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此次会议的议程包括了两项重要内容，其中之一便是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讨论。会议中提到的张国焘错误，主要指的是他在1935年另立中央这一行为。面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危机，毛泽东是如何处理的呢？ 这一危机发生在1935年8月底，当时中央红军（右路军）经过毛尔盖会议后，穿越草地，抵达四川班佑、巴西一带，准备与左路军会合。8月24日，中央政治局将毛尔盖会议的决定通过电报告知张国焘。然而，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到达四川阿坝后，看到自己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兵力较多，装备精良，便违抗中央命令，不愿与右路军会合，甚至威胁要挟中央，主张南下，并企图威胁党中央，准备除掉毛泽东，自己担任党的主席。 9月9日，张国焘给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发了一份密电，表示要南下，并号召开展党内斗争，企图与毛泽东分庭抗礼，另立中央。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攻击中央北上的方针是逃跑，并强烈主张南下，还反对朱德和刘伯承在左路军中的坚持北上的立场。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公开宣布另立党的中央，成立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并要求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撤销工作，开除他们的中央委员身份，并发布通缉令。12月5日，张国焘进一步要求中共中央不再使用党中央的名义，而只能称其为北方局，甚至要求红一方面军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府只能称为陕甘政府和北路军。此时，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已经发展到了极致。 1935年9月9日晚，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迅速赶到红三军团驻地巴西，并召开了紧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周恩来、王稼祥、李维汉等人也参加了此次会议。经过讨论，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张国焘依仗其兵力优势，企图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危及党的团结。在这样的危急时刻，继续劝说张国焘改变方针不仅没有可能，而且还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毛泽东事后回忆道，当时，叶剑英带来了张国焘给陈昌浩的密电，电文中明确写道：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如果此时再轻易妥协，红军就会爆发内战。 巴西会议决定，立即率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及军委纵队一部，组成北上先遣队，继续北上，前往甘南。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及直属纵队离开巴西地区，并发布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毛泽东等人率领的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及红军大学于11日晚陆续抵达甘南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并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团会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关于与张国焘的争论及未来战略方针的报告。会后，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再次电告张国焘要求他纠正错误，带领部队北上，但张国焘依旧顽固坚持错误的路线。

1936年1月22日，鉴于张国焘的错误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明确指出，张国焘成立的第二党与自绝于党没有区别，决定在党内公开张国焘的错误，并责令他立即取消所成立的中央等机构，停止一切反党活动。与此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从苏联返回，重新建立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林育英带回了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表示对中共中央的高度信任，并称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地位极高，是仅次于苏联的第一大党，苏联和世界各地都对中国红军的长征给予了高度评价。 林育英向张国焘转交了一份电文，表示共产国际支持中共中央，并且希望通过林育英与毛泽东的接触来处理一、四方面军之间的问题。然而，张国焘依然不愿认错，细细斟酌后，他发出了一份电文，指责毛泽东等人走机会主义路线，将分裂党和红军的责任归咎于毛泽东的北上战略。对此，林育英表示完全支持中共中央的立场，并指示张国焘停止一切反党行为。 面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采取了小心谨慎的态度来处理与张国焘的关系。毛泽东曾回忆道，当时张国焘的电报很强硬，要求停止使用中央名义。尽管如此，中央依然保持冷静，未对张国焘采取过于激烈的手段。毛泽东还特别提醒其他领导人要避免过于强硬或过于软弱的态度，以免引发更多的冲突。 在长期的劝说和内外压力下，张国焘最终在1936年6月6日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并下令红四方面军北上。随后，红一、二、四方面军在1936年10月会师。 1937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的会议上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指出张国焘的路线完全是错误的，并欢迎他改正。毛泽东特别强调，张国焘在分裂红军的问题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张国焘的错误行为对党和人民的教育意义深远，必须进行彻底的揭发。经过这次会议，张国焘的错误得到了彻底的曝光。 张国焘明白自己已经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在1938年清明节期间逃亡，投向了国民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