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英宗实录》正统十四年七月癸巳(十五日)条载，明英宗出征前一日，“命郕王祁钰居守，驸马都尉焦敬辅之”，“礼部奏居守事宜，合如宣德五年钦定事例”。可见，明英宗离京后，郕王朱祁钰是“居守”，而非“监国”。

居守和监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居守，也称留守，是指皇帝出征或巡幸时，留置重臣守护京城或行部，太子、藩王、宗室、大臣均可。监国，则指皇帝外出时，由另一重要人物留守宫廷代替皇帝处理国事，通常由太子担任，偶尔也可由藩王担任。二者比较，监国的政治色彩远远浓于居守，权力也大得多。

明英宗离京至被俘的日子，朱祁钰作为京城留守，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摆设，没有任何实权，“在京在外，凡有紧关重事，差人赍本赴行在奏请，其余常事奏本该科编收，候车驾回日通类奏请发落”。也就是说，大事要事要向皇帝奏报，由皇帝拿主意;平常事情暂时放下，等皇帝回来后统一处理。明英宗如此安排，使朱祁钰在居守期间的身份很尴尬，也使得京城一度出现权力真空。

“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大明帝国蒙羞。八月甲子(八月十七日)，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大明朝急需一位大人物主持国家事务。当时，明英宗没有立太子，明宣宗遗孀孙氏成为地位最高贵、最有话语权的人。作为一个女人，孙太后无意抛头露面，再者，她也没有这个能力。国不可一日无主，孙太后想到了一个人，此人不是庶子郕王朱祁钰，而是她的小叔子襄王朱瞻墡。

朱瞻墡是明仁宗朱高炽第五子，明宣宗朱瞻基的弟弟。据《明史》记载，朱瞻墡“庄警有令誉”，其人品才干在几个兄弟中均出类拔萃。“英宗北狩，诸王中，瞻墡最长且贤，众望颇属”，国家出现重大变故，让朱瞻墡担任监国代理国政，不仅是众臣的意愿，也是孙太后的意愿。再者，朱瞻墡早在父皇驾崩后就有“监国”和“居守”京城的经历，政治经验非常丰富。正是出于这几点，孙太后“命取襄国金符入宫”，意在舍弃朱祁钰，让朱瞻墡入京监国，但没能成功。

很显然，这是朱祁钰做的好事。国事紧急，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孙太后不得不授权居守朱祁钰，“乙丑(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监国”。在敕书中，孙太后对朱祁钰说，“皇帝率六军亲征，已尝敕尔朝百官，今尚未班师，国家庶务不可久旷，特命尔暂总百官，理其事。”这道敕书，使朱祁钰获得了“朝百官”“总百官”的崇高地位，也得到了问政理政的监国大权。九月初六，朱祁钰由监国而称帝，是为明代宗，遥尊远在瓦剌的明英宗为太上皇帝。

朱瞻墡虽然与监国之职擦肩而过，但他心系社稷，关心国家安危。得到明英宗被俘的消息后，“瞻墡上书，请立皇长子，令郕王监国，募勇智士迎车驾”，请求朝廷立明英宗长子朱见深为太子，让郕王朱祁钰监国，同时招募智勇之士赴瓦剌迎回明英宗，以求通过积极手段，粉碎瓦剌阴谋。朱瞻墡的藩国远在江岸，奏疏传到北京时，朱祁钰已经当了皇帝。大局已定，朱瞻墡也无可奈何。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八月，明英宗归国，朱瞻墡担心朱祁钰对明英宗苛刻，于是“又上书景帝宜旦夕省膳问安，率群臣朔望见，无忘恭顺”，但朱祁钰并未听从。

明英宗复辟后，“从宫中得瞻墡所上二书”，字里行间看到了叔叔朱瞻墡的一番真切感人之心，“乃赐书召瞻墡，比二书于《金滕》”，将朱瞻墡比作周公。明英宗对朱瞻墡非常优厚，一是“诏设襄阳护卫”，提高他的政治待遇，保卫他的人身安全;二是“命有司为王营寿藏”，参照帝王提前立茔的做法，提前为他营建坟墓。可以说，朱瞻墡在明英宗时享尽荣华富贵，“礼遇之隆，诸藩所未有”。

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朱瞻墡薨逝，享年七十三岁，史称襄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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