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青年报

八月林地区景色

王琦

队员们在野外巡护

对讲机里传来了外勤同事的声音——“找到新点位，要求定位。”听到呼唤，王琦马上放下手头的事情，开始查找。几秒钟后，他告诉对方“点位已标记，请继续寻找新点位”。这一天，是王琦在办公室值班的日子，也是他为数不多相对轻松的工作时刻。

更多的日子里，他会带领着彝族巡护员穿梭于陡峭的山路和高海拔的森林中进行巡护和监测。他曾在巡护和监测中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灵猫的分布特征，监测到迄今国内最多的大灵猫有效记录，还曾拍摄记录了金口河历史上首张大熊猫的影像照片。

“现在保护区里已经有50多条巡护线路，140多台红外触发相机，每年的巡护里程达到8000公里左右，相当于从北京到成都走两个来回。”王琦说。

从实验室里走出来

“我们分析的海量数据就像在撒哈拉沙漠找一粒特定的沙子”

时间回到20世纪90年代末。

彼时，生物科学领域因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推进，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基因组学成为热门研究方向。年轻的王琦和众多怀揣科学梦想的年轻人一样，被这个充满未知与可能的领域所吸引。从东南大学的强化班，到大三选择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王琦坚定地认为，自己能在生物信息学中实现自己的追求和梦想。

赴美深造后，王琦在得克萨斯州的一所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专注于灵长目动物基因组中重复序列的研究。他每天很早就去实验室，也经常工作到很晚，满心期待地想要在“基因组的金矿”中挖掘出重大发现，但现实却并非他想象得那样美好。

在读博士的第四年，王琦的研究陷入“泥潭”。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进展却总是受阻。特别是当法国同窗连续在《科学》《自然·遗传学综述》发表论文时，他的重复序列研究却如坠迷雾。“实验室的离心机24小时不停转，我们分析的海量数据就像在撒哈拉沙漠找一粒特定的沙子。”凌晨的实验室里，王琦经常被焦虑包围着。

也是在这段时期，面对实验室里马达加斯加狐猴的基因样本，王琦突然意识到自己还从未见过活体：“我们分析着它的生命，却从未真正触摸过它。”

2010年冬天，王琦向导师请了长假，独自一人踏上了穿越美国48州的旅程。他开着车，带着帐篷和睡袋，穿梭于各个国家公园。夜晚，在静谧的帐篷里，他阅读着约翰·缪尔、瑞秋·卡森的著作，这些文字如同点点星光，照亮了他内心的困惑。

约翰·缪尔对自然的探索与思考，瑞秋·卡森对生态系统细致入微的描写，都让王琦深深感受到其中的魅力与力量。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方向，“那时候我就想，可能我真正热爱的不仅是生物学的研究，更是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

海风下，暮色渐浓。海滨的剪嘴鸥与沙蚤是如何共存？海面下的老鳗与幼鲭又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活动？潮起潮落，王琦希望自己不只是在书中找到答案，他更希望能够亲自寻找这些答案。

雨林深处的“乌托邦”

“看着雏鸟一点点破壳而出，感受着新生命诞生，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

160天的旅行很快就结束了。回到学校后，王琦做了一个让人惊讶的决定——放弃对基因组学的研究，投身生态保护工作。导师和同窗试图挽留他，“也许再坚持一下就能成功”。王琦谢绝了，这意味着，从研究到保护，他需要从头再来。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琦得知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在危地马拉有一个绯红金刚鹦鹉保护项目，他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2011年，王琦踏上了前往危地马拉的旅程，开启了一段与鹦鹉相伴的经历。

在危地马拉北部的佩腾雨林，王琦和团队肩负着双重使命：探索金刚鹦鹉的野外巢穴，增加种群数量。当年，无人机尚未普及，王琦和同事们开着单引擎螺旋桨飞机进行低空航拍。飞机拆掉一扇门，王琦坐在上面，单反相机固定在门边，在雨林上空寻找着鹦鹉的踪迹。从航拍照片中标记出目标合欢树后，他们要在地面再找到这些大树，观察鹦鹉的筑巢和繁殖行为。

每年2到3月份，王琦和其他队员就会冒着危险，借助单绳上升技术，爬上20到30米高的大树，取出特定的鸟蛋，带回营地人工孵化。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既辛苦又充满惊喜的时光。

雏鸟破壳并非易事，这是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小小的雏鸟一点点顶开蛋壳，常常需要一整天的时间，中间还会多次休息，“看着雏鸟一点点破壳而出，感受着新生命的诞生，所有的疲惫都会烟消云散。”王琦说。

