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国防报）

“饿鹘啄食”克城垣

——中国古代砸击类攻城器械

守城方凭借居高临下的优势，天然适合使用砸击类器械。这类武器通过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实现杀伤，因此在历代发展中，守城用的砸击类器械逐渐丰富多样。然而，攻城方同样能运用动能转化制造器械进行攻城。古人就利用杠杆原理，通过人工制造高度差来设计砸击类攻城器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宋朝《武经总要》中记载的饿鹘车。

饿鹘车以四轮车为底盘，车上的两根竖木和一根横梁作为支撑结构，两根竖木顶端安有一根转轴，转轴上放置一根长木杆，长木杆顶部是作为攻击部件的铁铲。其核心原理是利用车架横梁上侧设置的转轴作为支点，形成一个大型杠杆系统。操作时，士兵下压木杆的一端时，另一端的沉重铁铲就会被撬起；当士兵松开下压端，铁铲会因重力作用快速下坠，产生强大的冲击力砸向敌方城墙等目标。这种运作方式酷似鹘鸟啄食的动作，故而得名。

饿鹘车并非只能定向“啄击”。为扩大攻击范围，该车木杆攻击端长度不仅可根据作战需求前后伸缩，还能绕着横轴摆动，从而调整攻击高度和角度。宋代大型攻城器械的防护技术也非常成熟，如饿鹘车外部覆盖多层兽皮或复合铁皮，表面涂抹防火泥浆涂层，以提高防御火攻的能力。

在攻守城作战中，与吕公车、行女墙等需人员登高后对守城士兵和守城设施进行攻击不同，饿鹘车的优势是可以在贴城近战中从低向高直接发动攻击，其常与云梯、冲车等其他攻城器械配合使用，从而构建更为完整的攻城体系。实战中，攻城方会先以抛石机、床弩等远程攻击器械、兵器压制守城方，再将该车推进至城墙下对城墙、城防设施实施精准砸击。

明朝以后，随着制砖工艺提升和火器普及，砖石城墙的防御能力显著增强，饿鹘车等传统木质攻城器械的效能大幅下降。一方面，这些器械的攻城效率远不及火炮；另一方面，其木质结构在火器攻击下极易损毁，由此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饿鹘车作为砸击类攻城器械，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本身的功能，还体现在设计架构的灵活性上。比如，宋朝出现的搭车便是在饿鹘车基础上改良而成，将攻击部位的铁铲改为铁爪，用于钩拉敌人或破坏城垣。到了明朝，面对火器主导的战场环境，饿鹘车进一步转型，通过移除铲头，加装火药铁筒，摇身变为轻型火器，延续其军事价值。这一演变充分展现了饿鹘车设计原理的适用性，及其在军事技术变革中的顽强生命力。

中国古代城墙形制的演变

从发展历程来看，饿鹘车的使用效能与城墙材质演变密切相关。在城墙多为夯土结构时，饿鹘车能充分发挥其破坏力。随着砖石城墙的普及，其效用逐渐降低。那么，作为中国古代守城方最早、最基础的城防设施，城墙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中国古代城墙的雏形可追溯至龙山文化时期。彼时的城墙已采用夯土技术，并在城墙两侧筑有护城坡。商朝初期，随着城市规模扩大，真正意义上的城墙开始出现，其墙根厚度约20米，高度达10米，并在护城坡铺设碎石以防雨水冲刷。

春秋战国时期，在诸侯争霸的背景下，城墙逐渐变得高大陡直，墙根厚度增至40米，高度超过15米。同时，女墙、角楼、悬门、瓮城、单层城楼和吊桥等防御工事相继出现。魏晋时期，为消除因墙体陡直造成的防守死角，出现了供守城方攻击攻城士兵的平台——“马面”。在筑城材料方面，城墙开始采用三合土夯筑。

唐朝时期，城墙的防护矮墙“冯垣”演变为“羊马城”。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可构成防御火力网的弩台。宋朝更加注重防御，城墙形制结构趋于成熟。为提高抗风雨侵蚀和抵御炮石冲击的能力，砖包土结构在城墙的重点部位广泛使用。此外，城墙建设标准被写入《武经总要》《营造法式》等文献，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

明清时期，城墙形制变化不大，主要进行适应性调整。比如，明朝城墙为架设火炮而加宽部分垛口。这一时期最显著的变化是材质方面，砖石包土的覆盖率远超宋朝，这与火器的普及密不可分。

（曹 波）

责任编辑：陶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