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24日上午，由上海城隍庙主办的“《盟约：道教法箓的精神内涵与授度仪式》新书座谈会”在上海举行。参会嘉宾包括来自海内外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道教研究专家和学者，以及全国十多座宫观、道教学院的道长，出版方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会议由上海城隍庙吉宏忠道长主持，包括出版方代表致辞、作者阐述、嘉宾发言、作者回应和主持人总结等环节。

出版背景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吕健】首先介绍了该社在道教文献和研究著作出版方面的工作。他提到，改革开放初期，该社出版了《道教史资料》《道藏要辑选刊》等重要文献，还引进了福井康顺的《道教》、索安的《西方道教研究史》等海外道教研究书籍。此外，该社还关注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陈国符的《中国外丹黄白法考》，以及詹石窗、罗争鸣等学者的著作。目前，该社正与上海城隍庙合作开展“海外道教研究译丛项目”，期望引进更多优秀的海外道教研究著作，并与各大道教宫观及专家学者合作，推出更多高质量的道教研究作品。

价值与意义

新路径、新认知

座谈会伊始，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柏夷（Stephen R.Bokenkamp）】教授指出，自1921年重印本《正统道藏》面世以来，学术界一直在探索道教思想的本质及其起源，但如何将如此多元的宗教实践归于一个宗教，道教研究仍缺乏统一的方向。《盟约》一书提出了道教的核心思想，开启了新的讨论和研究路径。在他四十余年道教研究的历程中， 这是第一次学者提供了可靠的“道教”定义。这既是对以往学术界的挑战，也是对传统观点的重新审视。

【蔡林波】教授从历史语境的角度分析，先秦时期的“册命”与“盟约”是维系诸侯与周王之间政治纽带的核心机制，而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正是在这一制度框架下逐步展开的。陶金将这一历史背景下的契约精神引入道教研究，不仅揭示了中国古代最核心的宗教历史逻辑——天道信仰，还揭示了后世道教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所有“道民”这一群体赋予了价值。

【张超然】教授强调，《盟约》的研究不仅限于学术层面，还回应了学界对道教经典的疑问，直接面对了当代道教在传承与发展上的现实困境。以鹤鸣山、鹿堂山“两次盟约”为例，《盟约》帮助我们理解了经典中看似矛盾、难以捉摸的地方，从而为道教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

【朱永清】博士从跨学科的角度阐述了《盟约》对其他学科与领域的重要意义，认为其最大的启发在于将道教的内史研究与外史研究相融合，尤其对宋初政治史等“外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双重视角

鉴于作者兼具奉道者、建筑师与学者的多重身份，与会者的讨论自然聚焦于《盟约》所呈现的学术与宗教的双重意义。【蔡林波】教授指出，书中对历史文献的梳理、考证，以及比较宗教学的研究方法都较为娴熟，可以被称为“基于现代学术视野的求道之作”，是对当代中国道教正本清源的一项工作。为道教界探索自身义理、思想逻辑和宗教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

【李福】教授表示，从比较宗教学的视角出发，宗教与宗教学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类似于行业内专家与行业外观察者的不同视角。《盟约》的成功之处在于，将外部研究者的视角融入了道教实践者的内部视角，既有学术深度，又贴近信仰实践。

【黄晓峰】先生提出，宗教研究不仅局限于理论层面，还包括丰富的实践维度，其生命力在于仪式、修行和社区生活的紧密结合。《盟约》展现了一个信仰者如何从内部深入构建宗教义理，这与许多从外部观察和分析的学者视角形成鲜明对比。这并非简单的对错问题，而是视角的差异。这种由内而外的宗教理解，往往更加贴近信仰者的真实体验。

