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

　　东晋时期，是为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君臣共治时期。这一时期之所以形成“君臣共天下”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在东晋南渡与草创的过程中，以王导为代表的琅琊王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王与马，共天下”成为东晋政权得以立足的基石；另一方面，东晋政权想要控制和稳定江南地区的局势，既要依靠南渡的侨姓士族，还要笼络本地的江东士族，司马氏就不能不做出与他们分享权力的姿态。所谓“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的“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方针，就成为东晋立国的基本国策，可以说这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选择。

　　《君臣共天下》是一部阐释东晋王朝如何立国、何以立国的通俗历史著作。从西晋灭亡到东晋建立，原本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线索，作者关河十六州以正史为基点探讨这一段历史，他不仅清晰地梳理出其间复杂的历史线索，且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尤其难得的是，他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在对史料进行条分缕析的基础上，对历史事实有着自己独特的心得和独立的判断。简洁明快、引人入胜的叙述手法，也使得其笔下的东晋门阀政治跌宕起伏、精彩纷呈，让读者一旦拿起这本书，便爱不释手，乃至不忍释卷。

　　被称为琅琊王氏的王导家族，原本开基于两汉时期的琅琊临沂。作为琅琊王氏的第十代子弟，王导从小就志向高远，表现出过人的禀赋。成年后的王导对西晋混乱的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意识到家国本为一体，家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团结在晋朝的旗帜下，王氏家族才有存在和发展的机会。所以，王导将王氏家族的命运与其幕主司马睿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他力主南渡，帮助司马睿远离中原是非之地，在江南开辟一片新天地，以摆脱东海王司马越的直接控制，实现政治上的自立，并最终达成了“收其贤俊，共图大事”的经营江南的目的。

　　这既是东晋得以立国的肇因，也是君臣共治的基础。王导以司马氏为号召，审时度势，循序渐进，步步为营，他主动联合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文武两宗，针对南北不同的客观形势，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合乎时宜地采取了“务在清静”的施政措施，将门阀政治这台机器真正运转起来。而司马睿身为司马皇族的小宗，本来长期处于核心权力圈的边缘，他之所以能够在中土失据、胡羯交侵之际问鼎皇位，完全是靠以王导为代表的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鼎力相助，他既无法独揽朝政，客观上也做不到独裁专制。对于晋元帝司马睿来说，从谏如流，包容各方势力，就不失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如果说南北士族的鼎力相助，决定了东晋政权君臣共治的政治模式，那么维持这种政治模式的前提，就是君权与臣权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其间的分寸其实是很难把握的，君权偏重，会触犯士族的利益，引起反弹；臣权偏重，会造成权臣强藩，直接威胁到朝廷的稳定。东晋立国之后动乱频起、内争不断，正是这种君权与臣权相互冲突的结果——晋元帝不想担皇帝的虚名，他想树立自己的权威，“用申韩之术以救世”，必然与权臣强藩发生矛盾；权臣强藩不想失去既得利益，就会针锋相对、犯上作乱。当政治上的暗斗发展成军事上的明争，最终形成了东晋初期内乱不止的局面。

　　最突出的例子即是王敦之乱。王敦其人，本来是王氏家族武宗的代表人物，曾经为东晋立国立下汗马功劳，却也因此坐大，成为足以左右东晋政局的第一强藩。当晋元帝意欲削弱士族，任用寒门，厉行法术之治时，王敦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反抗，并一举占领建康。控制朝政的王敦虽然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却并没有废除晋元帝，盖因此时当朝的士族大多对王敦起兵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晋元帝的“刻碎之政”既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他们同时却也希望继续维护晋元帝这面旗帜，这是保护他们切身利益的最佳选择。一旦王敦突破底线，觊觎皇位，他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而王敦敏锐地看到这一点，也不得不知难而退。

　　由此可见，东晋初期皇族与士族之间的权力平衡，原本是建立在双方的政治智慧和实力对比之上的。君臣共治已经被皇室和士族共同接受，士族固然不容皇权将自己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皇权也不会被任何一姓士族强藩擅自废弃，只要有任何一方超过了临界点，都会遭到对立双方群起而攻之。晋明帝时期逼反苏峻也是同样的例子，庾亮在晋明帝的支持下架空王导，欲行权威政治之实，既逼反了苏峻，庾亮本人却也重蹈覆辙，最终的结果，还是回到君臣共治的老路上来。

　　在很多人眼中，东晋只是一个偏安与积弱的小朝廷，时当北方陷入混乱之际，司马睿因只知自保、无意北伐饱受诟病。但在作者关河十六州看来，司马睿其实一直将恢复中原与统一南北视作皇权合法性的基础，只是东晋立国之后始终存在着内部不稳、社会整合度不够的问题，司马睿即便有心北伐，也无力付诸行动。所以，关河十六州认为：“什么样的人生处境，通常就决定了什么样的人生态度。”他从正史中寻找真相，从一些与事实有出入的稗官野史中发现潜藏的真实因素，进而得出相对客观公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