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复

　　《王国维遗书》手记

　　《王国维遗书》 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在我的书房里，有一部放在案头的《王国维遗书》，一共16册，平装32开，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9月版，源自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的一个影印本，封面上“王国维遗书”五个字，为罗振玉（系金石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所书，并钤有“罗印振玉”阴文方章。这部学术名著，陪伴我度过了四十个春秋。

　　回想这部大著的购书往事，似乎蛮有点儿意思，可以在这里说说。

　　作为一个百无一用的书迷，我有一种治不了的怪毛病——外出遇到书店的时候，就走不动路了，非得拐进去会会“老朋友”才安心。即使不买，走马观花逐个看一看有哪些书也好啊。

　　那是1984年中秋节的前几天，家人要我去上海福州路的杏花楼这家老字号买月饼过中秋。那个时候，我对这一类老字号总是心不在焉。这一次我正东张西望时，突然发现，卖书的上海古籍书店与卖糕饼点心的杏花楼，都开在同一条福州路上，且相距不远。我便先情不自禁走进了书店。这是上海解放后最早开业的专业书店，作为读者向往的一个老地方，每天前来觅书、淘书的人络绎不绝。

　　书店里静静而馨郁的氛围，让我好像一下子变成了柳宗元笔下的一条游鱼，自由徜徉、沉浸在书的潭水里，“水尤清冽”，“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有一种“放大光明”的美好感觉。买书、读书，是我的一种“呼吸”方式，否则会感到气闷。我来到二楼，突然眼前一亮，被一部大书所吸引——它就是《王国维遗书》，正齐整而庄严地立在书柜里，仿佛在等待我的到来。这部书开本小，灰白色封面，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了，像王国维先生生前的为人为学那样十分低调。

　　我赶忙招呼一位男性老店员过来，让他把书拿给我看看。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位瘦瘦的老先生，戴着一副棕色镜架的眼镜。他从镜片里透出的目光，显得亲切又有些迟疑，探身向前问了一句：“你真的要买？”想来他阅人无数，大概觉得我不像是个读书人。那时候，我在复旦大学当教书匠近十五个年头了，也怪我那天穿得破旧了点，人又黑又瘦，倒像是刚进城的农民工。

　　老店员有点儿不大情愿似的，终于慢慢从书柜里拿出第一册让我看。我又问他一共多少钱，一边伸手摸口袋。他就加重语气对我说，“侬要看清楚了，这可是大先生王国维的书啊，要16元，很贵的，也不大容易看懂。”我在写这篇短文的时候，特地查了一下孔夫子旧书网，上面显示1983年版的《王国维遗书》仅存一部了，标价1800元，是原价的112.5倍。不过当时的16元，也算蛮大一笔钱了，是我每月工资的约三分之一。

　　老店员一边双手小心翼翼从柜子里捧出其余15册，一起放在柜台上，一边凑近我，好心又低声地再次提醒我，“侬再想想，书卖出去是不能退的哦”。见我态度十分坚决，他转而便一下子情绪高涨起来，看来对我有点儿刮目相看了。他笑眯眯地随口问了一句：“师傅，侬在啥地方高就啊？”我只对他抱歉地笑笑，一边赶紧掏出钱来。

　　可是掏尽所有口袋，除了三张5元的钞票，其余都是皱巴巴的一角两角、一分五分的纸币——当时镍币还未通用，放在柜台上的纸币倒有一大堆，数一数一共只有16元零2分。我突然不由自主地轻呼一声 “啊呀”，脱口而出：“糟了，没钱乘公交车回去了。”我记得，那时我家住在上海市区西南角的零陵路250弄枫林新村。从这家书店步行约半小时到外滩方向的汉口路江西中路，乘坐49路公交车直达终点站，全程约20公里，票价9分钱，下车再走五六百米就可以到家了。

　　正在柜台前忙着点钱的那位眼镜先生一听我这么说，有些惊愕地停下来。大概对我这样一个人，居然买了这样一套冷门的书心里很是感动的缘故吧，他想了一想对我说：“那侬下一趟再来买吧，书我帮侬留着。”想了一想又改口说，“我看侬也是一个爱书的人。这样吧，侬今朝把书带回去，我只收侬十五块九角，侬下趟再过来还我就是了。”

　　我也深受感动，连声说“谢谢、谢谢”。但最后还是婉拒了他的一片诚心，一手提着他为我用废报纸包扎好的一套《王国维遗书》，走在店铺林立、行人如织、车水马龙的街头，真的是心里美滋滋的，感到很幸福。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脑海里，这时突然涌起清代高鼎《村居》的四句：“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其实，买书和儿童春天放风筝，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回到家，内人杨敏芝问我：“月饼买来了是吧？”我只好对她说，“不好意思啊，钱我用来买书了。”她只是对我笑笑，表示理解和赞同。她是同济大学建筑系出身的一位教授级建筑设计师，深知读书的意义。可叹她因病离世已近24年，不能读到我这里写的当年购买《王国维遗书》的这篇小文章了。

　　王国维是一位真正的国学大师，1927年6月2日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他一生追求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堪称在精神世界中跋涉的“苦魂”。王国维的崇高学术丰碑，尤其令人敬佩。他在哲学、文学、美学、史学、文字学、边疆史地学和考古学研究等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杰出贡献。

　　翻开《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便是陈寅恪先生所写的一篇大序，从三方面简要概括了王国维一生学术的深邃内涵和独到方法：“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认为王氏这三类遗著，“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我深以为然。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