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1989 年开始，上海古籍社启动抢救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西域文献文物项目，1992 年开始出书，三十多年来，已经出版了俄国、法国、英国从敦煌、新疆、黑水城等地掠取的文献、文物资料图录数百册。其中俄藏敦煌文献十七册，俄藏黑水城文献三十一册，预计2026年出齐。可以说，这是建国以来通过摄影方式发表图版最多的古代写本文献出版项目。蒋维崧先生撰文回忆了俄藏敦煌、黑水城文献出版前后与俄方交往的点滴轶事，可以一窥当年筚路蓝缕的艰辛。本篇为第一篇。

我第一次接待的苏联外宾

我是1990年5月调去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被安排进入影印编辑室工作，室主任是李伟国。因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总编辑钱伯城等已于1989年访问了苏联，传闻双方将展开合作，出版苏俄收藏的敦煌文献，因此我对魏同贤社长的这一安排意图是心领神会的。

1989年1月18日，上海古籍出版社与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总编辑德列尔就合作影印出版列宁格勒所藏敦煌残卷一事签署会谈纪要（左起：德列尔、魏同贤、阿格罗姆、钱伯城、李国章、李伟国）

1990年8月，遵照原先约定，魏社长派出李伟国、府宪展、朱天锡三人去列宁格勒（即圣彼得堡），做大批量生产前的试拍工作，为期四十天。那时已近国庆，我曾去车站为他们送行。

过了10月1日，从北京新闻出版总署传来消息，苏联科学出版社社长齐皮里亚耶夫（下简称“齐皮”）应邀来华访问，将途经上海，出版总署要求本社参与接待。

魏同贤能谋善断，在本社发展史上的贡献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我刚到古籍社报到，他就告诉我，苏联社长即将到访上海，派我和出版宣传科长吴曼青负责接待。

我虽然参加出版编辑工作已有八年，但尚未跨出过国门，也未独立接待过外宾，而老魏则用人不疑，他要求我根据来宾在上海将盘桓四天的日程，拟出接待计划。1990年那个时代，至少在我们出版界，接待外宾不是一件轻易之事。我拟出的接待日程得到老魏的压缩精炼，变得更实在，操作性更强。译员也是必不可少的中介环节，我们从上海译文出版社请来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的丁炳福（笔名冰夫）做翻译，他的第一外语是俄语，自我感觉不错。就在苏联客人自北京抵沪的那天，陪同魏社长去虹桥接机了。

苏联科学出版社是享誉国际的第一流的大型出版社，据齐皮社长称，他们有职工六千多人，除莫斯科外，在西伯利亚多地还有分厂。吃饭时，齐皮社长还说他会用筷子，因为他去过越南，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他夫人是苏联一家工具书出版社的编辑，翻译小丁马上介绍我也是词典编辑出身，她接口说：“那我们是同行了。”

饭毕休息，客人们在房内午憩，小丁临阵不忘磨枪，重温那些“食材”如菠菜、西蓝花等俄文名词。晚上，老魏请客人夫妇到老城隍庙中华各式小吃晚餐。这在中国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而在俄国人看来，巧夺天工，不仅外形细致逼真，滋味也令人赞不绝口。当然，他们夫妇都是见过世面的人，往往点到为止。

第二天一早，我和小丁坐社里派的轿车到宾馆接他们夫妇去杭州游西湖。早晨见面时，我听到齐皮社长发出的一声“您好”的问候时，不禁有些激动，我虽在中学、大学都学俄语，但遗忘多年，而且未听俄国人用俄语问候过，1992年，受命去俄编拍敦煌文献，在俄生活、工作，才听到正宗的俄语，尤其是那种俄国人卷舌音很重的P发音。

那时上海至杭州的高速公路尚未全部开通，所以费了一些时间，到杭州已是下午三时。我们定好的是岳王庙边上的华北饭店，遂先去游岳庙。岳庙在中国是尽人皆知的景点，我向客人们介绍，小丁专注地翻译，齐皮社长也凝神谛听，表现出很高的对异国文化中高尚的人类文明共性的尊重。到了庙前张邦昌等四个佞臣跪像面前，他们也就是一瞥而过，没有过分的鄙视动作。

