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7月11日22时23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2011年启动申报世界遗产开始到这一刻，西夏陵申遗历经14年。西夏陵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8月8日，新京报记者跟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感知幸福中国宁夏行”参访团来到西夏陵。

全程参与申遗的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原副主任、原文博研究馆员王昌丰回想起大会上“榔头敲下来”的那一刻，心里还是“很激动”。研究西夏陵30年，王昌丰一直守护着这处世界文明的宝贵遗产，见证它从无人问津到如今的游人如织，最终成为拉动宁夏文旅的名片。成功申遗以来，西夏陵景区的旅游人次同比增加60%。

近日，王昌丰对新京报记者谈起了西夏陵的申遗难关和闯关的经历，以及作为一个研究者和守护者，与西夏陵之间的故事。

从中国的遗产变成人类的遗产

新京报：西夏陵申遗成功的竞争力是什么？

王昌丰：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项目，至少要符合6项标准中的1项，西夏陵符合的是第二项和第三项：“能在一定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产生过大影响”和“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西夏陵包含9座帝陵、271处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遗址，以及32处防洪工程遗址，再加上出土文物这5大类人工要素，还有贺兰山体、贺兰山冲积扇景观，荒漠草原植被等自然要素。人文要素和自然要素相辅相成，形成了完整的西夏陵景观。

首先，西夏陵是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我们现有的世界文化遗产体系里，除西夏陵外，没有一处遗产能够见证党项族近200年的历史文明，西夏陵填补了这处空白，为中国历史上延续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不可替代的见证。

第二方面，西夏陵的出土文物中有经丝绸之路传入内地的，也有从内地传入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这些文物实证了西夏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

此外，在建筑与景观设计方面，西夏陵的选址方位、空间布局、陵墓制度，以及建造技艺和出土文物，包括林区的景观，实证了在11-13世纪的西北农牧交错地带，党项族建立的西夏与同时期的不同民族、不同的经济体和跨区域文化，发生过人类价值观的多方面交流。作为极具代表性的一个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西夏陵为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特殊见证，这在世界文明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新京报：申遗成功对西夏陵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昌丰：申报世界遗产成功，意味着西夏陵从一个中国的遗产变成了一个全人类的遗产，这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高荣誉。

此外，西夏陵申遗成功以后，它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这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与压力——我们对世界文化遗产的管理是不是到位？对遗产的保护能不能让全人类放心？如何在全人类视野下，保护好利用好弘扬好西夏陵文化遗产的价值，这是我们的主要目标。

新京报：西夏陵申遗成功后，给宁夏的文旅、文保、研究等各方面带来哪些影响？

王昌丰：作为宁夏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已经成为整个宁夏的文化名片，世界文化遗产的品牌价值无疑拉动了宁夏当地的文旅发展。

另外，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实际上需要引入国际上对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研究的一整套理念和标准，国际标准会比国内的文保标准更高。土遗址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联合国非常关心我们在保护西夏陵过程中采用的材料和技术。目前我们这套土遗址保护成果已经走出国门，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运用。

考古研究和文献研究方面，接下来，针对陵墓主人身份、丧葬制度等的一系列新课题和研究成果将陆续刊发。

新京报：世界遗产的保护会受到怎样的监督？

王昌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遗产有一套完整的监测流程，每年我们需要向他们提交一份报告，汇报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情况，这也是督促我们对世界遗产持续开展保护研究，并且要形成一定的成果。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世界遗产是有退出机制的。如果管理单位保护不善或者政府过度开发破坏了遗产的景观和价值，世界文化遗产有可能被除名。截至目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除名的世界遗产包括英国利物浦海上商城、阿拉伯阿曼大羚羊保护区，以及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记者注）

申遗文本30万字，经历两轮大改

新京报：14年申遗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难关，是如何攻克的？

王昌丰：我们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申遗文本的撰写和修改。这个文本是要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大的难点和挑战在于怎么精准地把握西夏陵对标世界文化遗产的几条标准。

