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中西哲学比较时，首先要面对两个根本问题： 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如果有，它和西方哲学究竟有何不同？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却暗含着无穷争论。就像在比较两棵大树之前，我们必须先确认它们都是树，再观察枝叶生长的不同方向。

哲学的定义本就充满争议。 翻开西方哲学史，从柏拉图到维特根斯坦，每位大师对哲学的理解都不尽相同。当古希腊哲人用几何学丈量星空时，中国先贤更在意的是“德性之知”。这种差异深植于农耕文明的土壤。 冯友兰指出，大陆国家的生存逻辑塑造了中国哲学的特质——通过道德教化编织社会网络，用义务伦理而非权利观念维系家族制度。

《哲学叙事：中国与西方》，陈嘉明 著

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1月

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

《哲学叙事：中国与西方》从比较哲学的角度，分析了中西哲学在思维方式、叙事方式等方面的特点，涉及新儒家、知识论、元哲学、中国哲学现代化等内容，旨在通过对中国哲学的充分透析，与西方哲学作同与异的比较，进而为推动中国哲学进一步的发展探寻可能的方向和道路，把不可说变为可说，把可说的说清楚。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不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而是要在科技革命与伦理困境中，让古老的智慧焕发新的生机。

下文选自《哲学叙事：中国与西方》自序，限于篇幅，有删节。

探讨“中西哲学比较”的问题，是以两个预设为前提的。一是中国有哲学，二是这种中国的哲学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否则的话就无比较可言。就这两个问题的关系而言，后者又是建立在前者的前提之上的；也就是说，只有认可中国有哲学了，才能讨论它与西方哲学有何不同的问题。

那么，怎样判定中国有无哲学呢？这得有一个标准，一个参照系。这就要回到“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本身。要给哲学下一个能普遍接受的定义并不容易，尤其是从内涵方面，因为从哲学史上看，同为哲学宗师，但却有着不同的对于哲学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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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对于西方的主要哲学家而言，他们对于什么是哲学甚至都还具有不同的理解。因而要从哲学的内涵方面来判定中国是否有哲学，本身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

不过如果换个角度，从外延方面，倒是有一个比较通行的认识，即 哲学研究的是真善美。以此标准来衡量，显然儒家、墨家、佛家等都不乏有关“善”的学说，尤其是在儒家那里，其基本的内容就是伦理学，这是不言而喻的。至于有关求“真”的学问，即知识论是否存在，是有争议的。这方面的一个表现，是中国哲学有无“真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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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论意义上的“真”这一概念，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只能说是触及而已，并没有真正进入知识论的话语中。进而言之，既然缺乏有关真理的理论，那么要断言古代中国哲学有求“真”的理论（知识论），自然也就缺乏了一个支撑的根本基础。因此， 本书的观点是，中国有哲学，但却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哲学，它的特殊性表现在以求“善”的、教化的思想为鹄的，而不在于求“真”，即并不专门探寻认识上的真假、确证等问题。在主流的中国古代哲学那里，知识只有一种，那就是“德性之知”，即有关道德伦理的知识，用王阳明的话来说是：“良知之外，更无知。”这一观念甚至左右了中国后来的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因此现代的科学之所以未能在中国发生，即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也就可以得到观念方面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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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成因及其后来的发展，有着与西方哲学不同的背景。冯友兰曾经试图从地理与经济背景的角度来指明这一点，并以此来说明它与古希腊哲学之所以不同的缘由。在他看来，这种不同的根源一是在于中国是大陆国家，有别于希腊是海洋国家；另一是，与此相关，作为农业国，中国以“农”为本，即以土地和耕作为基础。对于“士”而言，他们通常就是地主，因此他们的命运也系于农业，系于收成的好坏。这影响并决定了他们对世界和生活的看法，影响并产生了中国特殊的家族制度。这种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存在的是五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冯友兰认为，儒家学说大部分是论证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或者说是对它作出理论上的说明。但这样的解释似乎还不够。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这种制度提供长治久安之策，也就是通过个人在道德伦理上的修养与人格的养成，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因此从其性质上说，可以把儒家哲学界定为一种 “教化哲学”。这里所谓的“教化”，指的是对人的道德伦理上的教化，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其核心是如何教人成为“君子”，从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君子的共同体，这样社会就能通过君子们对道德规范的自觉遵守，来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使之成为一个有序的类似大家庭的礼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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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儒家的教化思想是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它设定人性本质上为善，因此人有良知，有知善恶之心，从而能够通过修己达到立人，来实行“仁政”等。不过这样的思路等于预设了一个 “君子国”，这与现实中的“小人国”是相悖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们在现实中的所知所见，恰是这样一幅图景，很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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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 “性恶论”或“小人国”为预设前提，那么从逻辑上必然导出的是需要对之加以防范与约束，这就会引出法治的需要。教化虽能够引导人们向善，但要达到“仁政”或“善政”的目标，除了以民为本之外，制度的设计与建设是更为根本的。

