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敏

魏国元

　　门头沟区的党史发端于1920年。那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陆续派人到门头沟矿区调查工人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1924年，门头沟就有了第一位共产党员崔显芳。1927年，门头沟矿区建立了门头沟特别直属支部。1928年，永定河东岸的三家店建立三家店党支部。1932年，宛平七区田庄高小党支部成立。1933年，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县级组织中共宛平县委就设在青白口村。

　　京西诗人、作家马淑琴的报告文学《魏国元和他的兄弟》侧重表达了魏国元等人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时期的革命活动。“他们”——魏国元和他兄弟不仅仅是以血缘为界定的四兄弟，而是以他们为范例的京西儿女用火热青春乃至生命雕塑的群像。

　　1933年，当魏国元在青白口村开设“一元春”药铺时，中国革命已经完成城市暴动转向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转折。作品中对药铺人员构成的设定源自真实历史：魏国元是掌柜，崔显芳是坐堂医生，高连勇是学徒伙计，他们的社会公开身份是对党的地下工作隐蔽斗争策略（“职业化、社会化”）的巧妙严谨的落实。门头沟区作为北平西部屏障，其煤矿工人运动与农民抗捐斗争已初现规模。中共宛平县委以“一元春”药铺为掩护，在京西山区建立起横跨房山、宛平、昌平的交通网络。

　　这部报告文学对平西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书写，呈现出清晰的“三维推进”逻辑。军事维度上，通过“捡拾武器组建武装”“跨村游说扩编队伍”等情节，展现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实践路径。政权维度上，从“抗日大同盟”的秘密集结到“宛平抗日救国自卫会”的公开运作，记录了党在敌后建立“半政权性质机构”的探索。群众动员维度上，“53人工作队怀来宣传”“组建第一支抗日自卫队”等叙事，则印证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真理。

　　这些事例事件绝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党的战略部署形成精密呼应。当胡敬一带来朱德总司令“成立平西游击队”的指示时，魏国元将12位同志安置在魏元明家东跨院的细节，看似日常却意义深远——这个后来被挂牌铭记的“吴伟工作队旧址”，恰是“八路军总部指令—地方党组织执行—群众基础支撑”这一链条的生动再现。

　　这部报告文学作为历史文本，它以细节还原了平西抗战的真实轨迹。作为文学作品，它以意象与叙事赋予历史以情感温度。作为精神载体，它通过魏国元们的实践，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何能成为抗战中流砥柱的深层逻辑。这些书写，让平西的烽火岁月不仅是地域记忆，更成为理解伟大抗战精神内涵的重要注脚。

　　解放战争时期，历史的齿轮加速转动，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战略防御到全面反攻的关键转折。在这段风云激荡的岁月里，魏国元及其家族成员以坚定的信仰与无畏的牺牲，在平西大地乃至更广阔的区域，默默积蓄着革命胜利的力量。

　　魏国元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轨迹，清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系统性思维。他从宛平到宣涿怀联合县、涞涿怀联合县任职，后当选晋察冀边区参议员，这一系列经历不仅是个人职务的变迁，更是党在敌后根据地逐步深化治理、扩大政治影响力的缩影。

　　在平西地区担任行政督察专员期间，魏国元的工作重心从战时的军事协调转向战后的政权巩固与民生建设。他频繁奔波于桑干河两岸组织水利查勘，将永定河上下游的灌溉工程视为造福人民的关键事业。正如文中所写，他深知“抗战胜利了，即将迎来一个崭新的社会”，因此全身心投入水利工程，为新中国的建设提前谋划。

　　魏国元家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牺牲奉献，堪称一曲悲壮的史诗。魏国臣在冀东战场的英勇牺牲，成为家族牺牲的开端。他在丰润县筹粮筹款时被日军包围，中弹后仍坚守阵地，将款项托付战友并高呼“任务完成”，展现出一名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崇高气节。其牺牲更折射出无数革命先烈为民族解放事业甘愿奉献一切的无私无畏。还有魏国元与庞勉婚姻的破裂，作为革命战友，庞勉是敬佩魏国元的，但作为妻子作为母亲，庞勉有太多对魏国元的怨不能释怀，这又何尝不是她的牺牲呢。

　　魏国相的经历同样令人动容。他在母亲因躲避日军扫荡惨死荒山后，化悲痛为力量，全身心投入抗战与革命工作，最终牺牲在察北战场，连尸首都未能寻回。不禁想到毛泽东的诗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这些细节的描写，让读者深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与革命者的坚韧。

　　魏国杰在解放战争中的战地救护工作，以及他编写的《战场救治指南》等教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他在战地救护中多次立功，在战场积累的经验与智慧，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接连失去亲人的痛苦，以及与家人长期分离的无奈，让读者不禁为他们这样的革命者扼腕。

　　合上《魏国元和他的兄弟》报告文学的册页，那些在为新中国建立永远倒在征途中的同志崔显芳、王学华、刘恭、魏元明……那些迎着共和国朝阳继续战斗奋进的同志魏国元、庞勉、赵曼卿、杜存训、史梦兰、彭城、贾兰波……他们应该永远被历史铭记，被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