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驶在甘新公路兰州至肃州段上的运油车队。

甘肃省车驼管理局致交通部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的代电（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抗战时期的兰州。

袁志学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全民族抗日战争期间，在国共合作、中苏联手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建立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一步取得国际援助，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建立了一条以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甘肃兰州、陕西西安为联接点，包括空中航线、陆路运输和通信联系等功能的西北国际交通线，加强了中国同苏联及世界其他反法西斯力量的联系，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建立国际交通线上的“联络站”

1931年，日本军队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日军又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础上，国共两党再度合作。9月2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为西北国际交通线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全民族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建立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一步取得国际援助，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建立了一条以新疆迪化（乌鲁木齐）、甘肃兰州、陕西西安为联接点，包括空中航线、陆路运输和通讯联系等功能的西北国际交通线，加强了中国同苏联及世界其他反法西斯力量的联系。这条西北国际交通线成为中苏两国最重要的沟通渠道。苏联援华人员及各种军事装备、飞机、汽车、汽油、药品、被服等物资沿这条交通线来到中国，各地的办事处成为通往苏联国际交通线上重要的接待站和转运站。

1937年4月，中共中央通过苏联的斡旋，派陈云、滕代远等人进入新疆迪化，与盛世才取得联系。经协商，盛世才同意红西路军左支队进入新疆，陈云和滕代远作为中共派驻新疆的第一任代表，领导开展新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同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派周小舟以八路军代表身份抵达迪化，就成立八路军办事处等事宜与盛世才协商。在陈云、滕代远、邓发和周小舟的努力下，盛世才同意在迪化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滕代远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办事处对外称“南梁第三招待所”，受中共中央领导，并且直接同共产国际和苏联联系。

1937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派张文彬、彭加伦等7名同志到达兰州，携周恩来、叶剑英给国民党甘肃省代主席贺耀组的亲笔信，协商建立办事机构、营救红西路军的问题。10天后，借住兰州市南滩街54号前院办公，对外称“彭公馆”，后正式更名为“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也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7月29日，中共中央派谢觉哉同志到兰州，同贺耀组进一步协商设立中共办事机构、营救红西路军的问题。8月17日，谢觉哉、彭加伦向贺耀组正式提出了打通国际交通线的问题。兰州作为这条交通线上的重要支点，在兰州的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为保障这一交通线的畅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进一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加强对外联络，做好营救红西路军的工作，中共中央在西安建立红军办事处。1937年9月，西安红军联络处改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不仅加强了兰州办事处同延安中共中央的联系，而且使延安、西安、兰州、迪化直至苏联的联系连成一线，更加密切。

开辟战时西北国际大通道

修建甘新公路，开辟陆路交通。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各地相继沦陷，与内陆交通中断。在这种情况下，从陆路打通国际通道，并以主干线联接国内各地，是打破帝国主义经济封锁的重要途径。

1938年1月，苏联政府为了援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赠送给中国政府500辆吉斯五型三吨半卡车，载着中国政府从苏联购买的1500多吨汽油，从苏联进入新疆后，由新疆古驿道进入甘肃，经玉门、嘉峪关、酒泉、武威、河口到兰州，硬是在本来就没有路的沙漠戈壁上压出了一条“大道”。但这条古驿道，路面不平，有的路段十分狭窄，不能适应源源而来的军事物资运输。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决定以西安到兰州的公路为基础，成立交通部西北公路局，修筑甘新公路。1938年5月动工，随后在甘肃武威成立工程处，河西每县设一工程段，正式开工修建。新疆境内由该省设立公路局负责修建迪化至甘新交界星星峡的公路。到1939年甘新公路全线完工。为了给苏联援华人员提供必要的食宿，甘新公路沿线各县均设有招待所，当时被人们称为“俄国站”。为了保障陆路交通线的畅通，早在1937年10月，苏联就在兰州设立了军事代表处和外交代表处。1938年4月，中国政府在兰州设立驻兰州特派员办事处，后改为外交部驻甘特派员公署，负责中苏之间的联络和协调。

改善空中航线，保障中苏空运。苏联同中国新疆的航空线，在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前就已开通。从莫斯科到阿拉木图、从阿拉木图到迪化之间，苏联的飞机经常往来。为了完善迪化到兰州及中国内地的航空运输线，中国政府作了许多努力，保障这条空中通道的畅通。中国为此在兰州设立了第四路司令部(也称兰州空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协调西北国际航空线的空中飞行，保证空中安全，地勤补给系统也在兰州设立了负责飞机修理的空军第七总站，除兰州机场外，另辖东古城机场(今榆中境内)、西固城机场(今西固境内)、中川机场及临洮机场。在抗战爆发后，政府组织动员了大批人力、物力、财力，日夜赶修兰州、武威、张掖、酒泉的4个飞机场，为完善国际航空线，保障国际通道的畅通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使西北国际航线在抗战时期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建立通信联络系统，完善西北国际大通道。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前，地处内陆腹地的西北通信联络很不发达。为了加强国际联络，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新的需要，苏联和中国政府在加强通信联络方面都作了一定的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到达陕甘后，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下也加强了自己的通信联络系统。

1937年，新疆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协商决定在迪化建立“大电台”，也叫国际电台(即第十五电台)。苏联方面运来了天线、电杆、水泥和全部机器设备，派出以乌索夫总工程师为首的10名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援建。国际电台于1938年竣工后投入使用，其联络点在国际方面有苏联的阿拉木图，国内解放区有延安，国民党统治区有兰州、重庆等地。该电台夜间与延安、阿拉木图联络，白天与重庆、兰州等地联络。当时新疆八路军办事处与延安之间的联系全部通过国际电台进行。

