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日报

  近读王学典先生的一篇讲演稿《儒学的社会科学属性与现代转化》一文，文中提出“儒学是短缺经济产物”之说，认为农耕文明最突出的矛盾是“物质匮乏，而人的欲望无穷”，“儒学的产生，正是为了回应这种迫切的现实需要”，儒家所提出的对策就是“克己复礼”，也即把社会秩序建立在道德感召力的基础之上云云。此文观点涉及对周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以及对儒家思想主旨的认识，兹事体大，不容缄默。今陈拙见如下，请王先生与读者指教。

周代是不是“短缺型经济”

  “短缺经济”，原本是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其核心特征是某些商品或服务的供应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科尔奈之说，有严格的限定，如政治体制、生产环节、消费者等因素，并且有时间性，并非泛指所有社会的一切时段。王先生将“短缺经济”涵盖全部农耕时代，进而扩充到未来的一切时代，“不管人类社会会进化到或演化到什么阶段”，“相对于人的欲望，物资永远是短缺的，资源永远是不足的，顶尖或高级享受品永远是匮乏的。欲海无边，欲壑难填，人心无尽，所以，再高的生产能力，再发达的科技水平，都不能单独解决问题”。若如其说，则全部人类社会就是一“短缺时代”，如此，将农耕时代定义为短缺时代，有何意义？

  王先生在《儒学的社会科学属性与现代转化》中提出，农耕文明容易受地理、气候、人口环境、生产工具等因素影响，所以是短缺型经济。但古代社会，与农耕文明并列的还有居无定所、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文明，以及漂洋过海、以有易无的商业文明，它们受地理、气候等影响的程度，远甚于农业文明，这又该如何解释？

  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发现的12000年前人工栽培稻的植硅石，是迄今所知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农耕技术与农具均不复杂，易于掌握。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已出现南方水田农业与北方旱作农业两大中心。至距今七千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大面积稻谷堆积层，稻谷总量逾12吨；而在武安磁山遗址发现的粟的遗存达5万公斤以上，世所罕见。粮食富余，便用于酿酒，相传夏禹时仪狄“始作酒醪”，《资治通鉴》云，夏桀“为酒池糟堤，纵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足见令人担心的不是短缺，而是富裕后的腐败、堕落。

  至距今约6000年，长江、黄河流域出现区域性的大型政治、经济中心，如良渚古城，总面积近300万平方米。陕西石峁遗址的古城面积逾400万平方米。周原遗址发现由宫城、小城与大城合成的三座城址，其中大城面积约520万平方米。建造如此庞大的工程，必然有巨大的粮食储备作为支撑。若说周还属于短缺经济时代，对此作何解释？

  农业时代，年成不一，战国李悝已知将年成细分为上熟、中熟、下熟、小饥、中饥、大饥等。大概率而言，丰年与常年居多数，大旱久涝之年占少数。两周享祚八百年，岂能尽皆荒年？

  丰年盛况，文献多见，如《诗·烈祖》云：“自天降康，丰年穰穰。”《丰年》云：“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莆田》云：“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稷稻粱，农夫之庆。”粮食堆积如山岗，犹要再造千座粮仓、万辆车厢。常平之年的农家，《孟子·尽心上》说：百亩之田，八口之家，匹夫匹妇耕织，便可使老者“足以衣帛”“无失肉”，全家“足以无饥”，丰衣足食。《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不过度采伐，则谷与鱼鳖“不可胜食”，“养生丧死无憾”，可见农家平年亦无短缺之虞。

  真正令农夫冻馁的，荒年之外，乃战争与苛政。王先生在《儒学的社会科学属性与现代转化》一文中将“短缺经济”作为两周的文化底色，这与史实与考古发掘所见的周代经济的发达程度严重不符。

“天下为公”“克己复礼”是否旨在平衡百姓与贵族利益

  王先生在《儒学的社会科学属性与现代转化》中提出，百姓与帝王贵族作为社会的两极，彼此地位与财富悬隔，极有可能冲突。作者认为，保持社会秩序“井然安定”的关键，是“既要保证百姓的温饱”，“又要保证君王和贵族的体面与享受”，儒家的对策是“克己复礼”，其特点是返身向内，是自我约束，是自律，是克制，是慎独，是节欲。王先生又说，“儒家主张‘天下为公’，主张‘温、良、恭、俭、让’，就是为了在短缺型农耕经济中寻求人欲与物质供应的平衡”。作者将儒家最核心的范畴说成是为了平衡百姓与贵族的利益，值得商榷。

  儒家无公权力，不掌握物质资源，要保证贵族的尊享生活与百姓衣食，当如何措手？在儒家理论中，保证百姓温饱，乃帝王之责。上天为民立君，旨在“安天下之民”（《梁惠王下》）。君与民相较，“民贵君轻”（《尽心下》）。君之爱民，当“如保赤子”（《书·康诰》）。民有危难，当奋力解救，“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诗·谷风》）。《论语·尧曰》尧命舜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朱子注曰“四海之人困穷，则君禄亦永绝矣，戒之也”。儒家认为，君民一体，忧乐与共，《论语·颜渊》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儒家反对贵族搜刮民财，冉求为季氏敛财，孔子怒曰：“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