晚上，餐桌上由岳飞抗金而谈起苏联卫国战争。我忽然想起在华东师大念书，李巨廉老师讲授二战结束时总结的一句话，苏联战胜了法西斯德国表明：“社会主义经受住了考验！”我根本没想到，这句话大得齐皮社长的赞赏，他脱口而出，此话“完全正确”，表达了他的心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取得了没有任何压力的完全一致。

这天，社长夫人很活跃，话也多，能舒解气氛。在大堂服务台登记护照时，她向小丁发出感慨，俄国人还是这种旧习，妻子得随夫姓，只能在丈夫姓名后面加个。但是这也好，比如旅宿，人家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否正经夫妻。

第二天，我们游西湖。俄罗斯有的是拉达湖这样辽阔浩渺的大湖，西湖的小巧玲珑，景物别致又丰富，受外国游客的喜爱，并不是偶然的。我们是定点包游，预约了一只五六人座的小艇，很舒适惬意。但在发船前，艇主与顾客发生了矛盾，硬接了新约，大概是为了多赚些钱吧。齐皮社长虽然听不懂中国话，但他是经验丰富的出版业经营者。他问小丁几个“为什么”，并建议我们主持公道，换船，宁可再候一班。表现了他的公正。还好，矛盾顺利解决，我们准点出发了，但我领教了他的原则性，尽管1990年时苏联已是强弩之末，但苏维埃人的良知与正直还是体现在各个社会方面的。

这天天气很好，晴空万里，微风拂煦，令人心旷神怡。游客不少，所在都很热闹，但也不显拥挤，因为时在公历11月初，旅游的最高峰已经过去。齐皮社长很称赞，他说你们选择了一个好时间。但是他也奇怪，中国的小姑娘和恋人怎么总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携手同行的？这也许是不同的民风吧？我后来去圣彼得堡工作，亲见一对俄罗斯青年恋人，在涅瓦大街的书店门前接吻，历时一两分钟仍不作罢，旁若无人，众人也视若无睹！

游完杭州后往上海赶去。天色渐暗。社长夫人自告奋勇“我来给你们唱几支歌解乏吧！”我在中学时听过苏联民歌，尤其是在农场时，常唱《共青团员之歌》《灯光》等鼓舞自己，因为《灯光》宣传了青年人第一为了苏维埃祖国，第二才是为了爱情。但后来没唱，不知什么原因。也许齐皮想休息一下。他是个大人物，说是在莫斯科办公，他有六个司机接送应酬呢！出门在外，终究比家中要辛苦劳累的。

回到上海后的第二天日，我到社汇报工作。我说在杭州一切顺利，要言不烦，并强调齐皮社长没有任何不利于合作出版敦煌文献的表示，但他很矜持，有点架子。因为马上上海出版局的局长赵斌将会见他。齐皮此行目的并非专访上海，而是在北京另有要事洽谈，所以在沪也没有专门的会谈项目。魏社长与钱总编只是礼节性地出场向齐皮社长表示欢迎。中方出于礼节，也将在下半场，安排上海市出版局长赵斌出面会见齐皮社长，以示对等的友好礼貌。

齐皮社长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翻译小丁告我，他会谈经验丰富，对翻译的衔接照应得很好，甚至能察觉小丁翻译过程中的不准确之处而予以纠正，这使小丁很佩服，甚至为之感激。

中午，魏社长设宴款待齐皮夫妇，也请赵斌局长等作陪。赵斌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齐皮社长闻鸡起舞，马上响应，这样就使小丁轻松了不少。齐皮社长谈起昨天在杭州的见闻，夸奖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陪同历史知识不薄，介绍得很得体。老魏宽慰地说：“他本来就是学历史的。”

因为明天齐皮夫妇就要离开上海去北京了，老魏命我和小丁饭后陪齐皮夫妇逛南京路购物。我们的小车停在南京路外滩东首。齐皮一下车就见到对岸的苏联领事馆飘扬着苏联的国旗，他入神地连呼几个俄文单词“Революцни”（革命）。那年波兰团结工会发端的变局已有燎原之势，齐皮还如此入神向往，足见他信仰之坚定。