回到前面所提及的中西哲学比较的两个预设上来，一言以蔽之，本书的看法是，中国有哲学，不过这种哲学与西方哲学有着相当的不同。中国的哲学是一种道德教化的哲学，而不是求真的哲学。儒家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它是以建立道德伦理的规范作为自己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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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化哲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在道德上只讲义务，如仁义礼智信等，却不讲权利，因而形成了一种单边的义务论，缺乏构成现代社会价值基础的“权利”观念，这是儒家伦理的最致命之处。本书第一章第六节的“中国现代化视角下的儒家义务论伦理”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这里就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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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哲学的教化性质相关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上面已提到的，中国传统哲学并没有求真意义上的知识论。冯友兰曾经断言，在中国哲学里“知识论从来没有发展起来”。不过这一论断只是在特定范围内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哲学中虽然没有“知道如是”的知识论，但却有 “知道如何”（即有关“德性之知”（道德知识）的知识论。它是一种服务于道德教化的知识论，倡导“格物致知”，目的是为了“穷理”，而这种“理”是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它注重知与行之间的联系，认为不行不足谓之知，因而是一种以“知行合一”为特征的“力行”知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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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比较哲学的角度而言，我们还可找出中国哲学的其他特点。从思维方式上看，遗憾的是儒家创始人以周朝作为理想的社会范型，有如孔子所赞叹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通过“克己复礼”得到的，而“礼”的要义是“依祖宗传来的规范而行为”。这显然是一种厚古薄今、缺乏批判性的思维。这种观念对现实造成的影响，有如秦朝的丞相李斯所抨击的那样，“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语皆道古以害今”。它在理论思维上的影响，是造成一种向后看的思想习惯，不是积极地通过对现有思想与社会的批判，来构建理想的学说与社会模式，而是鼓励并养成了一种非批判的、向后看的思想习惯，讲究道统，以之为判定理论是非的依据，这是很不利于思想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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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叙事方式上看，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特点是，不少经典著作是以“语录”“注释”甚或“集注”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如《论语》《孟子》、朱熹的《四书集注》等。这种叙事方式的一个明显弱点是缺乏论证。在《论语》等上述经典中，我们时常会见到这样的情况。特别是在采取的是问答、而不是对话的方式时，尤其是这样，只是简单的一问一答而已，并没有质疑与反驳，从而也难有论证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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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还论及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这也是学界所关注的。冯友兰曾经提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只能通过运用近现代逻辑学的成就，使原本显得含糊的概念明晰起来。但这只是从方法论或形式的角度着眼的，有点旧瓶装新酒的味道。其实，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路径有多种，除了方法论的路径之外，观念的现代化是最首要的。这包括要发现一些前人所没有发现的新现象，提出一些前人所没有提出的新问题。就道德方面而言，安乐死、克隆人、机器人伦理等，都属于这方面的新现象。从自然方面而言，宇宙起源的大爆炸论，生态环境的危机等，也是属于哲学需要思考与回应的新现象。当今“元宇宙”的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技术等的出现，同样对哲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我们的哲学能够面对这些新现象、新问题，给出创造性的解释系统，产生出一批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标志性著作，达到与国际同行对话乃至超越的水平，那么它就可以说是现代化的了，因为这样一来，无论是从现象、问题还是有关的思考与成果，都是现代意义上的了。当然，这么说并不等于排除对原有现象或问题作出现代意义的解释的途径。哲学的问题不少是永恒的问题，诸如真善美等。斯特劳森甚至认为人类思维最核心的内容是没有历史的，有些范畴和概念就其最基本的特征而言，是完全没有变化的。如果能够对这类永恒的问题在现代的背景下作出新的解释，也会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条路径，就像前面对孔子的“忠恕”之道从“自由”的概念角度所进行的解释那样。

《哲学叙事：中国与西方》

陈嘉明 著

定价：98.00元

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1月

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

内容简介

本书认为，中国存在着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哲学，其成因和发展有着与西方哲学不同的背景，其特殊性表现在以求“善”的、教化的思想为鹄的，且具有与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不同的形态。在此基础上，本书从比较哲学的角度，分析了中西哲学在思维方式、叙事方式等方面的特点，涉及新儒家、知识论、元哲学、中国哲学现代化等内容，旨在通过对中国哲学的充分透析，与西方哲学作同与异的比较，进而为推动中国哲学进一步的发展探寻可能的方向和道路，把不可说变为可说，把可说的说清楚。

作者简介

陈嘉明，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主任、讲席教授；中国知识论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常务理事。曾任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知识论分会联合主席；《哲学分析》《清华西方哲学研究》《德国哲学》《现代外国哲学》《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委；《亚洲哲学杂志》（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编委。

目录

总序 ／１

自序 ／１

第一章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哲学

第一节 引言 ／３

第二节 仁者为何应当爱人 ／６

第三节 自然主义与形而上学：孔子哲学与孟子哲学之不同 ／１９

第四节 内在论：儒家心学的一种新诠释 ／３５

第五节 新儒家、心性之学与现代化 ／５１

第六节 新儒学现象与哲学创新问题 ／６０

第七节 中国现代化视角下的儒家义务论伦理 ／７０

第八节 从语言现象学看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问题／９５

第二章 知识的观念与思维方式

第一节 引言 ／１０９

第二节 “象”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 ／１１０

第三节 儒家知行学说的特点与问题 ／１２５

第四节 中国哲学“知”的观念与“李约瑟难题”／１４０

第五节 中国哲学的“力行”知识论 ／１４８

第六节 比较视野下的中西知识论概观 ／１６６

第七节 略论金岳霖《知识论》中的几个问题 ／１８４

第三章 中国哲学的发展问题

第一节 引言 ／２０１

第二节 元哲学问题与中国哲学的发展 ／２０３

第三节 哲学的普遍性与中国哲学的发展 ／２１９

第四节 哲学方法论的问题与反思 ／２３０

第五节 反“科学主义”与中国哲学重建 ／２４１

第六节 朱熹研究在西方 ／２５４

第七节 《道论》的叙事方式及“客观性”问题 ／２６８

第四章 现代性对中国哲学的挑战

第一节 引言 ／２７９

第二节 “现代性”研究的回望与反思 ／２８０

第三节 理性与现代性 ／３０１

第四节 中国现代性研究的解释框架问题 ／３１５

第五节 “理性化”或是“人性化”／３２３

第六节 人性、人性化与中国的现代性 ／３３４

第七节 现代性对哲学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 ／３４７

第八节 再论现代性对哲学的挑战 ／３５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