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周南 北京报道

随着2026年到来，始于2025年、每孩每年3600元的“国家红包”，正在各地兑现。这项“真金白银”的投入，被视为降低生育养育成本的关键一步。

与此同时，在江西石城、婺源和北京平谷，一群公益实践者正着力探索另一个问题：发钱之外，如何确保每一个孩子——特别是资源相对匮乏地区的婴幼儿——在生命最初的1000天里，获得真正科学的养育？如何让家长真正懂得，除了吃饱穿暖，婴儿更需要充满回应的交流和玩耍？

2025年11月末，一项由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盖茨基金会、公益慈善研究院、励基金、心和公益基金会、叶氏家族慈善基金、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共同发起的“中国儿童早期发展（ECD）共建项目”在京启动。在此之前，这支公益力量已为推动低资源地区3岁以下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的普惠化，开展了系统性的探索实践。

作为国内首个共建式慈善项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振耀称其为“一个历史性的创造”。它更像一场“社会实验”：在国家将“人口高质量发展”置于战略高度的背景下，社会力量如何协同政府，将“0-3岁黄金窗口期”的科学共识，转化为县域内可触及的养育支持体系？

算好人力资本的“长远账”

“生命最初1000天的1块钱，等于未来的17块钱。”中国儿童早期发展共建项目秘书处总干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秦伟多次提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的“投资回报率曲线”，它早已实证了早期人力资本投资的超高回报。

然而，将科学共识转化为国家层面的公共政策行动，需要更强大的驱动力。

“最直接的驱动力之一，是人口形势的深刻变化。”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宋文珍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25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40489万人，人口总量同比减少339万人，出生人口792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1‰。在此背景下，刺激生育、提升未来人力资本质量，成为关乎长远发展的紧迫课题。

记者梳理政策脉络可见，我国0-3岁儿童早期发展支持体系已从零散探索迈向系统布局，与人口发展阶段同频共振。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重视0至3岁婴幼儿教育”，2013年教育部启动14地早教试点，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加强儿童早期发展”纳入健康战略，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家庭为主、托育补充”“政策引导，普惠优先”等基本原则，逐步搭建儿童早期发展的制度框架，为后续普惠化推进奠定基础。

近年来，随着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政策推进显著加快。2021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对促进城乡儿童早期发展服务供给，普及儿童早期发展的知识、方法和技能作出要求。2023年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发文，力推“医育结合”。2024年，中央明确“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政策焦点直指降低成本的普惠化难题。

2025年更是里程碑式的一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农村婴幼儿照护服务”，将服务重点指向短板区域；标志性的全国性育儿补贴和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成为我国儿童福利事业向普惠性迈进的重要标志，也彰显了国家减负纾困的决心；《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指南（试行）》强调“回应性照护”和“早期学习”的核心作用，《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对发展“1+N”的托育服务体系作出要求；《托育服务法》草案提请审议，为行业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我们终于实现了从理念倡导到实质性福利政策的跨越。”宋文珍表示。从育儿补贴到服务规范，政策设计愈发聚焦早期人力资本投入，而“十五五”规划中“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表述，更标志着国家发展重心从应对人口数量压力，转向对人口质量的系统性布局。

“最后一公里”的硬骨头，卡在哪了？

国家战略已然明晰，“真金白银”的补贴也已上路，但政策红利要精准滴灌到每一个家庭的育儿日常，仍面临着“最后一公里”的现实地貌。

《中国0—3岁儿童发展报告（2024）》显示，我国0-3岁儿童约4164万人，其中乡村儿童约1529万人，他们在社会情感、语言等发育水平上与城市儿童差距显著。硬件供给与服务实效的失衡同样触目：截至“十四五”末，全国每千人口托位数约4.73个，新增普惠性托位达89万个，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快速增长的需求相比仍有差距；截至2023年末，全国3岁以下婴幼儿实际入托率仅为7.86%，托位使用率约46.7%，不足五成，供需失衡与资源浪费并存。

在微观场景中，挑战更为具体。以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为例，全县0-3岁儿童5350人，现有托位需求仅在1300个左右。与此同时，当地出生人口从2014年的4700多人降至2024年的1600多人，呈现出“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生了又怕不会养”的双重困境。“资源、人才、经验都缺，但最大的挑战是家长认知不足，家庭参与度低。”石城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彭长春直言。

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是，许多家长和基层服务者仍将儿童早期发展简单等同于“吃饱穿暖”的基础生理照护或超前知识灌输，而忽视了“回应性照护”——情感回应和互动游戏对其大脑与社会情感发展——的关键作用。

