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美国政府以所谓“对等关税”挑起针对全球范围的贸易战，一个主要借口就是要打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振“美国制造”。然而，打破产业链供应链与重振“美国制造”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吗？即便在关税大棒的“敲击”下制造业企业愿意向美国转移，当今的美国能接得住吗？

至少在不少美国高校学生看来，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难回答——美国制造业真接不住所谓的“回流”。比如有攻读设计专业的学生就吐槽：“原以为设计最大的挑战来自创意与技术，万万没想到，真正让人精疲力竭的却是制造本身。”

美国的设计专业非常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几乎每个项目都需要学生下车间进行实际制作。但由于不少学校的设备有限，学生们经常需要到校外寻找合作的制造厂家。如果学生就读的学校恰巧在制造业相对发达的州，情况或许会好一些，但如果在其他州，就只能是一声叹息了。

一名中国留学生就完整经历了这样一轮十分无奈的体验。

这名中国留学生的毕业设计是一把椅子，主要材料是厚度为0.25英寸的铝板，工艺上只需要完成精确切割和后期的弯折处理。

“搜遍了全州的地图，只找到了零星几家金属制造商。逐一联系的结果是，只有一家可以完成铝板的切割与弯折，但无法提供粉末涂漆工艺，需另寻第三方处理；还有一家的切割方式为手工操作，切口边缘较为粗糙，后期需大量人工抛光。”这名留学生说，自己经历了不少周折，才最终找到了一家“自称能够完成全部工序的制造商”。

不过，这名留学生的烦恼才刚刚开始：为确保成品能达到设计标准，这名留学生先是提出了在关键节点前到现场确认工艺效果的请求，却被对方以工厂不对外开放为由拒绝了。到了报价环节，工厂又开出了高达2400美元的收费标准，远高于全球行业平均水平。而对方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并不仅仅因为当地高昂的人工成本，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周边再也找不到一家能提供“全流程工艺”的加工企业。

1个月过去了，最终，这名留学生终于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毕业设计：椅子表面的黑色漆面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麻点，凹凸不平，质感粗糙得令人震惊；椅腿与靠背之间有一道“粗壮的”、未经打磨处理的焊缝，突兀又丑陋；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椅子的扶手，一个是倾斜的，另一个则是弯曲的；椅子4条腿的角度不一，其中1条竟然比预设角度偏了差不多10度，导致整把椅子比例严重失调，完全失去了设计的平衡感与秩序感。

对方似乎也看出了设计者的极度失望，立刻为自己辩解：“这点钱只能得到这样的‘成果’，如果想做得和模型里一样，得花上万美元。”

一头撞上南墙后，这名留学生果断“回头”，通过网络联系了一名中国金属加工商。不出一个星期，作品便成型了。商家发来的局部细节照片显示，成品严格按照设计稿制作，准确表达了作者的设计初衷，成本也大大低于美国制造。

这种差异的背后，不仅仅是劳动力成本的差别，更是制造体系的悬殊。今天的中国早已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还拥有傲视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任何一个零部件、任何一种工艺流程都能快速匹配到相应的厂家。反观美国，不仅工业体系有所缺失，而且各个环节大多是分散、割裂的，“驱车数公里只为买个螺丝”并不是笑话。

英国《经济学人》不久前刊发了一篇题为《重振“美国制造”梦想面临多重挑战》的文章。文章系统梳理了美国重振制造业的诸多难点，指出劳动力短缺、工厂建设困难、基础设施陈旧等问题交织，叠加移民、关税等政策掣肘，大大提高了美国重振制造业的难度。

在劳动力方面，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越南工人的近6倍，但这样的工资水平仍无法吸引足够多的美国人投身制造业。美国普查局最新调查显示，20%的美国工厂表示，劳动力供应不足导致这些工厂无法满负荷运转。同时，美国缺乏熟练技术工人，工业机器人数量低于韩国等国家，想靠使用机器人来实现制造业回流同样长路漫漫。

在工厂建设成本方面，受通胀等因素影响，过去4年美国工厂建设年化支出翻了一番。与此同时，美国现有工厂老化严重。全美约5万家工厂中有一半以上已建成30年以上。

在基础设施方面，美国大部分电网建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已达到或接近使用寿命，寻求接入电网的工厂或将面临数年拖延。同时，美国三分之一的桥梁需翻新或维修，这与东亚地区普遍便捷的交通网络有巨大差距。

然而，美国政府不但没有解决这些阻碍制造业重振的问题，其相关政策反而令美国制造业雪上加霜：高额的关税令原材料、零部件、机器等成本增加。关税政策的反复无常让许多企业对投资制造业采取观望态度。

美国制造业曾是全球的骄傲，其巅峰期出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资料显示，1953年，美国国内制造业产值（不包括海外美国企业）达到全球的28.3%，占本国GDP的28%，形成了底特律汽车城、匹兹堡钢铁带等多个产业集群。

但这些成绩的背后存在一系列前提条件：第一，战后全球格局赋予的领先优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本土并未遭受严重损失，而欧洲和亚洲工业体系却几近崩溃。此时的美国既是“世界工厂”，也是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受益国。第二，技术创新与产业集群效应。比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底特律三巨头”引领汽车工业标准化与流水线作业；匹兹堡及五大湖区的钢铁、化工产业，凭借电炉炼钢、高分子化学等里程碑式创新牢牢占据全球市场。第三，产业配套完备。整个二十世纪中叶，美国一直将各级税收中的很大部分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中，遍布全国的州际公路网以及至今仍极具吸引力的美国教育体系，基本都是在那个时代成型的。

不过，随着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苏，美国制造业遇到了强大的挑战。至1980年前后，日本汽车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已经较美国低37%，对美国汽车产业形成了明显的成本挤压效应。也几乎在同一时期，不少美国大型企业开始将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

更进一步的打击发生在产业升级方面。当时，日本、韩国及欧洲企业开始广泛引进自动化设备，并对相关技术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在这一轮技术较量中，美国制造业中除了个别产业跟上了脚步，其他大多数产业显然慢了不止一两步。

与此几乎同步发生的是，美国金融业开始蓬勃兴盛。得益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美元的霸权地位，加上“以股东回报最大化为导向的公司治理”逐渐取代“利润/工资模式”，美国产业结构逐步开始脱实向虚，制造业的核心优势地位不再。

历史的巨轮从不会屈从于个人的意志，更不会因为一个愿景、一句口号而逆转。曾经作为美国经济支柱的制造业，已经从舞台正中心退场，想要重回C位，仅靠关税这“一招鲜”怕是远远不够。

或许，《经济学人》上那篇文章已经作出了评判：“美国政府低估了促进制造业回流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