我们陪他们夫妇先为齐皮本人购了一件皮风衣，他个子高，穿了合身的皮风衣是很有威势的。但皮风衣不便宜，他带的钱不敷使用。他告诉我，苏联当局外汇管理很紧，他也不能多带外汇出境。他在住所旅馆有二十美元，请方便给予换成相应面值的人民币，便他购物。这又不违反制度，我答应了。待回住地时，他第一桩事就是将欠的二十美元还给了我，非常守信。南京路商品花样繁多，这可使齐皮夫人难为了，她连呼着小丁的俄文名字Виктор（维佳），央小丁请求营业员换各种样式的女皮鞋以及手提包、丝袜等等。苏联国内轻工业产品奇缺的消息我们已略有所闻，见此方知所闻不虚。终于在永安大厦的商店内，齐皮又买到了两件称心如意的商品，一是有三潭印月标志的窗帘，一挂上它，马上会想起西湖的特色景致。二是买到了中国特色的盒装茉莉花茶。齐皮说，这些茶叶带回去正好让他的司机们尝尝远方的中国香味。

晚餐时间，我们找了家餐馆坐了下来。齐皮对充实紧张又成果显著的一天很满意。他先拿出一支短杆铝套的圆珠笔送给我说：“这支是我当社长用的笔，把它送给您，我希望它能成为您也当社长而用的笔！”我只能感谢他的美意，然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这辈子当不了社长。他又从身边摸出一只气体打火机送给小丁：“我已没有其他东西了，这只打火机送给你，希望它能时刻提醒你，不能多抽烟！”他的语言干净、诚恳，真是千里送鹅毛的真情流露。这时，盘中剩余的几样点心，我请小丁吃完，小丁正在客气，齐皮又说了几句俄语，小丁忍不住笑了起来。原来，齐皮对他说：“为什么不听首长的话？首长让你吃，你就吃！”我们在杭州、上海几天，我责任安排各项事宜，所以齐皮把我称为Начальник（首长）。

次日，齐皮社长向赶来送行的魏社长、钱总编说，他将以科学出版社社长的名义邀请魏同贤等访苏。中苏学术交流的大门继续敞开着。飞机起飞，我送别了平生接待的第一位苏联外宾。

《俄藏敦煌文献》签约前后

1991年4月下旬，苏联出版界派出访华代表团来到上海。这是继去年10月苏联科学出版社社长齐皮里亚也夫来访相隔仅半年后的又一次。主旨相近，即商谈合作出版苏联藏有的敦煌文献与中方——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出版的进行问题。自二十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打开后，千年古籍流散异域各地。如何更好地保存文献与开展研究是面临的两大课题。经过多年摸索，人们感觉到影印出版文献是很好的办法，于是有了台湾新文丰公司出版的大型丛书《敦煌宝藏》。然而《敦煌宝藏》不包括苏俄的敦煌藏品，因为当时苏俄的藏品都还没有公布，人们只能从孟列夫主编的《苏藏敦煌写本注记目录》中窥见那些文献的点滴情况。因此，国际敦煌学术界不断呼吁甚至通过政府机构吁请苏俄政府公开出版他们的敦煌藏品。1991年，苏俄派出的代表团就是为了同中方出版界接洽这个任务而来。

苏方代表团由三名成员组成。团长是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总编辑德列尔。他是获得过红旗勋章的老革命，犹太人，地位和威望都在同行诸人之上。团员有Ю. А.彼得罗相（Петросян），他是亚美尼亚人，苏联社科院列宁格勒东方研究分所的所长，文学博士。第三位是苏俄敦煌学界著名的学者缅希科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他的中文名字为孟列夫。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全面公开发表敦煌藏品，使其为全人类利用，是世人的共同愿景。苏俄学者也持同样的希望，尤其是本次来访的德列尔、孟列夫，他们认为苏俄藏品得自中国，寻求一个中国出版机构出版这些文献是最好的选择，是天经地义的。这三位学者与出版家的主张，是苏俄藏品得以在中国最终出版的强大动力。

在双方领导人的第一天见面会上，德列尔就充满自信地说：“我们在做一件好事，将来后世的人们会感谢我们！”

德列尔向上海古籍出版社递交了苏方草拟的合作出版的条款，双方各自承诺的义务、责任，以及乙方应向甲方承付的利益所得等等。提供的是俄文本条款，本社请了上海译文社的资深俄语女编审刘同英来社仔细推敲所有细节的表述。而我则受魏同贤社长派遣，陪三位俄国贵宾去苏州、无锡、宜兴游玩两天。