与此同时，国际电台还负责收译苏联塔斯社新闻稿的任务。另外，新疆为了保障西北国际交通线的畅通，特意对甘新交界地带的哈密电台进行改善、强化。设在兰州的苏联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也建有自己的电台，负责同苏联及西北国际通道沿线各联络点的联系。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由于当时自己没有电台，便利用苏联代表处的电台与延安的中共中央联系。

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无线电工程的段子俊随从陈云同志等5人从苏联回国时，带回了一批电讯器材，于1938年1月从迪化到达兰州，之后从兰州经西安回到延安，于1938年4月建立了一台功率较大的无线电台，开通了延安与莫斯科的直接联系。

无线电通信联络系统的建立，加强了中苏之间及西北国际交通线各联接点之间的相互联系，使西北国际通道进一步完善，为西北国际交通线在抗战期间发挥重要作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西北国际交通线发挥的重要作用

西北国际交通线的建立，使东西方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联系在了一起，共同抵抗法西斯势力的侵略，特别使中苏两国政府和人民联合起来反抗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国内使作为抗日后方的西北和西南紧密联系，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红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后，左支队在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等同志率领下西行从甘新边界进入新疆。后来左支队干部战士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组织领导下，开展文化和政治学习，进行了军事技术方面汽车驾驶和修理、装甲车驾驶、炮兵技术、无线电通信技术、军医兽医、情报技术和航空技术与飞行的学习训练。从1938年到1940年，左支队干部战士在新疆完成学习任务后，除学习航空技术与飞行的同志外，其余分批乘飞机或汽车经西北国际交通线回到延安，奔赴抗日前线，为全民族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学习航空技术与飞行的干部战士在中共中央的营救下，经帮助也于1946年6月安全回到延安，成为我党我军第一批航空人才，为新中国空军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同志及高金城等一批爱国进步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在甘肃河西走廊对红西路军将士进行组织营救，使他们沿西北国际交通线从河西到达兰州，随后设法从兰州或西安直接进入解放区回到延安。

1937年10月，根据《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经中苏两国协商，苏联政府选派了援华空军志愿队(主要是驱逐机)和援华航空运输志愿队及相当数量的技术人员和地勤人员，从阿拉木图经迪化到兰州，除部分留在兰州参加保护西北国际交通线的空中作战以外，大部分从兰州转飞各战区直接实施对日作战。仅1937年11月7日以前，到达兰州的飞机已有50多架，志愿队人员150多人，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广大官兵与中国空军协同配合、拼死战斗，在武汉保卫战、兰州大空战等战场上给日本空军以有力的打击。许多苏联儿女血洒长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英勇牺牲。航空运输志愿队的健儿们在中苏之间进行了大批战略物资的转运任务，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后备保障。

除了空中运输以外，苏联援华物资主要通过陆路从苏联的阿拉木图等地经霍尔果斯、塔城等地，再经迪化、哈密沿河西走廊到达兰州，再由兰州转运到各大战区。1938年1月，苏联援赠中国的500辆汽车满载汽油沿西北国际交通线到达兰州。在此后的时间里，苏联援华运输车队源源不断地在中苏之间进行物资运输。中国政府也利用苏联援华的汽车组成汽车兵团，直接从新疆境内接运援华物资。

八路军驻新疆、兰州、西安办事处在西北国际交通线上承担了莫斯科和延安之间物资和药品、书籍的转运任务。1937年底到1938年初，新疆人民首批支援八路军的2万件皮衣，用汽车和骆驼分批从迪化运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然后由兰州转运到长武，再收转运往抗日前线。1937年底，滕代远从新疆返回延安时，带回高射机枪4挺、子弹200万发、西药400公斤，沿西北国际交通线顺利到达目的地。1938年1月，邓发将新疆人民捐献的200万两（新疆旧币）款项，从苏联购买500瓶鹿茸精和一批电讯器材沿西北国际交通线运往延安。1940年1月，红西路军总支队指战员集体返回延安时，除携带随身自卫武器外，还带着机枪4挺、子弹43万发，分别乘飞机、汽车从西北国际交通线到达延安。这些武器和物资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全民族抗日战争期间，利用西北国际交通线往返于莫斯科和延安之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有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蔡畅、刘亚楼等，还有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胡志明、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等。特别需要强调的是1938年6月，王稼祥同志携带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重要文件，从莫斯科经迪化、兰州回到延安，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维护党的领导集体团结与统一，领导全国人民推动全民族抗日战争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中共赴苏联学习、治病的党员干部和其他进步人士，以及经迪化、兰州、西安等地八路军办事处选送赴延安的进步青年，都是通过西北国际交通线顺利到达目的地。

国民党政府及苏联、美国政府官员也通过西北国际交通线往来于莫斯科、重庆等地。1940年苏联驻华武官、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崔可夫赴华从莫斯科经迪化、兰州到达重庆。1945年4月20日，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彼德罗夫从莫斯科经迪化、兰州去重庆赴任。1941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从苏联经新疆到重庆，在兰州时说：“取道中国后门(兰州)飞往重庆，发现一面抗战，一面建设，深为盟国庆幸。”1942年8月20日，蒋介石从重庆飞抵兰州，在兰州召开甘、宁、青、新军事会议，29日飞往酒泉、玉门、张掖、武威视察后又转赴兰州、天水等地。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也从苏联经西北国际交通线，取道兰州访华。

全民族抗日战争期间，西北国际交通线的建立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它所产生的历史作用是重要而深远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万民在其著作《战争生命线——抗战时期的中国对外交通》中说，西北国际交通线是“中国境内延伸距离最长、运行时间最长，也是最安全的国际交通线，成了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生命线”。苏联通过西北国际交通线给予中国飞机、火炮等军火物资，并派专家及大量的志愿飞行员来中国参加作战，援助中国的抗战。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西北国际交通线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国际的联系，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