以云冈石窟寺院遗址的发掘和展示为例，发表了土遗址保护的主旨演讲，为三星堆—金沙遗址在内的中国土遗址保护提供了宝贵经验。

　　此次四川行，杭侃行程紧凑、步履不停。不仅全程深度参与论坛，还专程前往三星堆博物馆，与馆方敲定合作——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将云冈石窟展带到三星堆。其间，他还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专访，描述云冈石窟的魅力，分享保护利用方面的探索。在他看来，文物不仅需要保护好，更要传播好利用好。

　　很多人知道杭侃，是在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当年的春晚设计了《国宝回家》特别节目，杭侃作为嘉宾，与主持人张国立一起讲述了山西天龙山佛首回归祖国的故事，让观众领略到了中国石窟造像精湛的艺术水平。

　　早在30多年前，杭侃就和石窟寺结下了不解之缘。

　　杭侃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时，导师是对敦煌、龙门、云冈、克孜尔等重点石窟均有精深研究的中国佛教考古创始人宿白。

　　1993年，杭侃在上宿白开设的中国美术史专题课程时，被要求学习日本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做的云冈石窟调查报告。这一看，年轻的杭侃就发现了一个小问题：“报告里说云冈石窟为北魏5个皇帝所开，但5个皇帝所开洞窟的先后顺序，我觉得有问题。”那时，杭侃还没去过云冈石窟。他把疑问告诉了宿白，宿白并没有急着否定学生提出的疑点，而是告诉杭侃：“那你去一趟云冈。”

　　在山西大同武周山麓，杭侃震撼无比地看到，这片依山开凿的石窟，主体窟群绵延长达1公里。尽管过了上千年，仍有250多个洞窟被保存了下来。一件件雕塑艺术精湛，一尊尊造像栩栩如生，让他瞬间领会到，古人所记载的“可与天地而同久”的造像初衷，正是对这份文明传承最贴切的注解。他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在云冈石窟展开了石窟开凿顺序的相关调查。

　　云冈石窟的第一期工程，是由北魏高僧昙曜开凿的5个石窟，每个石窟的中央都雕刻了巨大的佛像，代表了北魏的5代皇帝。但哪个洞窟对应哪个皇帝，日本学者和宿白都有自己的排列。杭侃在进行实地调查并查阅相关文献后，推翻了之前的排序。回到学校，他兴致勃勃地写了一篇近3万字的作业。“没想到被宿白先生要求一改再改。在我都已经灰心到怀疑是不是观点和老师相左才过不了关时，先生拿了一张条子，推荐我把文章拿给《文物》杂志发表。”

　　次年，杭侃的第一篇论文《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刊出，其观点引发学界关注。

　　这篇艰难问世的论文，让杭侃对老一辈学人的宽阔胸襟和治学风范有了深刻体会：“他们不介意学生和自己的观点不一样，只要你能自圆其说，都愿意给学生展示观点的机会。”

　　与云冈石窟的结缘，让杭侃从此开始关注起北魏的这个“国家工程”。每逢云冈石窟搭架维修，杭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必然前往考察，并撰写了《云冈石窟佛教头像辨伪》《云冈石窟开凿工程相关的几个问题》等文章。

　　2020年，在山西大学挂职的杭侃被当地留了下来，委以重托，负责云冈学的建设以及云冈石窟的保护研究及利用。2021年2月，杭侃担任云冈研究院院长。

　　来到云冈的杭侃，首先面对的是石窟的保护问题。

　　云冈石窟，从北魏开凿至今已有大约1600年，历经自然和人为的双重破坏，面临着巨大的保护压力。杭侃曾经仔细对比过如今的云冈石窟和100年前老照片里的模样，“变化显而易见。尤其是北方这几年气候发生了变化，加上游客暴增，导致微生物环境有所改变。虽然文物必须面对‘生老病死’，但作为文物人，我们总希望这些中华民族的瑰宝能尽量‘延年益寿’。”

　　石质文物的保护，迄今仍是世界难题。从20世纪60年代起，危岩加固是云冈石窟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