“我们过去习惯于‘投资于物’，建中心、配设施，相对容易见效；但‘投资于人’，提升服务质量和人的能力，是更艰巨的长期工作。”宋文珍道破了当前矛盾的核心，专业人才、科学课程、特别是深入家庭的养育指导——这些关乎养育质量的“软服务”，仍是普遍且顽固的短板。

这种“重硬件、轻服务”的偏差，与另一重跨部门协作的体制机制障碍交织在一起：当前，0-3岁托育归卫健部门，3-6岁学前教育属教育部门，此外还广泛涉及儿童福利（民政）、儿童保护（公检法司）等多方面——职能分割导致资源难以攥指成拳。“要形成一个一家部门牵头、多部门合作的管理体制，这是很重要的。否则，资源统筹困难、政策方向不易一致，难以形成合力。”宋文珍强调。

共建式“试验田”，播撒普惠育幼的生态种子

面对错综复杂的系统性难题，八家基金会决定齐齐入场，搭建一个集资金、技术、伙伴网络等多元资源于一体的机制。

秦伟表示，推动儿童早期发展事业是系统性工程，从国家顶层设计、服务队伍建设、再到家长认知和养育能力提升，各个环节都不可忽视，“这是全社会要共同面对的，它不是公益领域的单一课题和命题，也远非单一机构能胜任。”为此，项目设计了三路并进的策略：政策研究、项目创新（县域试点创新）、公众教育，以此产生“1+1＞2”的系统效应。

尤为重要的是，这场实验拒绝“一刀切”式的方案，而是与地方共创适配路径。

《华夏时报》记者获悉，在江西婺源，项目依托“幼儿园乳儿班+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展开；在石城，与新建的县妇保院公办托育中心结合，形成“公办托育中心+儿童早期发展服务”模式；在北京平谷，则打造专门的“公办儿童早期发展中心+儿童早期发展服务”。“我们不是简单植入项目，而是激活县域现有资源，探索‘政府配套+公益支持+家庭参与’的可持续机制。”秦伟表示，这种嵌入式创新，旨在让服务扎根地方、长效运转。

当然，这方“试验田”的野心，远不止于服务好试点县的几千名儿童。它试图播种的，是国家在迈向人力资本强国道路上必须构建的深层系统。

项目顾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儿童发展研究院高级顾问蔡建华提醒，“全国超过92%的0-3岁孩子没有送托”，这意味着政策与服务必须聚焦更广大的家庭养育场景，提升所有主要养育者的能力。推动全社会跳出对“早期发展”的狭隘认知，已成当务之急。

为此，项目在试点创新之外，需要着力于影响更大的系统。一方面，系统性开展前瞻性政策研究。作为项目共建方，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已初步建立研究网络，为“十五五”规划在儿童早期发展方面的政策设计提供助力和支撑。项目将开展包括基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理念的前瞻研究、政策概念梳理研究、财政投入研究、服务体系构建研究等，并在浙江杭州、北京昌平等地探索普惠育幼服务模式。据悉，目前团队的研究建议之一，是推动在“十五五”规划及相关政策中采用“育幼”这一更具整合性的概念，以统筹当前分散在卫健、教育等部门的婴幼儿照护与发展服务职能。另一方面，是广泛的公众教育，发起“育儿36计”等线上传播活动，将科学的养育理念转化为大众语言，逐步改变社会观念，培育“育儿友好型”生态。

“我希望这个项目能带动几百家社会组织参与。”王振耀的期待，点明了共建模式的行业催化价值。而对于石城等试点县而言，可持续是核心诉求。彭长春对形成“政府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的模式表示期待，“如果项目成功，未来三年我们石城将看到育儿服务更完善、家长育儿更省心、社会育儿氛围更浓的变化。”

而这场“共建式实验”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直接提供服务，更在探索一种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协同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中国式方案”，以期构建一个能够持续运转、不断生长的支持生态。

“好的项目经验未来是可以上升到国家政策的。”对于此类探索，宋文珍视其为有价值的“自下而上”的模式创新。

宋文珍告诉记者，身在一线政策研究与推动领域数十年，自己过去常感“着急”。她还记得早年呼吁关注贫困儿童、倡导“儿童优先”时曾遭遇不解：“有人会说国家这么多事，儿童怎么能优先呢？”如今，看到“投资于人”写入国家规划，参与了这场聚合了政策、公益与基层智慧的共建实验，她说：“转变正在真切地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