此行第一站是苏州。因为我内人之弟妇是苏州饭店的财务总监，给予了我们很大的住宿优惠。服务员大概是第一次接待俄国客人，有几分好奇。而孟列夫会讲中国话，便于沟通，更受欢迎。午饭就是在内人弟妇家吃的，添了几十元钱的卤菜，一样挺丰盛。苏联客人见识了中国一个普通职工家庭平常而真实的生活细节，没有夸张，没有溢美。

饭后，先去主人家毗邻的拙政园游赏。“拙者之为政”也，可惜能够理解会其意的客人中唯孟列夫一人。然后我们去西园寺，西园寺的方丈、知客等是我十几年的老相识。那时，西园寺方丈仍是安上法师，是知识渊博，见多识广的大和尚。他在西园寺尚未升座，还是当家和知客时，曾被各地僧众敬仰，尊为国内“第一当家”。他通晓多种佛典，熟谙大藏经版本，正好孟列夫在敦煌藏本佛经中检出多种藏外佛典刊布，不断炫耀自己过去的学术业绩。安上法师当然为之高兴，佛教信众更认为这是佛教的业力广大，法运隆盛。西园寺好客地留饭，可是三位来宾中除孟列夫外，均不会用筷子，而有两名居士刚坐民航班机来此地，她们好奇地收藏了塑料刀叉等餐具，不意救了急。于是厨房师傅下了蘑菇、香菇、豆腐衣等素食拌面端上飨客。这几种素面令客人们大为赞赏，多年后，我在俄罗斯与孟列夫谈起西园寺之行，他还口内生津，称赞那天的面很好吃，也佩服安上法师的经藏知识宽广。

第二天，按计划去无锡，但彼得罗相却提出，他想睡个好觉调整下状态。至于说蠡湖是范蠡携美隐居之地，他很幽默地答曰：“我喜欢的是美人，而不是美人住的地方。”德列尔倒很健实，欣赏了“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景色，他的矍铄并不亚于小他十岁的孟列夫。在“包孕吴越”的石刻处，我们还交流了春秋时代的两国相争，纵虎归山，失之交臂的感慨。

下午，唤醒了彼得罗相一起去宜兴。宜兴有两个熔岩山洞，以善卷洞最负盛名。当我们到检票口时，彼得罗相忽然表示他不进去了，拒绝相劝，毫无通融余地。据孟列夫翻译，“他生气了，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他进去！”于是只能我们几人入内。半小时后，我们出了善卷洞，很快，在公路上见到了用夸张的肢体语言显示他的存在的彼得罗相。他告诉我们，他看到了美好的农村田野风光，呼吸到了新鲜得有些醉人的芳香空气。他的描述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情绪，似乎遗憾的是我们而不是他，这显然有点掩饰他发脾气而不愿参观的尴尬。

回到上海已是晚上，同事李伟国在住地留下了字条。原来是苏（俄）方草签的一式三份的文件中，有一份彼得罗相漏了签名，请他补签。彼得罗相一看就明白了。非常爽快地补完签字，然后他按正式签字时的规矩，把手放在胸前，向我行礼后拥抱了一下。作为民间友好的表示，本社附属的印刷厂厂长孙品良也邀请三位俄国客人赴家宴。地点就设在朱天锡的家里。老朱为此大动干戈，拆了一张大床，腾出了空间，孙品良专门安排了厨师，购选食材，掌勺布菜。因为是员工家宴，属民间联谊，社领导魏同贤、钱伯城等一律不参加。那天菜肴丰富，气氛热烈，刘同英任翻译，既要译，又要吃，一张嘴，兼顾两头忙得口不暇接。

本次外松内紧的签约商讨同时在有序进行着。合作出版的参与者为两国（中、俄）三方，三方是藏品拥有者（苏俄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出版者是苏联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文献的拍摄、制版、出版以及宣传、发行的全部工作，并承担全部运营成本。按苏方要求，中方承诺，以每一张相片一美元的价格向苏俄方支付底本费。德列尔还很精明地提出，底本费以签约当年的币值计算。

1991年4月25日，在上海新闻出版局会议厅，彼得罗相代表苏联东方研究所、德列尔代表苏联科学出版社，魏同贤代表上海古籍出版社签署了这份合作出版的协议，标志着《俄藏敦煌文献》合作出版的大门正式打开。签约后的当场，德列尔又说了一次：“我们做成了一件好事！将来后人会感谢我们。”