从2011年启动申遗文本编写，到最终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部30余万字的申遗文本，中途经过两轮大的修改。

申遗这十几年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文物保护，土遗址保护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没有一个完美的办法，不是一次性保护就一劳永逸。我们刚开始只能边摸索、边实践、边学习，一边实验、一边研究、一边实施保护。

还有一方面是程序合规方面的压力。按法律法规，我们要通过公开招投标选择文保团队对西夏陵进行保护。在符合我们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能够和国内最顶尖的土遗址保护团队持续合作，确保对西夏陵的保护研究和技术能够得到进一步提升，这对我们来说压力很大，但我们扛住了。目前来说，无论从技术上、材料应用上还是保护方法上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

新京报：申遗过程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吗？

王昌丰：申遗过程中，最紧张的时期莫过于准备迎接国际专家现场验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派8-10位专家对西夏陵的遗产价值进行研究，其中一位专家会来现场验收，主要目的是到实地走访，核实这处遗产的内容和价值是否和文本描述一致，有没有言过其实的情况。这位专家对文化遗产能否申报成功有一票否决权，因此，这次迎检非常关键。

迎检涉及接待保障、遗产介绍等方方面面，我负责全程陪同专家和讲解工作。迎检过程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尤其是对遗产价值的阐释非常严谨，几乎到了字斟句酌的地步，还要经过层层审核把关，连续4个月，我们真正是“5+2，白加黑”，迎检前2个多月，工作到凌晨2、3点是我的常态，身体和精神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可喜的是，国际专家在验收过程中表态非常积极。他首先肯定了西夏陵，说它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是理所当然的，并且专家觉得我们申报得太晚了，这里早就应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的表态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长期以来紧张的心情一下就放松了。

新京报：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你在做什么，心情怎样？

王昌丰：那时，我正在景德镇参与景德镇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没有随代表团去巴黎现场参会，通过手机收看了现场直播。

其实我们心里都是很有把握的。因为2025年5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形成专业评估报告，西夏陵获建议“直接列入”。因此西夏陵顺利通过评审，对于我们是意料之中的结果，按理说应该很平静。但是当天通过手机屏幕，我看到大会上执行主席榔头敲下来的那一刻，我心里还是非常激动。我研究了将近三十年的西夏陵步入到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里，可以说获得了一个文化遗产的最高荣誉，这十几年的付出和努力总算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30年守护者眼中的“高光一刻”

新京报：说说你和西夏陵的故事。

王昌丰：我在西夏陵工作了将近30年，对它的研究就像呵护自己的孩子长大一样，投入了很深的感情。

我是陕西人，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工作，1998年被调到西夏陵。那时它虽然已经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但是保护设施建设刚刚起步，知名度也不高。我来到宁夏之前，对西夏陵没有多少概念，到这里工作，开始系统研究后，才知道它有这么辉煌的一个文明，留下来这么珍贵的一处遗产，也是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

我对西夏陵投入了巨大的感情和精力，但实际上西夏陵对我的反馈远大于我的投入。我在参与西夏陵申遗过程中，在考古研究方面，尤其是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这套体系的研究上，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提高。正是因为有西夏陵申遗的成功经验，近期，我被抽调参与景德镇项目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目前也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这也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没有西夏陵，我不会有这样的价值感和使命感。

新京报：你脑海中的西夏陵，最美的画面是怎样的？

王昌丰：那是2024年8月17日，送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验收专家的第二天，我如释重负，特意在那天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分，站在展馆的楼顶上远眺西夏陵。那天下午的天气非常好，以雄浑壮美的贺兰山为背景的西夏陵是一幅非常美的山水画。

我看到了一幅非常唯美的历史画卷——金色的阳光照射在西夏陵的巨冢上，就像历史的光芒绽放出来。那一刻，申遗14年间的各个节点像过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过了一遍。回过神，再看金色光芒照耀下的西夏陵，我感觉到那就像西夏陵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焕发出的新的生机。

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编辑 杨海 校对 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