写作方式

《盟约》的写作方式与以往的学术著作有所不同，又有别于以往的道教内部写作。【张超然】教授表示，《盟约》的纲目清晰，每一部分的讨论都先置于中国文化的背景脉络中，追溯其基本原型，再通过精确的道教文献来构建其对相关观念的理解。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广泛收集了当代学者的意见，并与他们进行了深入的对话。【王驰】博士将《盟约》的写作称为“片面深入”的经典案例，展示了道教多棱镜中的一个独特侧面，提供了迄今为止对于盟威道最为深入的洞察。对于可能引发的激烈讨论，他认为这也许正是作者所期望的，中国哲学的许多流派也都是这样形成的。【曹凌】教授认为，作者以“盟约”作为线索，清晰、明确地将道教串联起来，避免了学界目前过于琐碎的考证，具有教内叙事特色，足以引起讨论。

【黄瑛】教授以基督教神学为参照，指出《盟约》在义理研究方面的工作与基督教的系统神学相似。与道教一样，基督教的教义体系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可以划分为上帝论、创造论、人论与罪论、神灵论、基督论、救赎论、教会论和终末论等八个主要部分。陶金在书中不仅仅是在讨论“盟约”这一概念，而是以此构建了一个全面的道教教义体系。教义的建构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它不仅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更需要运用历史、实践和哲学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

义理、实践与改革

信仰与实践

在当代道教的发展进程中，义理的当代阐释已成为一项迫切需求，同时也为道教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关键的突破口。【梁崇雄】道长表示，《盟约》从现代的视角对道教经典义理进行了总结和阐释，这正有助于奉道者深入理解道教义理，从而对修行实践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彭理福】道长谈到，目前所见的教内、教外著述都具有缺乏实践关联，派系或个人立场较重等问题。《盟约》则较为公正地表述了学道、奉道的基本途径，对信仰和仪式实践的描述也非常准确且清晰。

回顾与前瞻

《盟约》中，作者着重强调了作为创教原点的公元142年鹤鸣山盟约，并以此作为一个祖述的“原点”。【喻晓】先生提及，陶金的建筑师背景，让他的治学思维有自身的特点，也就是强烈的目标导向。在推导出自己的论点之先，他就回归道教史的滥觞，精准地找到了最有力的抓手，由此再进一步进行传统与当代的对谈之中去。《盟约》提醒我们，所有的讨论都要基于一个有共识的“原点”。【许蔚】教授认为，作者所强调的以以往标准来指导当下的“自我修正”行为在道教历史上并非新事，著名的科仪宗师金允中便以灵宝法为基准，设计了一套宏大的道教改革计划。张红志博士强调，《盟约》点明了道教接续了周、汉国家制度以及儒家思想，并发展出了自身独特的义理与制度，突破了以往的外来宗教刺激论。

作为非典型著作，【胡劼辰】教授将《盟约》比作一首对一千八百年前汉末盟威道的乡愁诗。该书有着强烈的芝加哥学派意味，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灵魂在《盟约》中与作者同在。这本书试图构建一个理想化的模型，唤醒当代道教失落的宗教精神，强调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平等与民众

【白照杰】研究员指出，《盟约》特别关注了“理性”“平等”“自由”“同命”等精神，这反映了当代奉道者处理现代问题的意识，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书籍来帮助道士与信众更好地理解道教。【毛帝胜】博士谈及，他在有关伊斯兰教与巴哈伊的研究中发现，学者们特别强调自由、平等和博爱等价值观，并关注当下和未来的问题。《盟约》将早期道教碎片化的信息以及当下基层的实践、传承结合到一起，不仅讨论历史，更是为道教的当下和未来发展提供指导。【王驰】博士认为，《盟约》中所突出的道民在大道面前的平等，有助于打破宋代以后形成的道教官僚体制以及强权性垄断。

从性别平等的角度，【张琬容】博士肯定了书中对女性主义的关注和理解，尤其是由《将军箓》延伸出来的一系列生命仪式，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书中提到由“仙”“灵”二箓相契，共享道气所延伸出的婚姻家庭关系可能是道教进入道民日常生活的一条可能路径。世俗生活被转换成为具有神圣性的仪式实践，以家庭作为社会最小的单位，其影响可以扩散到社群之中，构建具有延续性的神圣时间与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道教不仅要为“离俗”之人提供庇护，而且需要进入更广泛人群的生活场景之中，给予信仰上的庇护。

