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挥舞的关税大棒正将世界拖入新的贸易战阴云，但这并非孤立的政治癫狂。这看似是孤立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会发现这一系列政策与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金融秩序及其核心——美元的关键货币地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美元霸权的两大核心机制——"铸币税效应"让美国通过发行美元获取"过度特权"；而"善意忽略"原则则使美国长期维持国际收支赤字而无需结构性调整。这种特殊地位的代价沉重而隐蔽：联邦债务飙升、金融过度自由化、制造业空心化。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并非偶然，而是对美元霸权带来的长期结构性矛盾的回应。当曾经支撑美国全球霸权的制造业大量向海外转移，失业问题日益严重，美国政策制定者不得不直面这一残酷现实：关键货币地位已让美国在霸权的荣耀中付出了过高代价。

本文节选自《把脉：全球巨变与中国经济》第二章，解读当下国际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冲突的本质，以更合理的视角思考中国以及个人该如何应对这场全球巨变。

【文/ 高柏】

“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在经历最深刻的变化。为了理解近年的保护主义和贸易争端等新国际形势，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特朗普得以总统大选中胜出？为什么他的竞选口号和执政纲领以“反建制”为特征？为什么他的一个重要纲领是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什么是“建制”。建制在美国对外关系中就是“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要理解特朗普为什么“反建制”，我们必须理解这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础以及美国在维持这个秩序时获得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

特朗普于2025年1月23日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视频演讲

1947年开始的冷战可以说是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发展的分水岭。英国前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1946年访问美国时发表了重要的“铁幕演说”，1947年2月，美国驻苏联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撰写了被认为是冷战纲领的“长电报”，同年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正式宣布“马歇尔计划”。这些是冷战开始的标志性事件。

美国在冷战中拉拢盟友的努力是战后国际金融和贸易秩序发展最大的推动力。在金融领域，美国一改战后最初两年不愿提供流动性的立场，通过马歇尔计划在4年间向欧洲提供了总计131.5亿美元的援助，其中90%是赠予，10%是贷款；朝鲜战争中的军需成为向盟国提供流动性的重要来源。朝鲜停战后，各种军事援助、经济援助，以及在全世界各地大量海外军事基地的支出都成为美国提供流动性的渠道。

在贸易领域，美国为吸引盟国，同时为解决美元短缺问题开始实行非对称合作，即向盟国全面开放美国市场，同时允许这些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限制美国产品的进口。美元作为关键货币和美国作为流动性主要提供国，是支撑美国打赢冷战维护霸权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国际货币发行机制中的铸币税效应和国际收支调整机制中的“善意忽略”效应使美国既能通过发行国债向外国借钱并向盟国提供流动性，又能够在账户经常存在巨额逆差的条件下回避结构性调整。这些不仅仅为美国赢得冷战中的盟友，也极大地加强了美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影响力，但是这样做的代价也极为沉重。

首先，由于美国在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体系中花钱不受约束，既要维持巨额的国防开支以支撑其霸权，又要为在国内摆平各种反对势力不得不减税和增加社会开支，这样一种强烈的政策自主偏好导致巨额的联邦债务。

其次，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由过剩美元催生的欧洲美元市场提供的自由环境，成为诱惑美国银行推动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动力，不断的金融自由化和放松规制导致的资产证券化，致使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美国经济日益空心化。

最后，从50年代起，美国的跨国公司为绕过盟友在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壁垒在海外大笔投资，开始离岸生产。由于对外投资对出口的替代作用，美国企业的出口受到很大影响，80年代外包和全球生产方式的崛起更是从根本上削弱美国制造业提供工作机会的能力。

黄金储备与美元作为关键货币

根据1925—1931年间实行的金本位制（gold-exchange standard），关键货币的概念与黄金紧密相关。所谓关键货币是指核心货币，包括英镑、美元、法郎和德国马克，这些关键货币以固定的价格与黄金挂钩，而其他货币则与这些关键货币挂钩。

当时的关键货币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将那些没有足够黄金支持本币的国家联系起来，使这些国家能够参与国际贸易。美国持有的黄金总量奠定了美元作为战后唯一关键货币的基础，美元在国际金融中扮演着储备、干预、媒介和交易货币的重要角色。

美元本位，是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双挂钩原则，使美元等同于黄金，充当黄金的代表或等价物。

《布雷顿森林协定》赋予了美元在战后国际金融秩序中与黄金相同的地位。该《协定》引入平价体系，即货币等值交换，各成员国的货币价值以黄金或美元计算。美元作为关键货币的作用在官方和民间都有体现。

对官方而言，美元既是一国的“储备货币”（指用作外汇储备的货币），也是外汇市场上的“干预货币”（即中央银行用来干预外汇市场时使用的货币）。在民间，美元既是“媒介货币”（即私有银行之间进行外汇交易时使用的货币）也是“交易货币”（即指私人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的货币）。关键货币的交易功能不仅体现在发行国美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也体现在不牵涉到美国的其他各国之间的进出口业务中。

美元在官方发挥的储备与干预功能使其成为民间外汇市场的“媒介货币”。由于美元可以用来确定外币的平价，持有美元能够大大降低该国的外汇风险。同时，美元的官方功能也降低了其与民间外汇相关的风险。正是因为使用美元有这些好处，各国从事外汇业务的私有银行在银行间进行外汇交易时都用美元作为“媒介货币”。随着越来越多的私有银行把美元当作“媒介货币”，私人企业也开始在国际贸易结算中把美元作为“交易货币”。

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继续占据主导地位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元仍然一直保持关键货币的地位。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来源于它的旧角色，即它给石油和其他商品标价的功能，还有部分原因来源于它的新角色，即它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管理汇率风险时发生的作用。

1975年6月，欧佩克夏季部长级会议在加蓬举行，会上讨论了使用特别提款权（SDR）为石油标价的建议。

1971年黄金窗口关闭后，美元的迅速贬值引发了两次石油危机，欧佩克国家正式讨论过用其他货币取代美元来给石油定价的可能性。后来，由于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谈判成功，欧佩克同意继续使用美元给石油定价，这样一来就为美元继续作为关键货币提供了新的合法性。只要各国需要进口石油，持有美元作为外汇储备会大大降低汇率变动导致的风险，从而能够保证能源安全。同时美国承诺给石油美元优惠利率，让这些美元返还到美国，最终变成美国国债，此举让美国获得了防止经济下滑所需的资金。此外，美元在各种衍生金融工具中作为媒介货币和交易货币的角色也支撑起其关键货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