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聿温

　　群山、湖泊、戈壁滩，看一眼就心潮澎湃，因为这里是马兰。地窝子、防空洞、纪念碑，看一眼就百感交集，因为这里是马兰。遥远的马兰，神秘的马兰，魂牵梦萦的马兰，今天终于有幸走进了你，目睹你的风采，聆听你的声音，回望你的足迹……

　　一

　　马兰这个富含诗意的名字，出自开国将军张蕴钰（1917-2008）之口。1958年8月，国防部任命张蕴钰为核试验部队的主任，由他负责寻找核试验基地的驻地。张蕴钰经过勘测，选中了新疆罗布泊的一块去处。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却有一片草滩盛开着蓝莹莹的马兰花。马兰花，生命力极其顽强，耐旱耐寒还耐涝，在盐碱地里都能生长。于是，经张蕴钰提议，核试验基地办公生活区便取名为马兰。从此，马兰基地悄然载入史册，一支神秘的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在这里默默无闻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奋斗。直到1992年，中央电视台八一晚会上，毛阿敏献唱一首《马兰谣》，才让人们知道了她——“有一个地方名叫马兰，你要寻找她请西出阳关……”

　　马兰基地，在新疆罗布泊西端，核心部分是博斯腾湖附近的红山核武器科研中心，核试验区在罗布泊深处。上世纪80年代，中心功成身退，旧址随后被和硕县打造成了马兰红山军博园。这里2013年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入选首批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名单。

　　数十年来，我一直有个心愿：瞻仰一下马兰，目睹马兰花开。于是今年特意选定在马兰花开的五六月间，来到马兰。此番马兰行，主要参观红山军博园和马兰烈士陵园。我把这段意义非凡的行程，定义为朝圣之旅，注定要经受一次精神的洗礼和信念的淬火。

　　二

　　群山环绕中的红山旧址，历经岁月风雨，当年的司政机关和科研中心面貌已经模糊，甚至部分简易的土砖楼和地窝子已成断壁残垣，道路也凹凸不平。可是，只要你仔细观察，用心追忆，还是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当年马兰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和顽强拼搏的劲头。

　　我登上蛙鸣山，这是基地内唯一一处自然景观。因山顶造型酷似青蛙，风吹过山体表面凹处会发出类似青蛙叫声而得名。登山鸟瞰，基地布局尽收眼底。基地分为西区、东区。西区是核试验指挥机关及生活区，标志性建筑有将军楼、司令部机关楼、政治部机关楼、防空洞等；东区为科研试验所，保障分队及生活区，标志性建筑有研究所机关楼、物理楼、力学楼、实验楼、程开甲故居等。两区所有房屋都是三层以下，土砖垒起，依山而建，这种独特的建筑布局赋予了显著的防空优势，保障了良好的战备与安全性能。最多时，这里生活着数万名科技工作者和解放军官兵，时时刻刻地厉兵秣马，枕戈待旦，披坚执锐，铸剑擎盾，以期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想一想吧，那是何等的气势，何等的壮观！伫立山顶，游目骋怀，我不由得暗自喟叹：了不起啊，红山！你是让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你是“两弹一星”精神的诞生地之一，也是“马兰精神”的发源地。

　　蛙鸣山脚下就是将军楼。两层高的楼房土砖结构，设计老旧，楼梯外置，完好地保留了当年模样。这里先后住过张蕴钰、白斌等五位基地司令员，也住过两弹元勋邓稼先、王淦昌等一大批科学家。推开斑驳的木门，只见居室面积狭小，褪色的搪瓷缸仍摆在三屉桌上，仿佛主人刚刚离开，陈设仅木板床、长条凳等简单家具。我惊讶于陈设的简朴，却又瞬间了然——那是个各级首长带头艰苦奋斗的年代。房间的墙上挂着镜框，里面是黑白合影照片，照片上的人们或身着第一次授衔的五五式军服，或六五式军服，他们都是革命老前辈、有造诣的科学家。我向他们行注目礼。