　　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云冈石窟参观，看到部分洞窟壁面支离破碎的情况时，专门提出云冈要实施3年维修工程。当时，文保人员用锚杆打进岩体做牵拉，再用环氧树脂浇到裂缝里进行黏固，在加固石窟的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没想到的是，云冈石窟体量巨大，并且砂岩材质的岩体还分了10多层，甚至还有并未完全石化的软弱岩层，加固工作必须更加精细化才能对症下药。因此，这项工作一做就是50年，直到2022年才进入抢险加固的攻坚扫尾阶段。

　　杭侃到云冈研究院就任时，见证并参与了云冈石窟保护的阶段性胜利。“文物保护就像给文物看病，既要找准病因，还要开药方诊治。随着科技的进步，还要用‘创新药’，也就是新的保护材料。研究院里从事文物保护的大多是从事化学工作的理科生，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尽量支持他们的工作，在技术上大胆创新，成果则小心应用。”

　　2022年6月，云冈石窟文物保护团队针对云冈石窟最大的第3窟进行抢险加固工程。

　　这处洞窟东西跨度43米、南北跨度15米。上层脆弱的泥岩层与超大跨度结构相互作用，致使洞窟出现43处断裂悬空的危岩体，其中最大一处危岩重量超过50吨。

　　保护团队在实验室和洞窟之间不断往返，反复推演方案，最终创新性地研发出重型工字钢临时支撑系统、倒垂射流注浆技术，并引入玻璃纤维锚杆技术，成功攻克了难题。

　　如今，云冈石窟的保护已实现了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和研究性保护的转变。“监测体系涵盖本体监测、洞窟微环境监测、保护工程监测、游客监测、科学研究监测、遗产地整体环境监测和地下安全监测等七大方向，553处监测传感器如同遍布石窟的‘神经末梢’，构建起‘天空—地表—地下’的立体监测网络，形成人工巡查与仪器监测相辅相成的监测体系，并不断探索‘宏观—中观—微观’多视角监测路径。”

　　在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监测中心的大屏上，温湿度、岩体变形等数据实时跳动，让文保人员能提前洞察病害端倪，将风险化解于萌芽。

　　杭侃介绍：“例如2023年，我们看到有鸟在啄佛像上面的裂隙，导致岩体碎片脱落。这时候，就要分析它究竟是在啄石头里的盐分、虫卵还是花粉，窟区内小鸟筑巢和植物生长会不会影响石窟，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如今，当游客参观云冈石窟时，石窟看上去都相当稳固，这是几代文保人50多年来工作的成果。但在游客看不到的地方，对文物潜在的危害依然存在。“我们曾经在搭架维修时，看到有些石窟的天花板因为石质脆弱，一碰就掉。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规定：进洞窟施工一定要戴安全帽，但到了上面一定要把安全帽脱下来，就怕一不小心把石窟顶部给碰掉一块。”杭侃感叹，“所以，云冈的文物人依然有一种保护的紧迫感，不断以绣花的功夫持续攻克石窟保护的技术难题。”

　　近年来，山西大同的年均降雨量持续增加。以前石窟只有在每年七八月下大雨时才会出现渗水和部分岩体剥落，但现在哪怕天气晴朗，洞窟地面也因为地下水饱和而慢慢渗水。此外，气候的相对湿润，还带来洞窟凝结水的新问题。

　　“针对水对石窟的侵蚀，我们和高校合作，初步形成一套以调节温湿度、空气流速为核心的治理方案，有效遏制了凝结水对石窟的侵蚀。”杭侃表示，渗水的问题要专门研究，“因为治理以前，还得搞清楚这些水在山体裂隙中究竟是怎么流动的。”

　　曾经创新运用环氧树脂加固石窟的方式，如今在探索更环保的方式。“我们邀请了中国工程院刘汉龙院士的团队，以微生物矿化加固技术探索云冈石窟的修复保护工作。”这种技术通过微生物生长代谢产生的碳酸钙和镁沉淀，使风化砂岩恢复强度，且与原岩成分一致，修复后与周围岩体过渡自然，肉眼难以分辨，也符合“零添加异物”原则。

