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转自：中国经济导报

季晓莉

    今年上半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总量格局相对稳定、增长动能持续分化的特点。

    东中西部发展逻辑差异显著，区域分化背后是发展逻辑的根本差异。东部地区正经历从“速度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艰难转身，而中西部则受益于政策倾斜与基建补短板带来的阶段性提速。这种分化也体现在南北差距上：以山西为代表的北方资源型省份增速持续承压，而以江苏、湖北为代表的南方制造业中心则表现强劲。同时，上半年全国共有27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跑赢经济增速，表明工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仍是区域竞争的“压舱石”。

    我国区域经济表现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产业结构与创新动能的分化。江苏的“双轮驱动”模式通过“新能源+高端制造”协同发展，打造了全国最完整的动力电池产业链和光伏产业集群；广东则面临转型阵痛，传统电子信息产业遭遇瓶颈，而新兴产业尚未完全接棒，占制造业比重超70%的传统产业转型任务艰巨，导致整体工业增加值增速大幅落后于江苏。

    上半年有一个亮点是中西部省份通过打造陆港枢纽和承接加工贸易转移，实现外贸逆势增长。甘肃进出口增速达33.8%，全国第二。河南在比亚迪、中州时代等企业带动下，汽车制造业增长24.5%。这种内陆赶超现象显示我国对外开放格局正从单极沿海向多极联动转变。

    从上半年数据也可看出，投资驱动模式呈现东西分野特征。西部靠基建拉动，西藏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8%，主要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和央企项目。这类投资短期拉动经济增长明显，也依赖财政持续投入。东部则靠产业升级投资，例如，北京设备购置投资增长99.0%，江苏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保持高位，体现市场对产业升级的强烈预期。但这种投资受利率成本和产能利用率影响较大，例如江苏民间投资增速仍显乏力。

    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直指传统“政策洼地”竞争模式的弊端，叫停内卷式优惠，严禁变相税收返还、土地低价出让等行为，倒逼地方从“拼政策”转向“拼环境”，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构建政策闭环，建立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基础。地方融资平台“退平台”进程加速，迫使招商引资从“财政补贴”转向“基金招商”“场景招商”等市场化模式。

    面对增速放缓和竞争压力，不同区域需要不同的发展策略。

    东部省份需要在多个领域重点突破。打通“创新-产业”转化通道，广东需加速“深圳-广州”科创走廊成果产业化，推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要重构外贸竞争模式，改变依赖加工贸易路径，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政策优势，发展数字贸易、离岸金融等新业态。江苏应强化苏南研发-苏中制造-苏北应用的梯度转化体系，避免产业链断层；还需扩大“新三样”出口份额，支持苏州、南京建设服务外包中心，对冲传统代工下滑。要激活内生投资动能，北京经验表明设备更新投资潜力巨大，可以扩大“智造贷”贴息范围，将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纳入补贴范畴。

    中西部省份需平衡短期增速与长期动能，避免陷入“投资依赖症”。

    要让基建红利转化为产业根基，西藏、甘肃等省份可借力国家工程，如雅鲁藏布江水电工程1.2万亿元投资，发展清洁能源衍生产业，如电解铝、大数据中心，而非单纯依赖建设期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湖北的成功经验表明，依托三峡水电站发展电工装备、特高压输电设备集群，可实现“项目-产业-生态”的跃迁。

    同时，培育“新势力”产业集群，重点布局人工智能应用。例如甘肃的“算力枢纽+农业机器人”，再如湖北的合成生物产业园，还有无人机物流等赛道。中西部要避免重复东部“代工模式”，而是建立“研发-场景-标准”一体化生态，如武汉东湖高新区的“光谷”模式。

    湖北、河南等省份需要强化与长三角、粤港澳的“飞地经济”合作，通过共建产业园分享东部出海通道；同时提升中欧班列效能，发展“班列+”产业，如郑州的冷链班列带动食品加工。

    山西、辽宁等传统工业省份需破解“资源诅咒”。传统产业“智改数转”，山西可借鉴陕西经验，推动煤机装备、焦化设备等高端化，发展氢能、碳纤维等衍生材料；设立产能重置基金，支持关停煤矿转产储能电站、数据中心等新业态。在拓展资源补偿路径方面，内蒙古、山西等省份可探索“生态资产交易”，将矿山修复产生的碳汇、绿电指标纳入全国市场交易，实现“修复-收益-再投资”循环。

    下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可以从三方面优化机制设计。

    一是构建动力源辐射体系。例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地区三大动力源需强化与周边产业链垂直整合。可推广“科创飞地税收分成”政策，激励中心城市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技术。

    二是创新区域利益共享机制，针对产业转出地与承接地之间的矛盾，试点“GDP分计、税收分成”模式，如深汕特别合作区；在河南、湖北等省份建立“产业链价值核算系统”，避免因统计归属引发区域纠纷。

    三是精准化分类施策框架，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要强化中央直接投资与安全屏障功能；河南和黑龙江等粮食主产区要扩大农业产业链增值收益留成比例；辽宁、山西等老工业基地需优先布局重大技术革新项目。

    未来我国的区域竞争将从“GDP规模竞赛”转向“功能协同互补”的新阶段。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地方政府需从“拼政策优惠”转向“拼制度创新”，告别政策洼地内卷，坚定迈向改革高地竞争。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崛起，将使区域格局面临洗牌，唯有在公平竞争、开放协作的框架下，才能实现各展所长的区域经济新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