　　为了基地首长和科学家的安全，将军楼旁边就是三条防空洞。最长的三号防空洞，全长300米成U形，共有21间洞穴，有供电系统和供排水系统，分作战指挥室、首长室、警卫室、会议室、休息室、洗漱间、配电室等。我进入，从头到尾仔细观看，对先辈们的革命斗志和创造精神充满敬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没有今天这样打通山体隧道的现代化设备，全靠炸药和人工开凿，艰辛可想而知。而敌对势力对我核事业虎视眈眈，或派敌特破坏，或派U-2高空侦察机侦察，或扬言对我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企图一举摧毁我核基地。先辈们随时备战，一旦战争打响即疏散进洞，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哦，夫妻树！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两棵根深叶茂、饱经沧桑的老榆树。它们几乎长在一块，已经合抱粗。我奔过去，轻抚粗粝的树干，感慨不已。旁边标牌上的 “夫妻树”三个字分外醒目，那个书本上的感人故事一下子涌上心头。1963年，工程兵科研三所副所长王茹芝接到任务前往罗布泊参加核试验，按照“上不告父母，下不示妻儿”的保密要求，只对丈夫说是出差，不说去哪里。不意丈夫张相麟随后也奉命前往同一地点出差，两人在榆树沟的两棵老榆树下偶遇，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张爱萍将军闻讯感慨道：“这不正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浪漫主义’吗？”遂将这两棵树命名为“夫妻树”。

　　此刻，我依偎在一座老石桥斑驳的栏杆上，浮想联翩。桥下，流淌着东塔西哈河，河水清澈见底，光滑的鹅卵石静静地享受着河水的温柔，小鱼在欢快地嬉戏。这座简朴的石桥，其貌不扬，却是连接基地西区与东区的必经之桥。广大官兵，尤其是东区的女科技工作者和通信团的女兵、医院的女医生女护士，常在此或读书学习，或散步休息。而今，“美人桥”这个浪漫的名字，就镌刻在桥头边的石碑上。的确，为中国核事业忘我奋斗的她们是一群天底下最美的女人。

　　最吸引我目光、引起我激烈怀想的，还是那道名曰“核之路”的浮雕墙。浮雕墙由28块鲜红颜色的浮雕组成，是我国核试验事业伟大历程的生动展示。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罗布泊大漠，随着一声“起爆”的指令下达，主控站控制台操纵员迅速按下按钮，霎时间，孔雀河畔出现了一道强烈的闪光，地面迅速升腾起一个巨大的火球，惊雷滚滚，壮观瑰丽的蘑菇云冲天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了！从那时到1996年7月29日，中国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其爆炸时间、爆炸方式、爆炸当量，都在这道数十米长的浮雕墙上得以清晰记载。浮雕墙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用雄浑的声音响亮地告诉每一位来访者：艰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无私奉献，做隐姓埋名人。这，就是伟大的马兰精神。

　　三

　　罗布泊号称“死亡之海”，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夏季白天最高气温可达50摄氏度以上，夜里则直线下降到20摄氏度左右。冬季寒风刺骨，最低气温可以达到零下30摄氏度。全年几乎没有降雨，几十公里内没有一棵树，方圆数百公里人迹罕至。试验靶场建设之初，曾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的罗布泊尚未干涸。但因其是咸水湖，湖水不能直接饮用。罗布泊周围的泉水很少，水质矿化度极高，又苦又涩又咸。因此，只能吃更远处的孔雀河的水。其他蔬菜等生活物资，全靠从外面运来。住地窝子、点油灯、啃冷馒头，夏天忍着酷暑和蚊虫叮咬，冬天没有暖气和热水，还要去博斯腾湖边收集芦草干柴，供食堂烧火做饭。第一代马兰人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恶劣的条件下，仅用短短6年时间，就让戈壁滩发出了第一声东方巨响，升起了第一朵令世界瞩目的蘑菇云。

　　中国的科学家，那些放弃了国外优渥生活、个人前途无量学术生涯的科学家，他们为民族、为国家所作出的牺牲奉献，感天动地，永垂青史。

　　王淦昌的短短一句话，成了多少人的座右铭。1961年4月，二机部部长刘杰在办公室会见了从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归国的物理学家王淦昌，向他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研制核武器的决定，请他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当时，王淦昌在世界物理学界声名正隆，离诺贝尔物理学奖只有一步之遥。王淦昌静静地听着任务的下达，胸中涌动着千言万语，但当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此后的17年，王淦昌隐姓埋名，他的名字再也没有在学术交流中出现过。多年之后，他荣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真是实至名归。