　　而且，通过微生物代谢活动持续强化岩体结构，可以避免传统材料易老化、开裂等问题。“目前，这个微生物在实验室已培育成功。如果到了云冈能用当地的微生物菌群成功代谢，这个技术就能真正用到石窟加固上。”

　　对云冈石窟的研究性保护，也深入到方方面面，甚至游客数量都被纳入了监控。杭侃并不认为文物与世隔绝才是最好的保护，“但是游客数量不能过载，所以找到一个有科学依据的平衡点最重要。”如今，云冈石窟每天的游客只要上了3万人次，文保人就会开始关注。如果某个时段人流量太高，就会通过放慢景区交通车速度等方式分散窟区压力。封闭性较强的洞窟，也会监测微生物群的异动，并采取通风等措施把威胁降到最低。

　　现在，云冈石窟已经开放了博物馆、美术馆、院史馆以及文创市集等配套点位，在旺季采取早上6点半就提前开放等措施分流游客，并在被称为云冈石窟“第一伟窟”的第6窟加设玻璃墙，以免观众碰撞文物。每年不同石窟的搭架维修，也会向全国学界开放，并有针对性地举办研究和保护的小会议，助力石窟保护、研究和展示。

　　如今的杭侃，很忙。不仅要继续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以及山西大学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授课，还要操心云冈石窟的保护利用。但他不给自己和团队设定过于宏大的目标，“文物保护不可能一劳永逸，只能跟着技术、财力、人力一步一步往前走。幸运的是，这些都是我们愿意做的事。”

利用现代科技创新传播方式让文物“活”起来

云冈石窟影响了中国各地的石窟寺

　　记者：您关注云冈石窟30余年，并且最终选择把工作重心从北京转移到云冈。在您看来，这片石窟有何魅力和价值？

　　杭侃：云冈石窟规模庞大、内容丰富、雕饰精美，融合了丰富多元的文化基因，是世界石窟艺术史上壮丽辉煌的篇章。云冈石窟的诞生有着特别的时代背景。当时的北魏政权在短时间内武力统一中国北方后，民族矛盾尖锐。要实现统治上的长治久安，统治者一方面推行汉化，另一方面就是宣传宗教信仰。所以，北魏政权举全国之力打造了“国家工程”云冈石窟。它代表了公元5世纪中国石窟艺术雕刻的最高水平，单是体量就足够让人震撼。因为这个岩石艺术和埃及神庙一样，是当时的人有意识保留下来，想要“与天地而同久”的作品，石窟的空间感以及与周围山川相连的震撼感，就是古人想要达到的视觉效果。此外，云冈石窟创造和发展的新模式，影响了我国各地的石窟寺。东起辽宁义县万佛堂，西到开窟时间比云冈石窟还早的敦煌石窟，都受到了云冈模式的影响。

　　它的造像呈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征，犍陀罗文化、秣菟罗文化、鲜卑文化、汉文化相互融合，交相辉映。在云冈石窟，随处可见民族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痕迹。如中国的纹饰在汉代以龙凤纹、云气纹等居多，但到了魏晋南北朝，出现了莲花纹、忍冬纹、连珠纹等外来纹饰，这些纹饰被中国吸收并大量应用。我们甚至还可以在云冈石窟看到有些造像可能出自外来工匠之手，因为有些造像从面相看是典型的欧罗巴人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后，不管是克孜尔、敦煌还是麦积山的石窟，因为岩石材质很差只能雕出大概窟形，所以佛教造像主要是泥塑，与云冈大规模的雕刻不是一个艺术传统，云冈的石雕造像特别高大立体。中国古代真正的石雕，是从云冈开始摸索再发扬光大的。

　　云冈石窟还是佛教艺术大规模中国化的关键见证。早期的昙曜五窟还保留了西域犍陀罗风格，中期逐渐融入中原建筑与服饰元素，晚期便转向清瘦俊美的“瘦骨清像”风格。

　　记者：如果要给游客推荐云冈石窟的精华，您推荐哪些地方？

　　杭侃：一个是第3窟。它是云冈石窟最大的“烂尾工程”，因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中断，保留了大量开凿沟槽和取石痕迹，观众可以直观看到当年石窟的开凿过程。