雏鸟破壳后，通常都是由王琦亲自喂养。每天，他用精心调配的流质食物，小心翼翼地喂进它们的嗉囊。随着雏鸟羽翼渐丰，学会飞行，王琦和团队再将它们放回野外的树洞中，让它们回归自然的怀抱。

在雨林的日子里，王琦的每一天都过得自在又满足。他不仅与鹦鹉相伴，还邂逅了许多奇妙的自然景观和珍稀物种。第一次爬上高大的合欢树，钻出雨林冠层，眼前一望无际的绿色让他心醉神迷；在夜晚的湖面上，手电筒的光照在鳄鱼的眼睛上，反射出星星点点的光芒。“真觉得找到了理想中的乌托邦。”王琦说。

然而，现实很快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尽管团队付出了巨大努力，每年为野生种群成功增加的鹦鹉数量却抵不过一次盗猎。一只非法走私的野生中美洲亚种的绯红金刚鹦鹉在北美的黑市能卖到2000至3000美元，高额的利润驱使一条盗猎和走私链条的产生。而这根链条的终端却是当地居住在雨林村落里的普通居民。

王琦意识到，单纯在雨林中救助鹦鹉，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物种保护的问题，必须直面来自社区和人类的威胁。

从理念到行动的转变

“不能简单地禁止，而是要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点”

带着在热带雨林里的感悟，2014年年底王琦回到国内从事生态保护的工作。2019年，他加入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开始负责八月林自然保护区的工作。

桃花源八月林保护地，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极丰富的四川西南山地之间的一个社会公益性自然保护地。这里也是大熊猫凉山种群的重要生态廊道，保护着四川山鹧鸪、大熊猫、大灵猫、珙桐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

保护区外两公里的林丰村，是金口河区唯一的纯彝族村。村民们依靠山区的资源，在保护区内挖药、打笋、放牧。八月林周边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社区居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导致了一系列生态问题，挖药、打笋、打猎、砍伐、放牧等行为屡禁不止。

初到八月林，王琦遭遇了诸多意想不到的挑战。为了让居民了解保护区条例，他和团队将条例画成四格漫画张贴在村子里，却引发了居民的不理解。这让王琦认识到，作为外来者，想要在这里开展保护工作，首先要打破隔阂，让居民接纳自己。

通过走访，王琦了解到附近的居民对山林资源依赖程度高，每年都会进山挖药、打笋等。在打笋的季节，王琦以及其他同事们曾在八月林的打笋区域待了十天，“我们租了老乡的摩托车，骑进深山。农历八月雨水多，山路泥泞不堪，即使穿着雨鞋，也经常一脚踩进泥里，连腿都拔不出来。”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跟着老乡上山打笋，观察记录他们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对大熊猫迁徙及生活环境的影响。“在原始森林中规模巨大的人类活动干扰了当地的生态，影响了大熊猫的迁徙廊道，会让它们的逐笋移动变得更加困难。”王琦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护这里的生态少被干扰，保证大熊猫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一次次的走访后，王琦发现居民的行为虽然对保护区造成了破坏，但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持家庭生计。“要想改变这种现状，不能简单地禁止，而是要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点。”于是，王琦和团队成员与居民进行了多次深入沟通，向他们解释了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同时努力帮助他们找到可持续的生计方式。

在王琦的努力下，居民逐渐理解了至少保护区不会立刻禁绝他们在山上的活动。2021年，王琦提议组织居民开会讨论“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进入保护区”，最终在团队的帮助下，初步制定了一套居民进入保护区的规则。

这些规则不仅考虑了保护区的管理需求，也保障了村民的合理利益，比如允许他们在遵守规定的前提下进行适度的有序的采挖活动。2022年，参与讨论规则的居民范围进一步扩大，规则也从最初的几条增加到11条，包括进入保护区要登记、用手机记录轨迹、禁止打猎和乱丢垃圾等。如今，村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规则，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开始慢慢改善。

除了上山挖药、打笋的居民，对于养牛户、放蜂人等，王琦和团队成员采取了“一户一策”的方法，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难，制定相应的保护策略。

在这个过程中，王琦和团队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挨家挨户走访，详细记录每一户的情况，分析问题，寻找解决办法。每一次走访后，他们都会进行集体复盘，撰写走访日志，不断总结经验，调整工作方法。

用科技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引入低压脉冲电兽栏，既有效驱赶野生动物，又不会造成致命伤害”

在八月林的工作中，王琦还深刻感受到科技发展对生态保护的影响。近年来，无人机在农业和运输领域的应用逐渐普及，也在八月林保护区引发了一系列变化。秋季打笋季节，当地的小老板开始使用无人机运输竹笋，使得运输成本大幅压缩，速度大幅提高。但这带来了新问题。一方面，无人机运输减少了村民背笋出山的收入来源，让这些本就只能依赖大山的村民的利益受损；另一方面，无人机的使用使得村民能够进入更远、更高、更陡的区域采笋，进一步压缩了动物的生存空间，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新的压力。

