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来讲，今天的内蒙古是满清统治者带过来的嫁妆。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在蒙古人自己的建立的元朝时期，他们内心深处并没有归附中原文明。正是这点，才使得元朝时期出现了臭名昭著的“四等人制”。所谓的“四等人制”是指蒙古人采取民族压迫和民族分化的政策，根据征服顺序的先后将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类，四类人群的社会地位也严格遵循着这样的顺序。

从政治的角度来考量，元朝统治者之所以建立这样一种“四等人制”的本意无非是想加强统治。当年蒙古人的崛起速度过快，依靠弓弩骑兵，人口稀少的蒙古人几乎占据了半个欧亚大陆。在中国，忽必烈建立起元朝之后，面临的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就是蒙古族人口太少了，而被统治的汉人数量庞大。

人口基数的短板可以用教育、文化来弥补，但讽刺的是受教育程度低，文化水平有限恰恰是当时大多数蒙古人的真实写照。为了保障蒙古人的统治地位，元朝皇帝摒弃了原有的科举取士的公平性，在政治上和科举取士方面给予蒙古族特权，不仅如此，还在法律等诸多方面享受优待，使元朝政权牢牢掌握在蒙古族统治者手里。另一方面“四等人制”也分化了汉人的内部团结，当时的第三等汉人与第四等南人，本质上都是汉人却因为被人为分化而丧失了民族凝聚力。

从文化的角度来考量，元朝统治者建立“四等人制”恰恰是要跟中原文明的“华夷之辨”作抗衡。传统的华夏文化圈，认为中原文化是中心，周边的文化、种族都是蛮夷。作为原先的少数民族，蒙古人在建立起庞大帝国之后，自然是不允许自己的文化被看轻。为了强调自身文化、强调统治的合法性，建立起一套与“华夷之辨”相反的制度，成为了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这套制度的核心便是将蒙古人放在“统治金字塔”的顶端。最先归附并为蒙古人做出巨大贡献的色目理所应当的位列第二等。北方汉人在蒙古族建立政权的期间，帮助其建立了各项制度，所以位列第三等。最后一等的南人，则是因为抵抗最顽强、反叛最激烈。

从社会历史因素来看，元朝统治者建立“四等人制”绝非偶然。作为塞北三朝的其他两朝代——辽、金，他们在很早之前就建立了类似的民族分化制度。据《辽史》记载：“太宗兼制中国

,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

以汉制待汉人”。契丹人为了加强燕云地区的统治，采取了南北官制。在燕云地区实现汉制，而在塞北关外则是保持原有的契丹统治制度。

女真族建立金朝后，在兵权、财权上的用人顺序为：“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人”。辽金两国采用这种民族分化制度，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抵御来自其他民族对政权的冲击，也为了建立自己作为统治民族的威信。

从效果来看“四等人制”短期内确实加强了元朝统治者的统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大多由蒙古人掌控，并拥有特权，为其在全国的政权建立多了一重保障。

但是这种不公平的民族等级制度，不仅在心理上对广大人民是一种灾难，而且使多数人对于元朝的统治心生厌恶，使域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矛盾加剧，社会动荡，给元朝的统治带来不利的影响。到了元朝末年，被蒙古人压迫的其他民族纷纷掀起了起义的浪潮，在这农民起义的浪潮当中，元朝深陷其中难以自救，最终走向了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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