  遭逢凶年，诸侯有移民就谷，恤邻赈灾的责任。《梁惠王下》记载：孟子说，凶年饥岁，“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周礼·廪人》：“若食不能二酺，则令邦国移民就谷。”《左传》惠公四年（前647年），晋国饥荒，秦输粟救灾，史称“泛舟之役”。《梁惠王上》：“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与此同时，贵族还应减膳，以示同情与救助。《礼记·曲礼下》云：“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事不县。大夫不食梁，士饮酒不乐。”郑注：“皆自为贬损忧民也。”意在保护灾民渡过难关。

  王先生在《儒学的社会科学属性与现代转化》中说，两个“保证”的核心，“是返身向内，是自我约束，是自律，是克制，是慎独，是节欲”。如王说，这套说辞并非要求百姓与贵族共同执行，因贵族享有“体面与享受”的生活，绝无“短缺”压力；所谓约束、自律、克制、慎独、节欲云云，乃是要求百姓用克己复礼的道德学消弭物欲，自我贬损，克制不满，甘居下流，最好连“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诗伐檀》）式的怨言都不要有。若儒家道德学说果如王先生此论，岂不成了单纯的统治工具？

  再者，“天下为公”分明是《礼记·礼运》中孔子描述人类社会终极理想社会的用词，此时社会已实现财富自由，人人平等，凡事皆能出以公心，怎么还在“短缺型农耕经济中寻求人欲与物质供应的平衡”？“温良恭俭让”，语出《论语·学而》，子禽问子贡，夫子每到一国，必定能了解该国国政，这是夫子请求所得，抑或对方主动告知？”子贡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意谓夫子与人相接，有温、良、恭、俭、让等五种“德容”，乃“盛德之光辉”，“故时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问之耳”，哪里是指百姓与贵族交往时的自我压抑之态？

  孔子不泛泛地谈论富贵与贫贱，而是强调致富的路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取之有道的富贵毫无问题，而可富却贫，当贵却贱，则不得怨天尤人。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宪问》）皆是孔子不反对由贫而富的明证。

“人欲与物力的矛盾”是不是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

  王先生在《儒学的社会科学属性与现代转化》中提出：“相对于人的欲望，物资永远是短缺的，资源永远是不足的，顶尖或高级享受品永远是匮乏的。欲海无边，欲壑难填，人心无尽，所以，再高的生产能力，再发达的科技水平，都不能单独解决问题，所以最终问题的解决仍然要‘反求诸己’，仍然要‘克己复礼’，仍然要借鉴儒学返身向内的智慧，而不管人类社会会进化到或演化到什么阶段。”

  在他看来，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唯一矛盾是人欲与物力的问题，核心是“短缺”。而孔孟看到的却是一个“仓廪实”“衣食足”的社会，以及“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阳货》）的众生，思虑的是如何构建万民的精神家园。

  “食色”为人之大欲，但并非人区别于禽兽之根本特性，作为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孔子超越物欲层面，为人与社会的长远进步作擘画。孔子站在历史的高度，述往事，思来者，“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寻找天下大乱的症结，“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隐》云：“皆是失仁义之道本。”孔子的根本理念，是“拨乱世反之正”。

  孔子为中华民族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从原始公有制的大同社会起步，进入漫长的以私有制主导的小康社会，终极目标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走向大同的四个台阶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自天子至于庶民的人生必修课，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要点是通过礼乐双修，做合格的社会人，并努力成为优秀的社会人（君子）、杰出的社会人（圣贤）。

  儒家倡导以德治国，《诗·大雅·烝民》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说：“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孟子将人之秉彝之性定格为仁义礼智“四端”，希冀人们“立其大者”，做“大人”，不做“小人”；固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做大丈夫（《滕文公下》）；人生价值观体现为，“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礼记·儒行》）。《里仁》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严君子、小人之别，

  儒家要求人生志趣高远，绝不沉溺于物质：“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主张不攀缘、不等待，“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中庸》）。孔子倡导追求仁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儒家并不鄙视民生，而是以富足的生活作为求道的基础。《梁惠王上》：“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困穷之民，“奚暇治礼义哉”？贵族与百姓之间的不平等，只有通过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制度的改革逐步消除，而不是通过百姓自我约束将其固化。

  食色是人类生存与繁衍的基础，但社会的发展，不囿于此一隅。社会的进步并非由物质、欲望、本能为主导。食色之于人是有限的，“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而人的精神世界是无限的。人是万物的灵长，对世界有无穷的“好奇心”。人类的进取与探索，大多是超越“贪欲”，进入更博大的境界，例如人类对心灵、美学、生物、电子、宇宙等等的探索即是。儒学是古代先哲的伟大创造，是中华民族走向高尚、社会走向大同的精神主导，而绝非是在贵族与百姓之间协调物质多寡的工具。

（作者：彭林，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