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嘉兴日报

唐文明 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陶渊明以不仕闻名于世，影响贯穿古今。陶氏之隐的性质是儒家还是道家，陶氏是逸民还是隐者的问题，历来备受关注。本书认为，分判的关键在于确定他是否承认君臣一伦。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文明在细究《形影神》《饮酒》《桃花源记并诗》三组诗文及历代注解后，将诗人的田园归隐形态定位于“隐逸之间”——以儒者为底色，以隐者为归宿，以求在最大程度上把握陶渊明的精神本色。

人的思想离不开其生活处境。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处境自有其复杂性与艰难性。按照目前多数学者的认知，陶渊明既在桓玄手下干过事，也在刘裕手下干过事；而桓玄与刘裕，先后都成了东晋的篡臣。可以想见，对于注重名节的陶渊明而言，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不降志辱身而保全性命，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

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江州刺史檀道济去看望陶渊明，发现陶渊明躺在床上，因贫困挨饿已多日。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

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遗以粱肉，麾而去之。

说实话，这则对话看得我心惊肉跳，我甚至试图想象陶渊明回答檀道济时的表情。陶渊明肯定会认为用“天下无道”来描述他所处的时代非常恰当，而这当然也是他决意归隐的原因所在；不过，当面对由新朝任命的地方官将篡夺而立的新朝称为“文明之世”，他是无法与其理论一番的。对于地方官给他的馈赠，他表面上接受，等其走后又“麾而去之”，这正是其态度的鲜明表达。

……

陶渊明到底是逸民还是隐者？此一问题的提出显然与过去学术界讨论陶渊明到底是儒家还是道家的问题类似，只不过我们这里对问题的提法更贴近陶渊明自己的精神生活。直观地看，无论是像伯夷、叔齐、柳下惠等孔子所说的逸民，还是像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论语》中记载的隐者，以及孔子之后的历史时段中出现的一些隐逸之士，都多次出现在陶渊明的笔下，且对于这两类在基本立场上并不一致的高洁之士，陶渊明都给予了由衷的赞扬。或者，从陶渊明引用最多的两部著作是《庄子》与《论语》这一点上，似乎也能看出，他的思想里既有儒家的面向，又有道家的面向。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当然需要避免标签化的解读，因为实际的情况正是，陶渊明内在于自身的政治与文化处境，对他所遭遇的一些人生问题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思想探索。虽然他并未写作过我们现在所认为的那种哲学性的议论文，而是通过诗歌和散文表达自己的思想，但这既不意味着他对当时的那些主流的哲学性讨论不了解，也不意味着他通过自己的强力探索所达到的思想境界不深刻。（节选自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