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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讲到公诉人员利用“甩锅”大法，把极少数特殊的案件甩给其后面的人民法院。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刑事法官会怎么做。

办案人员应有的心理，是指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应当具有的行动指南。其来源于法律规定。

根据法律规定和审判理念，刑事法官应有的行动指南有：

1.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关系到罪与非罪的问题，对刑事法官来说，是根本性的、最重要的问题。若在法律解释时，做了不当的扩大解释，则有可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将无罪案件错判成有罪案件。

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做出的判决，一旦被其他法院效仿，则可能导致一批人蒙冤，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作为辩护律师，在这一问题上，更要郑重其事地提醒审判人员，切勿做那个罪恶的源头。

我曾经承办的一个受贿案件，某监察委把当事人担任某局副局长期间，从其分管部门，每年分配的年终奖，都认定为受贿金额。

我在《律师意见书》里说：“辩护人本人也曾在体制内单位工作8年。试问体制内哪一个单位没有这种情况？领导也是人，不能要求领导不食人间烟火！如果将这种行为也作为受贿犯罪予以打击，无疑会导致体制内官员人人自危，明显不利于人心稳定，也不利于工作的开展。这样做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都不好。”

最后，检察院采纳了律师意见，在《起诉书》里将这几笔事实去掉了。

2.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

让被告人罚当其罪，不枉不纵，这就是个案中的公平公正。罪刑相适应原则，应用时有三个层面：

一是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和情节，以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做到罚当其罪。

二是在共同犯罪中，对主从犯等各被告人，做到量刑平衡。

三是在某一地域，甚至全国，对某一类案件，要做到量刑平衡。

3.适用最严格的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对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

先审查单个证据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再审查证明某一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全组证据，判断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证据之间的矛盾能否排除，最后综合全案证据，看能否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一的、排他性的结论。

4.高度重视制度正义和个案正义的平衡

某些案件依法判决下来，好像没有错误，但正常的普通民众一看就觉得荒唐。

比如许某盗窃案，银行ATM机出错，其利用该机器故障，多取了17万余元钱，一审法院以其盗窃金融机构为由，判处其无期徒刑。从法律规定来看，好像没有判错，但这明显造成了罪刑不相适应，没有实现个案正义。二审改判五年有期徒刑，民众才得以接受。

其实，我个人认为，如果许某不同意退钱，可定侵占罪；如果其在立案前全额退款，是不构成犯罪的。

又如某些案件，审判人员认为对被告人处以重刑，会导致罪刑不相适应，对被告人不公正，但为了达到轻判的目的，对不构成自首的，也认定为自首。

这样做，虽然实现了个案正义，但破坏了认定自首的法律规定，制度正义受到了损害。

其实，上述两种情况的出现，可能并不是法律规定出了问题，而是事实认定上出现了问题。比如许某盗窃案，如果不认定其盗窃金融机构，而以侵占罪认定，就不会造成量刑失衡。

所以，审判人员在追求制度正义和个案正义的平衡时，应当多在事实认定上下功夫。

作为辩护律师，在遇到这一类问题时，在有利于当事人的前提下，要适时提醒审判人员。

5.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法律界有种说法：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法律。虽然太夸张了，但也说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其实，无论政治效果，还是社会效果，前提是要在法律的范围内，不能片面强调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而超出法律的底线，破坏法律的正确实施。因为长治久安，还是要靠规则。一旦坏了规则，危害不可估量。

当然，也不能机械地适用法律，造成社会不良影响。比如老人倒地被扶案，法院判决扶人者承担赔偿责任，结果对社会风尚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给公众价值观提供了反方向的指引，严重损害了助人为乐的传统道德，社会效果极差。

同样，在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时，也不能忽视政治效果。比如，前些年某些地方对待闹访者，害怕造成社会影响，害怕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没有采取强硬的法律措施，一味地用钱收买闹访者，结果误导了民众，导致民众错误地以为政府对待纠纷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等于是变相地鼓励上访闹事，反而造成了政治上的被动，维稳经费常年居高不下。

近些年，对闹访者，依法处理，彻底扭转了从前的被动局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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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忠民律师，湖南省邵阳县人，1997年7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其后分配到国家检察机关工作8年，2005年至今从事律师工作，主要从事刑事辩护、刑事合规和企业危机管理工作，尤其擅长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案件辩护。

其每年亲自承办的案件一般不超过10件。不过，凡是其亲自承办的案件，必亲力亲为，全力以赴，把辩护工作落到实处，力争把每一件案子办成经典案例。

执业20年以来，办理过厅级、处级、科级等领导干部、公务员职务犯罪案件数十件，办理过企业老板、高管经济犯罪案件数十件，绝大多数都实现了预期的辩护目标，深受客户好评。

我的优势：对刑事案件具有精准的判断力，擅长挖掘刑事案件的辩护要点，以及亲力亲为办理案件。

现任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刑民行交叉法律事务部副主任、刑事专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