俄方三位客人订的是北京往返莫斯科的机票，老魏决定派我送他们去北京。但这时又有一件意外的事发生，彼得罗相忽然腹泻，一夜多次。那天上午，社领导与多位同事都受命出席欢送宴会与他们告别，往日神气活现、颐指气使的“所长大人”已经经不起折磨，他痛苦地说，他不能离开这座旅馆，更不能去宴会厅，多住的旅馆费用由他个人支付。告别宴会照常进行，德列尔毕竟是久经沙场，很沉着，宴饮如故。孟列夫更是豪饮不减当初。结束后，众人一起去再探视，彼得罗相的病情有所稳定。

我和刘同英、朱天锡陪孟列夫去上海的“琉璃厂”——福州路的文化出版一条街，这是孟列夫最喜欢去的地方。他谈起中国古典记载中的美人典故：“笑褒姒，哭昭君，舞贵妃”，分涉周幽王为博宠妾褒姒一笑而不惜点燃烽火台之典，连刘同英都自叹不如老孟渊博。

从社长老魏开始，社里同事来到火车站送别。宣传科科长吴曼青特意告诉我，三个俄国客人和我的包厢就在第一节车厢，边上就是公共厕所，很方便。她的意思是万一彼得罗相旧疾复发，救急相对容易。刘同英告诉我，俄语“走上幸福的道路”一语即是中文的“一路平安”。彼得罗相也许是一天没吃东西，列车发动后，他终于有些饿了。这是好征兆。社里准备了两只咸味的罗宋面包，一盒干净的素面筋，一瓶上好的高度白酒。他和孟列夫两人倒了些白酒对饮起来。他还得意地向我举了下酒杯并做了个“请”的手势，邀我同饮。

第二天抵达北京。与本社有业务联系的中国书店派人接我们至旅社。一到房间，孟列夫就打电话给在北京的学者冯其庸。他和冯是多年相交的好友，而冯的妻子夏绿蒂又曾留学俄罗斯，与孟是故交。冯立即邀请孟列夫去他家相聚。夏绿蒂以一口流利的俄语与孟交谈，孟当然接受了邀请，他还邀请我同去，用了一句俄语“Ничего”，让我不必顾虑。我也久仰冯其庸的大名与学问。但想起德列尔等两位俄国客人，只能婉辞。

幸好没去！孟列夫在北京做交换学者有半年多时间，中国人民大学的敦煌学专家沙知先生得知他途经北京，急着来见。沙知他们一行三人，即将赴俄去查阅俄藏敦煌社会经济文书。有关审批手续均已办成，所以急于和孟列夫再作一次行前交流。沙知当然关心我们与俄方谈判，争取全面刊出俄人所藏敦煌文献的行情。因为俄方经济运转不佳，外界都猜测，他们会向中方出版社索取高额的底本费以救燃眉之急。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俄国人要求的底本费不高。但我没得到过授权，不能擅自泄密，便以我没参加会谈，不知具体价格搪塞过去了。不久，孟列夫回到住地，与沙知高兴地用俄式礼节拥抱相庆。沙知向他打听俄罗斯的医疗条件，因为与沙知同行的齐陈骏突然脚腕骨折，不知此刻去俄，会影响康复否？当得知无大碍时，方放心而去。

第二天我们四人早餐时，彼得罗相诚挚地举杯，以茶代酒向我表示感谢，说这么多天，“您一直陪着我们，影响了休息，也波及您的家人”，应作歉意的表示。我向社里汇报了送别工作，也谈起沙知即将去俄国阅读敦煌卷子的消息。李伟国代表社领导表态，这是东方所正常的学术交流，我们是不能干预的。但可以向彼得罗相强调，不能摄片，不能单独出版等双方合同中的条款，以示双方均有信守承诺的义务。我马上请孟列夫相助翻译，约见彼得罗相。当我申述了这些要求后，彼得罗相很激动地表示“我们已经签字了”，他并用手作了盖章的姿势，“当然会说话算数”！

中国书店派了专车送三位客人去机场。我随行同往。将他们送至检票口，最后离开时，瞥见彼得罗相在机场内的小卖部选择小礼品，足证他已恢复，平安无事。孟列夫指着地面的白栏线幽默地说，“这里就是国界线了，该分别了。”

再见，我们的合作伙伴，愿来年在列宁格勒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