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姚咏梅

　　2025年6月11日是成思危诞辰90周年纪念日。本版组织两篇回忆文章，以志纪念。

　　成思危（1935—2015），湖南湘乡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六届、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职教社第八届、九届理事会理事长，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平易近人

　　科博会是北京市每年一度的大型国际会议，至今已举办27届，科博会下设多个不同主题的论坛，备受各界关注，尤其是中国高新企业发展国际论坛，更是影响深远。那天上午，为了挖掘报道素材，我早早地来到人民大会堂。正当我四处转悠的时候，看到思危主席竟然也提前抵达人民大会堂的会场，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步入休息室后，正在作会前的细节沟通。我本无权进入休息室，更没有机会与思危主席对话，然而我当时所在的单位——《中外企业文化》杂志社是会议的重要支持媒体，社长史秋秋是大会开幕式主持人，于是我随她一起进入了休息室。史社长与思危主席交流时，我在旁默默聆听，他的随和与谦逊让我印象深刻。过了一会儿，出于记者的职业敏感，我鼓起勇气走近，向他请教企业如何保持创新。当时，工作人员上前阻拦，但思危主席微笑着摆手说：“别拦了，让她问吧。”于是，他耐心地为我解读了创新的意义、方法，以及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这次随机的采访让我深深地感受到，思危主席虽身居高位，却平易近人；心怀天下，却注重细节；智慧严谨，却不失风趣。

　　立足实践

　　那次采访围绕创新展开。思危主席说，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最能够生存下去的物种，并不一定是最庞大、最强壮的物种，而是最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物种。环境在不断变化，我们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必须采取新的措施。创新，正是人们为了适应环境变化而采取的新举措。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创新型国家，不能仅从经济实力和科技的发明数、专利数、论文数来衡量，更重要的是看它是否真正以创新作为国家的发展动力。

　　思危主席认为，企业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体。企业管理者不仅要考虑任期内的绩效最大化，更应关注企业的长远发展。当时，许多企业家更倾向于“种草”——那些能在短时间内见效的事情，而不太关心“种树”——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收获的事情。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企业家们，长期主义是一种格局，是一种清醒，可以帮助企业在不断创新、创造价值的历程中，重塑动态护城河。这一忠告在今天依然弥足珍贵。当下，许多企业在经历了快速发展后开始醒悟，回归“种树”思维，许多经济学家也在呼吁要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做长期主义者。

　　思危主席强调，创新要结合市场。如果企业依赖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的科技人员，被动地等待成果，那么创新的效果将大打折扣。企业必须对市场需求保持敏感，根据市场需求改进老产品、开发新产品。企业首先要去研究市场，确定创新目标，再与科研单位合作开发。这样，成果才能更快地转化为产品，取得实际应用的效果。只有企业成为创新投入的主体、承担风险的主体和享受收益的主体，才能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

　　思危主席还指出，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知识社会即将来临。他强调，出售知识比出售货物能创造更多收入，产品中技术含量越高，实际利润就越大。企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重视创新、重视自主知识产权、重视专利产品，不断学习，改变创新模式和科技发展模式。如今，许多企业正努力践行这一理念，让产品不断增值。

　　智慧严谨

　　对于企业管理，思危主席认为有三种方式，即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和文化管理。他认为，19世纪前，企业是靠管理者的经验进行管理；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叶，发展到以科学管理为主；现阶段又发展为文化管理，这都是管理创新的成果。企业文化内在的实质是企业共同的价值观，有了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就能把职工凝聚起来，就会共同努力实现企业的目标。这是管理创新的重要发展趋势。确实，企业文化不仅成为企业贯穿战略决策、内部管理、员工激励及可持续发展等全维度的纽带，更是企业发展的“软实力”，也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对于技术创新，思危主席认为，技术创新是指把一种新产品、新工艺或者新服务引入市场，来实现它商业价值的过程。技术创新也分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跟随创新，就是在别人技术的基础上，再去发展新的东西。比如，韩国CDMA手机的很多技术专利，就是在美国的核心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这种创新本身也有重要的意义。第二种叫集成创新，就是把现有技术组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东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复印机。复印机出现之前，它所应用的技术都早已成熟，而把这些技术进行一番新的组合，就生成了复印机，这就叫作集成创新。第三种是原始创新，就是从发明开始的创新。

　　为了加深我的理解，思危主席还用一个生动的故事说明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他讲道：老张和老李，每人出100元钱买了一块大蛋糕。老张说，我切这块蛋糕，咱俩平分。老李担心他切得不公平，于是请了三个朋友出主意怎么切得公平。第一个朋友说老张你不能以权谋私，要提高你的思想觉悟，尽量公平。第二个朋友说老李你得好好测量一下蛋糕的面积，还有它的薄厚均匀度，测量好后选择一个最佳的切入面，尽量切得准。第三个朋友是经济学家，他说甭那么费事，老张负责切，老李先挑。果然，老张这时想尽办法切得公平，问题就解决了。

　　思危主席形象地把管理的智慧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了出来，也让我学会了换位思考的工作方法，认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

　　注重细节

　　在采访中，我还感受到了思危主席拥有的惊人记忆能力，他所谈论的每一个观点，都有一系列数据作支撑，丝毫不显得空洞。例如，谈到知识产权，他说，我们的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50%，这说明一半以上的技术是靠引进；我们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只有0.03%左右，即使在中关村也只有3%；科技、教育、管理等综合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也只有30%左右，而在发达国家是在60%以上。与知识有关的成本在一般商品里占20%～40%，在高技术产品中，软件和专利费甚至超过了硬件费用。谈到科技成果，他说，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的科技成果有3万项，但真正转化成产品的只有15%～20%，真正形成产业的不到5%。谈到市场需求，思危主席举例说，杜邦公司开发的尼龙，初期只是用来制造降落伞和尼龙丝袜；1945年扩大用途，用于纺织用的精纱；1948年扩大到制造轮胎用的帘子布；1955年又用来做膨胀纱；1959年又用做地毯纱等。产品是有生命周期的，但每当开发出它的一个新用途，也就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周期……会后我对这些数据一一进行了核对，结果每一个都精确无比。这足以说明，思危主席不仅把这些数据精准地记在了心里，更是把中国的发展、企业的发展放在了心上。

　　照亮前行之路

　　在采访的过程中，思危主席散发出的人格魅力和领导力，让我对中国民主建国会这个组织充满了向往。采访结束后，我努力学习民建的历史，学习思危主席关于民建的论述，了解民建在社会上作出的各种贡献，更加确信民建是个值得信任、值得追随的组织。于是，我认真填写了入会申请书并交给了民建组织。2014年12月，组织批准了我的入会申请，我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民建会员。

　　思危主席思想高瞻远瞩，为人低调谦逊，他的智慧与人格魅力，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国家的繁荣、企业的腾飞不懈奋斗、倾尽全力。

　　又到一年六月时，我不禁想起了自己有幸在人民大会堂与成思危主席会面并采访他的情形。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2006年5月24日，虽然过去了19年，但当天发生的事情依然历历在目。那一天，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科博会）中国高新企业发展国际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思危主席以与会领导的身份出席会议，当时我作为媒体记者参加会议，主要工作职责是对会议进行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