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在中国思想史上，王充是一位独特的人物。王充写作《论衡》的目的是“疾虚妄”，其在《论衡》中以命定论、自然主义天道观、“学而知之”和强调“效验”的知识论，建立起“疾虚妄”的基本方法和工具，继而展开对灾异、祥瑞、谶纬、鬼神、修仙、相宅、择日、祭祀等“虚妄”现象的全面批判，这使得王充思想在思想史上独具特色。王充思想研究中存在诸多疑难问题。如王充提倡的宿命论，否定了人的能动性，在思想史上比较罕见，王充为何产生这种独特的思想？王充为何对宗教和巫术现象作如此猛烈而系统的批判？王充将灾异、祥瑞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纳入“虚妄”中进行批判，但在宣汉、颂汉时又利用祥瑞思想对汉朝进行美化，王充的这种矛盾该如何解释？自20世纪以来，学界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持久的争议，也对王充产生了不同的评价。马小菲的《济世与利己：王充以“疾虚妄”为中心的思想世界》，围绕论命、论天人感应、论鬼神等核心问题，系统考察了王充“疾虚妄”的思想体系，解答《论衡》中的诸多疑难问题，是近年王充和《论衡》研究的力作。

该论著除了对《论衡》中的思想作更加深入的研究外，更是从王充的生活环境、求学经历、仕宦生涯入手，揭示其思想背后的动机和心态，为理解王充思想的复杂性、矛盾性找到突破口。王充的太学经历和一生担任属吏的境遇，对他的思想和言论具有很强的塑造作用。作者指出，作为“俗儒”的王充，既有“俗”的一面，亦有“儒”的一面，既有专注个人利益的世俗愿望，亦有超越一己得失的济世情怀。这对于分析王充思想的形成原因，解释其思想的矛盾之处具有启发意义。

王充的宿命论思想，否定人的能动性，在思想史上比较特殊，也引发前人诸多争论。王充将宿命论推向政治领域，认为王朝存在“国命”，“国命”盛衰亦存在定数，与人事无关，从而否定了统治者的作为对政治的影响。那么，王充为何产生这一独特思想？作者指出，作为地方士人，王充长期担任基层属吏，有机会接触包括命的信仰在内的各种世俗信仰，而儒学的教育及游学京师的经历，亦为他接受儒家命论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宿命论与王充的现实境遇密切相关。对于王充而言，信命首先可以使自己在面对仕途不顺的现实时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命论还能帮助王充回击他人对自己道德才智的质疑，间接地为自己不能获取高官厚禄进行解释，说明自己怀才不遇的原因。

对天人感应的矛盾态度，是王充思想中的一大疑难问题。王充一方面割裂了灾异、祥瑞与君主道德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又回护当朝政治，在宣汉思想中自我否定，承认凤凰、麒麟为应政而至，肯定祥瑞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如何解释这种自我矛盾？作者认为，从政治的角度看，王充将灾异与恶政分割开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君主“松绑”，为君主解除精神威胁和心理负担。另外，王充又承认祥瑞“随德是应”，肯定祥瑞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极力宣扬汉代的伟大。这些思想背后的动机，是大胆向君主自荐以进身朝廷。

汉代社会充满各类巫术、宗教信仰。这不但体现在民间社会的相宅、择日等方面，而且体现在国家政治层面的灾异、谶纬等方面。作为人类文化现象，这类活动背后存在特定的思维和逻辑，是一定历史阶段或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多数思想家对这类现象不会刻意批判。而王充将这些观念、习俗、仪式等纳入“虚妄”之中，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其根本原因是什么？作者认为，一方面，王充生活在充满民间信仰的空间里，对这些习俗具有切身体会和感受，所以才格外关注这些现象，对这些现象背后的操作方式和思维逻辑也比较熟悉；另一方面，王充有一定的“精英”意识，抱有儒家济世的理想，想去改变社会风俗。王充虽然批判民间信仰，但无形中又吸收了民间信仰中的若干思想，如王充关于“命”的理解即部分来自民间的命运观念，这都与王充的生活空间和接触的知识体系有关。

作者采用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解释框架，结合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提出的大小传统之间的上升与下沉问题，来对王充本人及其思想进行解读。如指出王充所批评的“传书”，其创作、阅读和传播者应当包括众多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属于大小传统的中介人。这些人是上层社会与民间社会的结合点，是广义的儒者与广义的世俗重合的部分，是王充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触的人群，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王充本人的同类。这对于理解王充的社会身份、知识结构和思想倾向都具有启发意义。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吴雪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