【张春】道长表示，《盟约》通过很多历史案例强调了道士应该具有的民众性和共情力，这为道士如何融入社区，建立和维护关系，成为地方层面的祭酒提供了诸多指导。【朱海青】先生表示，作者一再提及的“神不饮食，师不受钱”的“清约”，是捍卫信仰纯正性的重要保障。在“清约”之下所发衍出了在生活中实践道教的方式，而不是让生活让位于道教。教义与戒律能够将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转变为道民的生活状态。对此，【李永征】道长也主张对“只有清修、独身的道士才能成道”这样一种误解进行澄清，早期文献显示出，道教与社会活动是非常紧密的。

体系与制度

构建一套自洽的义理体系是《盟约》的重要着眼点，也是与会者讨论的焦点。【王驰】博士表示，他看完《盟约》之后，十分关心未来的改革纲领及落地方案。《盟约》中暗喻了一些可能性方案，需要引起重视。【车高飞】道长说，《盟约》打破了“道教是一种组织分散的宗教”的固有认知，重新阐释了道教团体的管理制度，展示了一个组织严密、有着严谨神学思想支撑的体系。书中还提到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一方面为道教组织赋予了社会责任，也为发展指明了方向。

法箓的背后是一整套严谨的教团科律制度，而《盟约》一书的撰写初衷便是应对现实中的法箓授度。【杨世华】道长呼吁，为了促进道教的健康发展，建议对道教的传度授箓传统进行重新整理，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黄新华】道长、【朱海青】先生、【李永征】道长也都对授箓制度这一议题发表了看法。

跨宗教对话

传统上，学者常将道教与佛教一同进行比较研究，但这往往造成道教主体性的损失。《盟约》的研究特色之一，是将道教与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教进行了比较。【杨世华】道长说，《盟约》不仅深入研究了道教的授箓问题，还将道教与其他宗教，甚至犹太教进行了比较分析。【柏夷】教授认为，《盟约》先将道教进行了清晰的定义，然后还探讨了道教在全球宗教文化中的地位，这一点对于道教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由此就可以将道教与其他宗教进行严肃的对话。我一直认为道教自身的特质对目前世界范围内既有的对“宗教”的理解是一种挑战。而《盟约》不仅丰富了我们对道教历史和思想的理解，也为道教在世界宗教体系中的位置提供了新的视角。【李福】教授也认为，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讨论了道教本身，还将道教置于宗教对话的广阔背景中。在比较宗教学的研究中，道教虽然重要，但往往被边缘化。本书通过将道教与其他宗教进行比较，不仅为道教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宗教学领域提供了宝贵的贡献。

【张超然】教授在台湾辅仁大学负责讲授道教课程，因此经常需要与佛教、基督教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他表示，《盟约》的这部作品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实现了“让道教自己说话”的目的。作者还将道教与基督教、犹太教等亚伯拉罕宗教进行了比较，这不仅凸显了道教作为制度性宗教的普遍性特质，也展现了其独特性。【彭理福】道长也表示，《盟约》采取了不同的视角，将道教与世界宗教进行对话、比较以揭示共性，因此是道教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做到了让道教“自己说话”。

【黄瑛】教授还表示，在当今社会，将道教义理与其他宗教义理进行比较，其意义早已不在于评判宗教的高低，而在于促进现代意义上的跨学科、跨文化交流。【喻晓】先生提到，无论大众接受与否，道教和基督教一样，都发端于“启示”（道经中叫做“下教”），这也是二者“可比较”的前提。启示宗教并不是亚伯拉罕宗教的“专利”，不能将这两个概念画等号。将启示性宗教的研究范式应用于道教，更不意味着道教的西化、基督教化。这是通过找类同和找不同的方式看清自身，是典型的比较宗教学研究方法。因此，未来我们甚至也可以从道教的视角来对犹太教、基督宗教进行研究。