　　另一个就是第5窟和第6窟。第5窟是孝文帝时期开凿的皇家洞窟，主尊为高17米的释迦牟尼佛，是云冈石窟规模最大的佛像；第6窟的四壁雕刻了30多幅佛教故事，画面非常精彩。第12窟是“音乐窟”，到处是乐舞形象。所以，我们进行石窟数字化时，就3D打印了第12窟，因为这里雕刻的很多乐器现在民乐都在用，会让大家有一种亲切感。

　　当然，最早开凿的昙曜五窟也非常值得一看。如第19窟西耳洞坐佛，到这里参观的游客都喜欢高举手掌和大佛隔空“击掌”，这尊坐佛已经成为云冈石窟的“网红”造像。

　　记者：云冈石窟一直在推进数字化建设，您认为数字技术对推进文物保护利用有何意义？

　　杭侃：像云冈石窟这类文物，理论上每一刻都在风化。数字技术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可以对文物进行信息采集，保留此刻的信息。目前，云冈石窟采用激光扫描、多光谱成像等前沿技术对石窟进行扫描，精度已达到0.03毫米，但对石窟的信息采集工作才完成了大概80%。有的洞窟和造像实在太大，并且不是一个单纯的平面，像透雕还会存在遮挡，一般的扫描会出现空间变形，所以，目前还在解决基础算法的问题。我们已和全国测绘最好的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建筑大学等高校展开合作，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的团队也在参与。如果能解决这些体量大、雕刻多的洞窟的信息采集问题，全国其他洞窟的数字化信息采集工作难题也会迎刃而解。当然，数字技术在云冈石窟的实践还包括很多方面，例如用于研究和传播。

　　云冈石窟有的洞窟刻佛数以千计，放眼望去，每尊佛都差不多。它们是一个人所刻还是不同团队分组雕刻？另外，云冈石窟影响了中国很多地区的石窟，它们是工匠直接迁徙过去开凿，还是只传过去了设计图粉本？这在以前是很难研究判断的。现在，我们对这些佛像进行标注后，让人工智能去研究对比，可以帮助人们更精确地理解当年石窟的开凿组织方式。这些研究方向，我们已申请了国家课题。在传播方面，数字化的运用能有效地让文物“活”起来。例如，三星堆博物馆运用数字技术模拟了新发现的祭祀坑的考古发掘现场，让游客直观理解发掘的过程。云冈石窟也尝试用高新技术赋能传播。

　　我们采用三维激光扫描与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建立毫米级精度三维模型，复刻了第12窟的岩石肌理与造像细节，最终以1∶1的比例3D打印出来，10多米高的塑像和大量伎乐造像栩栩如生，很有冲击力。

　　最近，我们在上海举办的云冈石窟展，就把3D打印的第12窟用8个集装箱运过去，让观众直观体会文献里记载的“真容巨壮”这种皇家洞窟的气势。

　　此外，基于数字信息采集的云冈石窟数字展厅，现在线上访问量突破了1200万人次，让无法亲临现场的观众也能在线上游览。但是，我一直认为，数字技术只是创新了传播方式，真文物的价值无法代替。另外，数字技术的应用成本高、迭代快，不能滥用，也不能喧宾夺主。

　　记者：云冈石窟在让文物“活”起来方面，还有哪些探索可以提供借鉴？

　　杭侃：一是系统推进石窟艺术进高校。现在云冈淡季不淡，主要就是长期面向年轻学生的宣传，已经让游客群体慢慢发生了变化，京津冀的年轻人愿意到云冈深度游。

　　另外，我们的巡展在不同地方各有侧重。例如，明年国际博物馆日，我们在三星堆博物馆的展览，会侧重展示云冈石窟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为了突破文物景区单一参观的局限，云冈研究院还推出了各种展览和文化活动，推动云冈石窟从旅游目的地向文化体验地转型。在云冈的博物馆，我们还把第12窟的乐器分解后进行展示，游客可以在博物馆欣赏音乐甚至自己演奏，让云冈石窟的音乐文化真正“活”起来。云冈石窟也广泛开放资源，让社会力量参与文创产品的设计和销售。大同有一个文创公司，以云冈石窟佛像为原型，开发了“佛小伴”的虚拟文创IP，火到很难买到；高校学者加大对云冈石窟伎乐天舞蹈形象的研究，创作了云冈舞，让石壁上的舞蹈“活”起来。最近，我们还和宇树科技合作，让宇树机器人演绎了云冈舞中的北魏力士舞。这也是利用现代科技创新传播的一种尝试。