面对这些问题，王琦积极应对，和管理部门多方商讨无人机在保护区的使用规范。

技术的大潮流是无法阻挡的，他和团队开始思考如何利用科技改善人兽冲突的问题。在八月林，人兽冲突一直是个棘手的难题。“生态环境中食物链的崩塌，豺等顶层掠食者消失，野猪数量泛滥，经常到村民的田里啃食庄稼，给村民造成了损失。”王琦说，尽管政府有野生动物肇事补偿，但与村民的实际损失相比，并不能弥补老乡的全部损失。

于是，村民们为了保护庄稼，就会在田边下套、设夹子，这不仅容易伤到人和其他动物，还加剧了人兽之间的矛盾，影响了保护成效。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琦和团队引入了低压脉冲电兽栏，“这一科技产物利用蓄电池和铁丝围成防护区，当动物触碰时会产生瞬间低压脉冲，既能有效驱赶野生动物，又不会对动物造成致命伤害。”经过在田边的试点和推广，低压脉冲电兽栏取得了显著效果，野猪不再轻易进入农田，人兽冲突得到了缓解，村民对保护工作的态度也进一步转变。

“居委会主任”的成就感

“这里的人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帮助，还有教育、医疗、文化等支持”

在八月林社区，王琦收获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今的他，甚至被朋友称为八月林的“居委会主任”。曾经，组织村民开会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通知9点半开会，10点半人都来不齐，村民们对保护工作也不理解，见到工作人员就躲。

现在，每次组织村民大会，能聚起60多人，大家不仅相对守时，还积极参与讨论保护区的事务。村民们对王琦和他的团队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从最初的躲避到现在主动打招呼、递水，这让王琦感受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

村里的老人廖正雄，曾经是个打猎的酒鬼，不受村民待见。王琦和团队通过社区走访，了解他的生活状况，帮助他解决实际问题，逐渐赢得了他的信任。后来，廖正雄不仅不再打猎，还主动帮团队盯着村子，一旦发现有外人来打鸟、打猎，就会及时通知他们，这种转变让王琦感到欣慰。

对于未来，王琦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力量关注到八月林保护地，关注到这些为了保护自然生态而做出牺牲的人们。他深知，一个保护组织的力量是有限的，解决当地的问题、推动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需要政府、学校、社会组织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这里的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还有教育、医疗、文化等多方面的支持。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王琦和他的团队2023年的巡护日志显示，大熊猫活动轨迹仅向核心区外扩展了2公里，这是他们践行社区共管模式交出的答卷。王琦用15年时间验证着一个朴素的道理：最好的保护不是画地为牢，而是让人与自然在相互成全中，听见彼此的心跳。

·同事眼中的王琦·

“他不是来‘镀金’的而是真正来做事的”

王琦的同事刘辉第一次见到王琦，最深的印象是人特别瘦。在同事中，他的体脂率是最低的。刘辉还担心过，王琦这体格能不能适应长时间爬山的工作，可后来发现，她大错特错。

这些年来，王琦的脚步丈量了八月林的每一片山林，用汗水守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爬坡上坎、蹚水过河，饿了吃干粮，累了坐地上，在山中搭帐篷过夜是家常便饭。

队员刘菲觉得王琦做事特别投入，是发自内心地喜欢保护区的工作，“在保护区，白天他和大家一样上山下乡，晚上他还要处理监测数据、撰写报告。”刘菲说，他们上班是两班倒，每名队员都有休息的时间，只有王琦一周七天都会在保护区。

同刘菲不一样，彝族队员本取佩服王琦的是，“城市里来的高材生，愿意扎根在咱这条件不好的山区”。2020年，八月林地区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山洪，村里十几户人家的房屋被冲毁，王琦团队在山上整整被困了两天。“在逃出险境后，王琦顾不上休息，立刻买来了衣服和鞋子，返回道路损毁的山里去看望受灾的村民。”本取说，他没想到王琦不是来“镀金”的，而是真正来做事的。

从2019年至今，王琦和队员们每年在保护区坚持进行巡护。2023年，王琦被评为敬业奉献的“乐山好人”和“四川好人”。

王琦如今是桃花源八月林保护中心主任。2013年，正在得克萨斯州的大学里攻读基因组学博士学位的他，选择休学前往危地马拉参与野生动物保护。2014年，王琦回到国内从事生态保护工作。

本版文/本报记者 张蕊

统筹/宋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