【梁崇雄】道长认为，回顾道教历史，其发展历程中不断向不同社会形态学习，如今的中国已实现现代化，传统儒家思想不再主流，所以道教所面临的发展挑战，不妨借鉴其他宗教的成功经验，尤其是亚伯拉罕宗教。【朱海青】先生表示，有人担忧陶金在书中将道教与西方宗教进行比较，是否意味着要将道教“基督化”。但他作为道民来说，如果某些具体形式能够为在日常生活中修行提供方便，加深信仰，并最终指向身后的升度，便不再是问题。

【郭宗默】道长对书中的跨宗教比较研究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基督教的视角强调对于“神”的关注，而在传统道教的义理体系常围绕“道法自然”这一概念进行讨论，“神”的问题并不应作为讨论焦点，尤其是不应该占据义理讨论的中心地位。所以，他更关注于佛教跟道教之间的关系，也更倾向于从佛教中汲取经验以促进道教的发展。

问题与建议

研究方法

除【罗争鸣】等学者提出了本书引用体例上的问题外，关于本书的研究方法是与会学者的另一个重要议题。

【李福】教授特别讨论了有关比较宗教学的问题，认为比较宗教学的核心任务是比较不同宗教之间的差异，就此而言，汉末道教的形成过程与早期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分裂出来的过程具有可比性，但具体到个别思想，仍然需要进行反复甄别，比如“复活”的思想。【祝逸雯】博士注意到《盟约》一书“伊利亚德式”（Eliadian）宗教现象学的研究方法，这也意味着会带入该学派的一些固有弱点，如本质论和化约论。在《盟约》中，作者似乎一直在追寻事物背后的本质，试图将它们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观点。但对于道教这样复杂的体系来说，这种做法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

【李非凡】博士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盟约》在道教研究的“自我革命”“区域自治”“逃避统治”三种模型之中可归属第二种，以施舟人教授作为代表，其较多地强调了中央——地方这种二元框架。他建议引入福柯（MichelFaucoult）的“异托邦”（Heterotopia）作为第四种模型，以揭示道教在社会中承担的庇护功能。这一概念的引入可以揭示道教所具有的先锋性、批判性和革命性的一面。

从历史的角度，【白照杰】研究员指出，目前学界对早期道教、唐代道教的研究往往赖于某些回溯式的体系化想象，如此重构的道教并不一定真实存在，而只能仅仅作为理想中的模型。【曹凌】教授则认为，本书主要采取了道教教内史路径，但仍需要拓展在社会史或社会变迁方面的关注。

从哲学的角度，【郭宗默】道长表示，道门内部有“神道”与“老庄”两种认知倾向，应予以调和之。由此，他建议，相对于目前《盟约》从具体教团制度以及现代精神入手去阐释道教义理，应结合老庄义学来对道教义理进行现代化阐释，或至少两个层面可同步进行。

宗教精神

《盟约》一书中总结出早期道教理性、自由、平等与同命等宗教精神，这也成为与会者较为关注的聚焦点。【王驰】博士表示，理性、自由、平等这些概念在欧美社会长期被视为主流价值观，虽然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包含了类似的词汇，但其具体内涵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释有着本质的不同，作者仍需要进一步明确和阐释。

【白照杰】博士表示，道教本体论层面的平等并不等同于现实社会实践中的平等，要实现更深刻的平等，需首先承认这种宗教实践与理论宣称之间的落差，继而通过道教在社会层面的制度改进推动更实质性的平等建构。

批判与兼容

在《盟约》中，作者特别强调以“神不饮食，师不受钱”作为“判教”的准绳，这也使得如何确立教内的评判体系成为座谈会的一个讨论热点。【王驰】博士提出，《盟约》具有极强的教内批判意识和教义建构意识。教义建构的开始往往偏激，但最终的目标应是整合各方，达到道教内部各个派系群体的平衡，以及与国家、主流价值观的平衡。【白照杰】博士继续指出，广义的正一道教是通过历代不断包容吸收其他经教传统而形成的，而《盟约》中呈现的正一道却是不断地通过排他以确立自身，这种自我确证是否会有损于道教最初的包容性？但如果只强调道教包容性的一面，反而也会使道教变得孱弱无力。

