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朱有发

　　朱镜宙（1890—1985年），浙江乐清人，字铎民，章太炎的三女婿，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活跃人物。抗战时期，朱镜宙临危受命在大后方为抗战积极筹资，为抗战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931年9月18日，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的侵略行为强烈震动了中国社会，于是一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兴起，纷纷抗议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政府抗日。回望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朱镜宙“誓死不当亡国奴”，用行动谱写了浩气长存的爱国壮歌。

　　参加抗日救国会设计委员会

　　1931年12月1日，上海爱国人士借用市商会召开抗日救国会设计委员会第七次委员会议。时任上海市银行南市分行行长的朱镜宙，被选为设计委员。上海抗日救国会前身叫上海市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九一八事变后，为扩大抗日救国运动，通电全国团结力量，一致抗日，改组反日援侨会为抗日救国会。

　　同月14日，朱镜宙的《国难声中各界应有之觉悟与努力》在上海《时事新报》见报，全文7000余字。他写道：“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大陆政策已成国论，故无问何党执政，对于满蒙问题，皆有一贯之主张。所异者，态度有缓急，手段有文野而已。一旦满、蒙入其掌握……窥我中原，亦意中事，是无异为敌赍粮也。”朱镜宙提醒国人要汲取过去欧洲战争之残酷，“期望和平，一方不能不讲求相当自卫之策，”以应对日本阴谋。动员全国上下自今日起，应有彻底之觉悟，除掉往日浮夸虚张之恶习，以坚忍强毅之精神，实事求是，做忠于国家者。

　　参加浙江省国难救济会

　　1931年12月20日，浙江省国难救济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市爱文义路全浙公会召开。章太炎、沈钧儒、朱镜宙等35人被推选为理事，分成外交、军事、经济、财政、自治五组办事。据《申报》介绍，当时到会者有百余人，推褚辅成为主席。宣言写道：“今之外侮，视古何若？不战而丧地几千里矣。被创三月，决策无闻，依赖国联，国联不尽公理以援助；希望政府，政府迄乏明确之表示。”“惟我人民欲倡战，则社会既无丝毫实力可以资为整备，欲语外交，则亦素无国民外交组织可以用为基础，对于强寇侵凌，只有瞠目直视，切齿坐叹而已。”表示自今日起和全国人民“戮力周旋，共赴国难”。

　　12月25日，浙江省国难救济会召开第一次理事会。褚辅成、沈钧儒、朱镜宙等人当选常务理事。会上决议锦州事件，并电国民政府严令各军出兵防卫，又电各团体一致督促。《申报》上记载的电文写道：“南京一中全会暨国民政府钧鉴：锦州战耗，日见危迫，敌军……进逼，再事退让，国将不国。应请严令各军出兵防卫，国民实不甘受亡国惨祸，惟钧政会图之。浙江省国难救济会叩。”

　　当时，朱镜宙在报纸上看到汪精卫有政制改革的提案，“政府组织仿内阁制，使行政院独负全责，其余四院不负联带责任”。他写给汪精卫一封长达1800余字的信函被上海《时事新报》第一版刊登。他在信中建议，此种改革，较现制无论何人均须负责，无论何人均不负责者，自是差强人意。“然内阁制之精神，寄于议会，所谓负责，乃对议会而言。内阁选自议会，议会选自人民，故内阁直接对议会负责，无异间接对全国人民负责也。内阁不良，议会得自由进退之；议会不良，人民得自由改选之。今吾国既无议会，将使行政院对何人负责？”“顾在今日政治组织下，所谓内阁制者，果有产生及存在之余地邪？”他认为当务之急要速定宪法，确立议会政治。

　　1932年1月10日，在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理事会上，朱镜宙被推选为特种委员会委员。13日，由熊希龄领衔，章太炎、马相伯、张一麐、朱庆澜、李根源、沈钧儒、黄炎培、褚辅成、朱镜宙等60余人，以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名义，致电蒋介石、阎锡山、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否则，全民悲愤，不甘坐毙，当有采用非常手段以谋自救救国者。”

　　1月22日，浙江省国难救济会召开第三次理事会，通过《浙江省国难救济会联络县会简章》《救国大纲草案》，并由朱镜宙等动议“东北义勇军转战锦西，抗拒暴日，其舍死卫国之精神，直与马占山将军相辉映。我全国民众，应如何设法接济，遥为声援，以鼓其气”。先由本会集款一千元为之提倡，并拟陆续劝募，源源接济，以免爱国义士或有弹尽援绝之虞。次日，上海《时事新报》公开刊登了朱镜宙致赵恒惕、彭静仁书信，希望他俩倡议救济会同人带头解囊，筹商集款，从速援助东三省义勇军。次年2月1日《申报》公告，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第十一次月捐收数报告”，经上海市银行代收朱镜宙20元，2月27日又公告代收朱镜宙20元。

　　担任川康区税务局局长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朱镜宙经常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激发群众抗日热情。4月8日，在《贪赃治罪法感言》文中，他抨击“中国今日之弊，不在无法，在有法而不能实施”。

　　1937年11月中旬，国民政府作出迁政府于重庆办公的决策，四川便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国民政府有关部门考虑到朱镜宙刚从甘肃、陕西财政厅厅长岗位卸任不久，又在北伐战争中掌管过军需后勤，又有银行工作经历，工作表现出色，就任命他赴四川、西康为抗战筹资征税。12月10日，朱镜宙在重庆接任川康区税务局局长。

　　“这次来川监榷，也可说是受命危难之际。国家到了这步田地，如能多征一分税收，即可对抗战多增一分力量。”朱镜宙十分清楚身上的使命，川康税收的多或少，不但关系国民政府的日常运行，而且直接影响抗战经费的保障力度，要增加税收，必须整理税收，要整理税收，首先要健全制度管理。于是，朱镜宙从整顿会计制度入手，推出限时办事制、税单填写复写法、厘正局名以及在银行设立税务专户、在局内部设立临时账本等系列措施，配合税收整理。

　　朱镜宙在任期内深入川康腹地，视察查税，深挖税源，取得了良好效果。朱镜宙自豪地回忆道：“结果，由数字证明在我任期内所征收的，比前任超过一倍。而支出却比前任每月节省五千余元……阅表之后，深引为慰！在国难如此严重的今日，我总算尽了最大的努力，报答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