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天津日报

　　如果你是一个文博爱好者，如果你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无论身处北平、天津还是上海、南京——在没有社交媒体的时代，报纸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最佳渠道——你会在1934年9月22日的《大公报》上读到这样一则新闻：《中英学术界发起大规模学术艺展 定明年十一月间在英举行行政院设委员会筹备一切》。筹备委员的名单中，除了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等部门的官员，还能看到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名字。这个展览必然和故宫相关。

　　我们再把时间往回拨一点，看一看当时的历史大事件。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1930年，故宫博物院设立大规模专门陈列室两处：承乾宫清瓷陈列室、景仁宫铜器陈列室。添设普通陈列室七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的东北，1933年1月日军进逼华北。1933年2月，故宫博物院开始进行文物南迁，文物分五批运往上海。战争的硝烟隐约可见，国宝南迁，开始了一段颠沛流离之旅，往后的故事还有很多。在故宫文物南迁启动后，一个“国宝西游”的故事也在展开——中国文物渡海出洋，第一次以主题展的方式大规模亮相西方世界。回到前段所说的那则新闻，1934年《大公报》说的“学术艺展”正是1935年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

　　这就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徐婉玲在《变局与新局：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始末》（以下简称《变局与新局》）一书中要讲述的故事。

　　这次展会，中国政府共征选了1022件文物，其中故宫博物院提供了铜器、瓷器、书画等735件，古物陈列所提供了书画珍玩47件。这些都是清宫旧藏文物，两项相加，占了参展文物的四分之三强。一方面，说明以故宫藏品为代表的清宫旧藏文物既美且珍，是“本国文化及艺术史上有价值之古物或艺术品”之代言者；另一方面，正如曾经担任过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所言，“自成立博物院以来，昔之所谓秘殿宝笈，一夫所享有者，今已公诸国人矣”。从宫殿禁地走入大众视野中，作为中国文化之代表的故宫古物，已然揭开了神秘面纱，展现在世人眼前。

　　作者徐婉玲主要从事故宫博物院院史研究，“故宫文物南迁”是她一直在做的研究课题。1935年的这次国际展览会，学界习惯称呼为“伦敦艺展”。

　　徐婉玲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考察时，还意外找到了伦敦艺展“双骑吏”的海报，并考证出这张海报的设计者是林徽因。海报的设计元素来自汉画像砖拓片，徐婉玲更考证出具体为武梁祠画像砖拓片，而故宫博物院就藏有清拓武梁祠画像卷轴。这也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展览史上的第一件展览海报。这件事单拎出来说，也是中国近代设计史上的一段佳话，更是可以再作文章的一个线索：林徽因如何接到海报设计的任务，是否还做了其他方案，武梁祠是否对林徽因其他作品产生过影响等。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资料只是一小部分，书中还有大量来自民国时期的档案、新闻报道、照片，以及来自日记、传记、年谱等出版物中的材料。可以说，令人信服的材料构筑了本书扎实、缜密的底色，而对材料的充分整理及有效利用则显示出作者的学术功力。以第四章第一节“文物运英引发争议”为例来说，伦敦艺展筹备之初，听闻大批文物要运往英国参加展览，北平学术界一片反对之声。作者将来自《大公报》（天津版）的消息作为事实陈述，同时又根据《国立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燕京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部分材料来分析众人反对的原因，再引《大公报》（天津版）《京报》中的材料总结归纳北平学术界提出的意见。最后以《大公报》（天津版）《外部周刊》《北平晨报》阐述伦敦艺展筹委会的整改措施。这一节在书中算不上重要的章节，但叙述流畅，逻辑清晰，整体看下来如同一篇情节曲折的短篇小说，细节丰富、一波三折，王力、朱自清、梁思成等学者的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最后作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事实上，北平学术界对于故宫文物出洋诸多安全问题的提醒批评，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对清末民初时期中国文物大量流失事实的反思以及对于当时国内文物保护复杂情状的忧虑”。从这一处就可以窥见作者对材料的收集、整理与运用之刻苦与圆熟。

　　阅读这本书，我们经常能在字里行间与文化名人相遇。例如选送哪些文物参展，伦敦艺展筹委会聘请了专家来做这些事，审定陶瓷的是郭葆昌，审定铜器的是唐兰和李济，审定书画的是邓以蛰、徐悲鸿、顾树森，后又请了叶恭绰、吴湖帆和蒋穀孙。而从古物陈列所挑选书画藏品，是吴湖帆带着助手王季迁去完成的。就王季迁个人生涯而言，参与伦敦艺展的筹备工作，使得他能跟着老师吴湖帆亲见大量清宫旧藏书画，这无疑是珍贵的机缘。谁也未曾想到，这个东吴大学学法律的年轻人，日后会成为一代书画鉴定大家。在他日后过眼各类中国古代书画作品时，1935年的这段经历，不知是否会萦绕眼前。

　　伦敦艺展也是一次规模庞大的中西文化交流盛事，既然是文化交流，难免有阻碍。双方各自说话，有分歧、有妥协，在不断磨合中迎来了好的结局。在书中，也多次展现了这种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分歧。如在策展理念上，中方侧重展品的文化内涵；而英方更注重展品的“帝王”属性。这大概也是西方人从他们的视角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最感兴趣的地方。在书画的选择上，英方更喜欢选择有帝王题款、印章的作品，如果是帝王的作品则更好；而中方则倾向于选择文人绘画的经典之作。吴湖帆惋惜道：“外间骨董家徒知重视乾隆御题，致失真龙往往而有，积习误会，可为一叹。”而在展品陈列上，中英双方亦有不少分歧。如对乾隆皇帝的宝座和屏风的陈列，在中方工作人员看来是不伦不类；对部分字画的陈列，没有完全展卷等。但英方对展品陈列的考虑有自己的逻辑，例如颜色相近的陶瓷放在一起，并不局限于窑口和年代；书画展厅中放入刺绣等，并不是单一从类别上考量。在读到书中所引用的中方工作人员礼貌而克制的抱怨文字时，会更形象地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冲突所产生的激荡。尽管现在地球已经是个“村”，尽管现在中西方的交流比20世纪要频繁畅通得多，但巴别塔下，隔阂仍在。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仍需要以各种方式走出去，让交流增多，摩擦减少。

　　伦敦艺展展出14周，日均5000余人参观展览，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历史上也是规模空前的展览。千余件中国文物，经历11个月的漫长旅程，于1936年5月平安回到祖国。未来的日子，等待这批文物的，将是更波折的旅途。

　　最后，我想以书中提到的一个细节来作为文章的结束。1934年11月20日，存于上海的故宫南迁文物开始进行点收工作，原属地明晰的文物归为四类，分别以“沪、上、寓、公”四字来进行分类编排；不明确的，以“全、材、宏、伟”四字编号。这是马衡院长为存沪文物所起的编号。马衡院长是故宫博物院的第二任院长，他的任期涵盖了20世纪30—40年代时局最为艰难的岁月。同时，他也是著名的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寓公”出自《礼记》，原指失去了爵位或封地，寄居于他乡的王公贵族。“沪上寓公”实指清宫旧藏文物离开紫禁城，寄居于上海的事实，难免有惋惜之意；而“全材宏伟”则一扫阴霾，对故宫文物的宏富与精美满含自豪与骄傲。虽然只是一个编号取名，却也是故宫文物守护者们的心态写照。这个细节满含温度，从历史的故纸堆中散发出丝丝暖意。

　　（作者为故宫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