　　记者：四川也拥有大量精美的石窟，对它们的保护利用，您有何建议？

　　杭侃：石质文物保护一直是大难题。四川环境比北方潮湿，文物本体还是砂岩，所以面临更大挑战，需要文物工作者根据实际情况对症下药，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例如，四川这么多石窟，是不是全部采集了数字化信息？是不是每个石窟都有“病例”报告？这些工作很重要，但又非常耗费人力、财力，需要久久为功。但在传承利用方面，四川可以多一些探索。例如，四川现在在做的主题游径，就是串珠成链的很好尝试，可以加大宣传。另外，前几年，四川安岳的茗山寺石刻，因为风化在佛像上留下线条状的痕迹，被网友当成当代艺术品而受到追捧，带动了一波茗山寺石刻的旅游。那么，未来是否可以组织不同的艺术家到四川各地石窟去发现石窟之美，以此不断扩大宣传？

　　四川的这些石窟，形成了中国人的一种什么信仰体系？是否可以讲清楚背后的故事？都值得尝试。四川石窟数量巨大，并且散落在乡野，它们的保护不可能全靠国家。所以，保护理念、体系和路径都应该有所创新。我个人认为，文物保护还要注意在地居民的参与。四川的石窟寺可能并非每一处都享誉全国，但是，如果我们的美术课是到当地石窟写生而非在课堂上对着西方的石膏像临摹，或者把枯燥抽象的算术题换成开采当地石窟需要开采多少土方等，可能会在当地居民中播下艺术和爱国主义的种子。

　　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产生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后，最终极可能主动参与到文物保护及传播中。四川石窟寺分布广泛，各地中小学完全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一些尝试。

　　记者：当下文旅融合受到普遍关注，云冈石窟在这方面的探索成果如何？

　　杭侃：最近几年，云冈石窟的游客的确在不断增长。初步统计，截至10月底，2025年云冈石窟景区累计接待游客已超500万人次。这些游客在大同的吃住行游购娱，带动的收入相当可观。

　　不过，“保护第一”始终是文旅融合的核心。云冈研究院未来工作的重点，还是继续致力于文物保护，同时扩大传播，将云冈石窟打造成为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

探索更多路径

守护“石壁上的博物馆”

　　在采访时，杭侃很坦然地表示：“说到敦煌石窟，很多人都多少听说过，但知道云冈石窟的就少多了。”作为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明确了几个核心任务，把云冈石窟保护好、研究好、传播好。所以，他在云冈推动技术赋能文物保护，积极拓展云冈石窟的当代价值研究和创新传播方式。效果很明显，云冈石窟的游客数量不断创新高。

　　石窟寺是中国的艺术瑰宝。梁思成曾有言：“艺术之始，雕塑为先。”雕塑艺术是人类共通的语言，相比书法更容易为国人甚至全世界的观众所理解。把石窟寺保护好、探索让石窟寺“活”起来的更多路径，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展示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重要途径。四川拥有2134处石窟寺（含摩崖造像），从乐山大佛到广元千佛崖，这些“石壁上的博物馆”面临着自然侵蚀与人为影响的双重挑战。大量散落乡野的石窟寺，也“藏在深山无人识”。保护是利用的前提。当务之急是建立“数字档案+物理保护”的双重屏障，利用还要避免“重开发、轻保护”。当下，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以数字技术带来石窟寺的沉浸式体验，四川石窟线上展让网友足不出户就能感知四川石窟之美，这些都是创新石窟寺传播的成功尝试。未来，期待有更多方式让石窟寺“活”起来、传下去。我们唯有以敬畏之心守护，用创新思维传承，才能让这些石壁上的文明，在时光流转中始终散发魅力。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

　　统 筹 姜 明 赵晓梦

　　本版撰文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

　　本版摄影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