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红

孩子高考出分后，忽然有很多亲朋故旧来问成绩，有的平日几无往来，也自认为负有关心询问的义务。对此我是有点困惑的，说是想听到好消息替你高兴一下，那要是听到坏消息呢？当然，也许啊，听到坏消息会更开心。

哈哈，我有点暗黑了，可能人家只是单纯好奇。但熟人间的好奇，还是因为彼此有可比性。熟人是最具体可感的坐标，主体性不清晰的人，需要靠和别人的相关性来确认自己的位置。

张爱玲曾说，她被她母亲和姑姑培养得对熟人没有一点好奇心，她们是最大限度降低他人和自身相关性的那类人。但张爱玲常写自己家事，她舅舅也说，她会跟自己打听族人往事，也不能说对熟人完全不好奇。

倒不是张爱玲撒谎，她是对熟人作为“熟人”的那一部分不好奇，但对熟人作为“人”的那一部分好奇。

以《金锁记》为例，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说，曹七巧确有其人，是李鸿章家族中的一员。张爱玲也曾说，她笔下人物大多有所本。不难想象，作为华丽家族中的异类，曹七巧的出身做派，一定会让她常为族人议论，一方面是因为真心看不惯她——她做人确实挺差劲，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标榜自身的得体与高贵。

但张爱玲跳出了“熟人”视角，跳出了是非判断，她看到曹七巧作为“人”的异化过程：

“她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

麻油店的生涯，并不像那些少奶奶嘴里那么不堪，曹七巧也是那样可爱的一个卖麻油的姑娘。这种自然延续的生活被命运强行断裂，给她戴上黄金枷锁，发配到异乡，在一个充满质疑的世界，华丽家族也像是蛮荒之地，她成了大家族里的“疯女人”。

张爱玲对于曹七巧的描摹里有一种大悲悯。这种悲悯是因为她割舍掉“熟人”这一身份，否则就只能看到与自己相关的局部，即使有些同情，也是局限并且易碎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看见一切，又理解一切。

还有《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小团圆》里也有她的影子，就是随九莉母亲蕊秋一起去香港散心的离婚女人项八小姐。小说里说得含蓄，但不难拼凑出被她拿下的毕大使原本是蕊秋的追随者。如果张爱玲用“熟人”眼光去看，大概只会像当下某些评论者那样骂一句“绿茶”，替她母亲愤愤然而已。

她摒弃熟人视角，才能在这段香港情事里看到个人与时代命运的交织，理想与俗世碰撞的苍凉与惨淡欢喜，看到更大更开阔的世界。

张爱玲拒绝将他者仅仅视为映照自身优越或确认自身位置的“对象”，她以近乎现象学还原的方式，凝视着曹七巧、白流苏们作为“人”本身的异化、挣扎与存在的荒诞，而非她们在熟人网络中的“位置”或“是非”。

但我最近用“微信读书”看书，点开“书友想法”，发现有些人是相反的操作，管你怎样的伟大著作，他们看到的全是熟人，要用评价熟人的方式品评这些人。

点开《红楼梦》里面的“书友想法”，能看到有人一会儿骂贾宝玉“渣男”，一会儿骂薛宝钗“绿茶”，一会儿因林黛玉说刘姥姥“母蝗虫”而恶语相向——作者写这段肯定不是为了替黛玉招骂，而是表现他也曾有过的少年无知，笑刘姥姥的明明是个群体，林黛玉只是更加牙尖嘴利而已。

对于有些读者这是不能忍的，他们不接受复杂世界，习惯于将三维的立体空间，转换为二维的扁平图景，将复杂的“他者”强行纳入自己熟悉且安全的认知范畴，要求人人都符合他们的期待，这样的阅读也不能说不对，但能吸收到的总是少一点。

即使不作为写作者或者阅读者，用陌生人的眼光看世界，也能获得更多。比如说那天我去菜市，买西红柿时卖菜的女人丢给我一个塑料袋，我搓了半天搓不开，对着塑料袋哈气。卖菜女人看着我笑起来，说：“你真可爱。”然后送了我一只洋葱。

回来路上我很开心，她送我洋葱的行为，脱离了卖家身份，仅仅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捕捉到了另一个让她觉得有趣的人对着塑料袋哈气的、略显笨拙的瞬间。我们不再是社会关系网格上的两个点，而是剥离了标签后，两个独立灵魂在具体情境里的一次单纯碰撞。

超越“熟人好奇心”的维度，是一把开启更广阔世界的钥匙。它邀请我们卸下比较的枷锁，尝试以“初见”的眼光打量周遭——就像《百年孤独》描写的那么新奇：世界新生伊始，诸事未被命名，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那么你看到的，就是独属于你自己的完整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