　　邓稼先舍生忘死，高大形象矗立于天地之间。1958年的一天，留美归来的物理学家邓稼先对妻子许鹿希说：“我要调动工作了。”妻子问：“调去哪？”邓稼先说：“不能说。”妻子问：“做什么工作？”邓稼先说：“这也不能说。”妻子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那给我一个信箱号码，我给你写信。”邓稼先说：“这恐怕也不行。”妻子一脸茫然：“真奇怪。”邓稼先满怀歉意地说：“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又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没过几天，邓稼先就走了，这一去就是28年。在我国进行的核试验中，邓稼先亲自在现场主持了15次。1979年的一次氢弹试验中，飞机空投下的氢弹降落，伞却没有打开，氢弹直接摔到了地上。正在现场指挥的邓稼先不顾阻拦，不怕辐射，第一个冲进试验场，他要亲自找出原因。1985年，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虽然步履艰难，但他仍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他在生命的最后12天，仍与于敏等讨论技术发展建议书。他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郭永怀的为国捐躯，什么时候说起来都让人热泪盈眶。1968年12月5日凌晨，力学家郭永怀搭乘的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时遇到险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郭永怀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抱在一起，把随身携带的皮质公文包夹在胸口，希望能够用血肉之躯保护好至关重要的核试验绝密资料。飞机坠毁了，机上乘客全部遇难。但郭永怀用生命保护下来的绝密资料完好无损，保证了我国第一枚热核导弹发射成功。

　　1966年10月下旬，进行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这是核武器形成战斗力的关键。执行指挥操作任务的七个人，从基地第一试验部政委、参谋长到技术助理员、操作员，人人留下了遗书，还向组织上递交了生死状，表示“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导弹旁”。因为中国当时技术条件有限，“两弹”结合的发射控制室只能设在离发射点一百多米远、地下6米深的位置。如果发射出现意外，原子弹在发射阵地爆炸，谁也不敢保证他们能够活下来。狭小的地下发射控制室里安装了两台氧气发生器，储备了可用一周的水和干粮，如果他们能意外存活，这些物资可以保证他们生存7天。最终，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执行任务的七人后来被誉为“七勇士”。

　　中国的核之路，就是这样坎坷而艰辛，就是这样激动人心可歌可泣。

　　我还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1984年，我国氢弹理论设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核工业部九院九所公推，早已调离九院的彭桓武院士名列第一。当九所的同事们把领回来的奖章和奖牌交由他保存时，他坚决不收，提议放在九所里，送给所有为这项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他随手写下一副对联：“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这副对联，既是突破“两弹一星”的真实写照，也是突破“两弹一星”的宝贵经验。

　　四

　　在马兰基地西侧，有一个松柏常青、绿荫蔽日、安静而肃穆的地方，这就是马兰革命烈士陵园。陵园修建于1998年，北枕巍巍天山，南眺博斯腾湖。它的落成，终于让那些为中国的核事业而献出宝贵生命的人们有了安息之地。陵园入口处，21米高的纪念碑巍然屹立，碑体呈字母“H”的立体造型，是“核”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象征着中国核试验基地，代表着中国核试验事业。纪念碑顶端的红色五角星熠熠生辉，由朱光亚于1998年4月题写的“马兰革命烈士纪念碑”几个大字闪着金色的光芒。多么庄严圣洁的墓地啊！我将一束洁白的菊花献于碑前的底座上，并恭恭敬敬地三鞠躬，向长眠在此的烈士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轻轻地，轻轻地，放缓脚步，逐一凭吊，生怕扰了这里安息的灵魂。端详墓碑，见长眠在这方热土下的，有“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朱光亚、程开甲，有开国将军陈士榘、陈彬，有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达，有中国工程院院士林俊德、乔登江，而更多的则是一辈子隐姓埋名的普通官兵和工人群众。他们有的在工作现场壮烈牺牲，有的在抢救国家财产中以身殉职，有的在平凡的岗位上积劳成疾悄然逝世……令人震撼的是，竟有数十座无名坟茔，墓碑的正面黑色方框内是空白，边上刻着“大漠忠魂”四个字，碑的背面刻着一行黑字：“由于历史原因，逝者资料失却。我们永远怀念为中国核试验作出贡献的人们。”那一刻，我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长眠在这里的人们，无论留没留下名字，也无论职位高低、贡献大小，他们都以倾己一生的拼搏奉献，尽了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军人、一名公民应尽的义务，瞬间的辉煌铸就了共和国的和平盾牌……

　　在马兰基地寻访的几天里，我无时无刻不处于感动之中。我必须援引马兰革命烈士纪念碑底座上的一段碑文，作为这篇文字的结尾：

　　“……他们的生命已经逝去，但后来者懂得，正是这种苍凉与悲壮才使‘和平’显得更加珍贵。安息吧！前人所钟爱的事业将继续下去，直到世界宁静之日；他们创造的‘艰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无私奉献做隐姓埋名人’的马兰精神，已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英名将彪炳史册，激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