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受到高度关注。

据新华社报道，4月29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模速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这次考察，总书记强调上海要“加大探索力度，力争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各方面走在前列”。就在几天前的4月2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监管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

在理论学习后即赴实地调研，在业内人士看来凸显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及在当前推动这一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战略性紧迫性。

“这一举措的战略意义在于，通过高层的学习和讨论，明确了人工智能在国家发展中的关键地位，并将其纳入国家战略规划。对未来科技政策的指导作用体现在，政策制定者将更加注重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同时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竞争，提升我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影响力。”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人工智能是新一代通用科技，如原子能一样既能用于核能发电，又能用于原子弹。”快思慢想研究院院长、原商汤智能产业研究院创始院长田丰认为，诺奖得主纷纷预测2030年前实现AG I（通用人工智能），人类需提前准备好适配强大的新型生产力的科技伦理与社会秩序，安全中求发展，发展中保安全。

北京大学智能学院副院长陈宝权提出，中国有机会将AI（人工智能）融入各行各业中，建立特色优势。“中国产业门类齐全，在应用场景上有优势，特别是制造业，这是中国的机会。” 新京报记者 罗亦丹 韦英姿

短板

研究生态“重应用轻理论”算力技术短板急需改善

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强调，人工智能领域要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必须在基础理论、方法、工具等方面取得突破。要持续加强基础研究，集中力量攻克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核心技术，构建自主可控、协同运行的人工智能基础软硬件系统。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各领域科技创新突破。

我国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关键核心技术上存在哪些短板？田丰认为，首先，我国人工智能原创性理论突破不足，在深度学习、因果推理、神经网络架构等基础领域缺乏重大原创性成果，研究生态呈现“重应用轻理论”倾向。“例如，TensorFlow、PyTorch等国际主流框架仍由美国主导，而我国自主研发的深度学习框架，如百度的PaddlePaddle，市场份额不足10%。”

在关键核心技术短板方面，田丰提出，我国硬件制程代际差距显著、软件生态依赖严重、超大规模AI算力中心缺位等问题都较为突出。以AI算力中心为例，AI超级算力集群的建设不仅是硬件堆砌，更涉及芯片、网络、软件、能源等全产业链协同，当前我国在此领域还存在显著短板。

陈宝权同样认为我国算力是目前的技术短板，国产芯片能否快速发展起来是很大的挑战。“当前，从全球来看，一枝独秀越来越不成立，但依然有必要建立AI核心技术优势，或者说不能落后太久。”

“数据质量和标注的标准化、隐私保护与数据利用的平衡等也是重要挑战。”吴沈括补充道。他认为，我国人工智能还面临国际竞争加剧、技术封锁风险、人才储备不足以及伦理争议的复杂性等挑战。

治理

人工智能治理不搞“一刀切”以劝人向善为主

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风险挑战。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在发展人工智能过程中，需要始终坚持创新与安全这一对具体矛盾的综合动态平衡。二者是硬币的两面、同样重要。”北京大学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智能社会治理资深专家吕鹏表示，一方面要积极鼓励创新、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律、标准、伦理等方面的工作推进，进行风险预警、综合治理。

田丰认为，平衡AI创新和安全的关系需要增强责任溯源，“用责任留痕威慑、提升作恶成本与风险”；另外，不搞“一刀切”，向交通法规学习，以劝人向善为主，行为惩罚为辅，形成良好的数据习惯，建立覆盖算法、数据、算力风险的分级响应与动态调整的预警机制。

吴沈括则表示，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的建立，需明确技术应用的边界与责任，确保技术发展既服务于社会需求，又符合伦理价值导向。他还认为，要通过建立动态监测网络，实时跟踪技术发展与应用趋势，及时发现潜在风险点。同时加强政策引导与社会协同，推动技术创新与安全治理的协调发展。“既要为创新留出空间，又要防范技术滥用与安全风险。”

教育

人工智能教育应根据年龄、心理等特征合理设计

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强调，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

受访专家认为，“全学段教育+通识教育”政策将有利于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吕鹏表示，这一政策将人工智能教育体系前置，从大学阶段扩展到中学、小学，扩大了人工智能的受教育群体。同时，“通识教育的融入有助于打破学科壁垒，促进人工智能与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的深度融合，培养既具备技术能力又具备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吴沈括补充道。

他认为，实施这一政策仍需解决诸多矛盾，例如教育体系的全学段衔接尚待完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平衡问题需妥善处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可能成为实施障碍、评价体系的改革需同步推进等。

“学习人工智能确实具有国家层面的重要战略意义，但学生的成长也存在异质性。国家在推动相关工作时，应充分平衡人工智能公共知识供给和学生异质性之间的关系。”吕鹏认为，实施“全学段教育+通识教育”政策需要合理设计适合各阶段的教学和实践内容。“尤其在小学、中学阶段，应依据年龄、心理特征合理设计相应的知识密度、难易度、实践课程。义务教育阶段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应以入门性、有趣性、可迁移为主要目标。同时应兼顾AI和其他学科门类的关系。讲授可能是跨学科协作路径，避免形成‘人工智能帝国主义’印象和隐忧。”

“把‘人工智能+’落实到每个科目、每位老师，为人师表掌握AI，才能以身作则。”田丰认为，“全学段教育+通识教育”政策还可以通过大力扶持平价校外兴趣班、社会教育线上AI工具系列课程等方式落实，“培训价格越低越能普惠更广泛的劳动者群体、学生群体、边缘弱势群体。”此外，他还建议，党政干部定期学习掌握新的AI工作技能、AI辅助决策技能。“尤其是教育系统公务员，人人学习、人人讲课，寓教于学、学优而讲。”

合作

DeepSeek等开源模型冲击美国主导的闭源生态

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强调，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作出中国贡献。推动各方加强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

“这一倡议旨在推动包容性治理框架的形成，强调技术标准和发展战略的协调，以打破当前由少数国家主导的治理格局。”吴沈括表示，中国倡导通过国际合作凝聚广泛共识，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技术规则的制定提供了重要机会窗口。在南北合作方面，中国通过技术能力建设援助，包括技术转移、算力基础设施支持和人才培养等措施，改变了传统技术合作中“援助－依赖”的单向模式，推动了更具实质性的发展突破。

具体来看，田丰认为，首先，“将人工智能作为国际公共产品”可以打破少数国家的AI技术垄断与治理壁垒。通过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合作机制，如《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中国倡导发展中国家在规则制定中享有平等话语权。

其次，普惠算力，建设算力基础设施共享机制。田丰表示，依托“东数西算”工程经验，中国正探索跨境算力调度方案，例如通过“中国－东盟”“中国－非洲”“中国－南美”分布式算力平台，构建数字经济命运共同体。

最后，普惠开源算法，重塑数字主权博弈规则。“DeepSeek等中国开源大模型的免费商用策略，为缺乏资金和技术储备的国家提供了替代方案。这种‘技术公共品化’直接冲击美国主导的闭源生态，例如OpenAI的商业化路线。”田丰还认为，在数据主权领域，中国推动建立“可信数据空间”，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数据跨境流动与本地化存储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