《盟约》的第一章称作“前夜”，意指鹤鸣山盟约降授之前“人鬼错乱”“日有千鬼飞行”的失序昏暗时代。【蔡林波】教授表示，虽然天师道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新的宗教形式，但中国文明史并不像欧洲基督教文明那样具有颠覆性。用“前夜”似有不妥。【彭理福】道长也认为，这样的提法可能会给人一种道教与过去传统割裂的印象，缺少了对“继承”的强调。【张红志】博士提到，道教实际继承了“汉学”的诸多内容，以“继承损益”来描述更为恰当。

【白照杰】博士则表示，作者使用“前夜”的意图在于突出“断裂”，因为只有通过强调断裂，才能凸显其革命性。正是由于深层次的纠葛，这种断裂感才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对于与“前夜”同样具有强烈语气的“革命”一词，【喻晓】先生则强调，如今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范式、话语体系已经多元化了，但不能因此就讳谈“革命”。从教义视角来看，中国最为熟悉的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宗教，都是通过信仰革命运动而形成的。

在《盟约》中，作者一方面言明了大道在历史中曾经屡次“下教”的义理概念，又特别强调了鹤鸣山盟约以“三天”取代“六天”的革命性与原创性。对此，【曹凌】教授认为，是否应将鹤鸣山之前的所有降授都应该归入“六天”道法的范畴仍需要进一步明确。【王驰】博士也提出，随着历史的发展，张天师之后也出现了其他的“代理人”，如天台山老君向葛仙公传授灵宝经，南真魏元君向王褒真人传授上清经等情况。这些降授与鹤鸣山盟约的关系是怎样的？仍然需要进一步详明。

在《盟约》中，作者秉持“清约”为准绳，对于宋代以后出现的道法传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评。【曹凌】教授认为，宋元道教祭祀经济违背“清约”的情况可能并非道教自身的变化，而是与整个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如佛教的水陆法会也在宋元时期兴起，而佛教与道教在早期都是反对俗祠和血食祭祀的。佛道二教在宋元时期都回归到了祭祀经济，是非常有趣且进一步研究的现象。【车高飞】道长则希望作者能在未来能进一步解释宋元时期如此剧烈转折变化的成因，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历史现象。【白照杰】博士则从包容性的角度，希望作者进一步思考如何把宋代以来道教出现的新传统包容进来。

此外，【彭理福】道长与【张红志】博士都希望未来能进一步详明宋元以降不同道派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将全真派的科仪以及法箓授度纳入到讨论之中。

与会部分嘉宾，从上至下，从左至右：杨世华、梁崇雄、彭理福、罗争鸣、喻晓、祝逸雯、许蔚、白照杰、胡劼辰、张琬容、毛帝胜、张红志、李非凡、张春、朱海青、李永征、车高飞、黄新华、郭宗默

总结

会议的最后，上海城隍庙住持吉宏忠道长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吉道长表示，《盟约》是对于道教义理构建的一次尝试。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海道教界就已经意识到关于道教教义思想构建的重要性。一个宗教要想真正发扬光大，首先必须建立坚实的教义思想基础。教义就像是宗教的一面旗帜，只有高举这面旗帜，清晰地向世人展示我们的身份和信仰的核心，宗教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上海城隍庙目前启动了“新时代道教教义思想阐释”这一关键任务，旨在对现有道教教义的深入理解和解释，以期更有效地传达其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希望能够确保道教教义的传承与创新并重，既尊重传统，又积极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举办这次座谈会，也是希望在未来的新时代道教教义阐释工作中得到在座的各位大德、老师们的继续支持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