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法治日报

□ 王立民 　　《唐律》是中国现存第一部体例、内容十分完整的法典，也被称为古代法典中的“最善者”。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法典对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的立法产生过很大影响，形成了中华法系。当下，我国正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必要知晓《唐律》的来龙去脉，增加一些相关知识。 　　（一）以肉刑为主转向以自由刑为主 　　中国从夏朝开始就制定法律，其中夏有“禹刑”、商有“汤刑”、西周有“吕刑”等。春秋末年，一些诸侯国改变以往法律不公开的做法，开始公布成文法。最早在公元前513年，晋国的执政者子产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称为“铸刑鼎”。之后，各诸侯国纷纷效仿，公布成文法成了一种普遍的做法并延续下来。 　　战国时，魏相李悝在总结前人立法的基础上，制定了《法经》。商鞅以《法经》为蓝本制定《秦律》。由此，中国绝大多数封建朝代都把主要法典称为“律”。《唐律》的制定者博采唐前立法的众长，取长补短，终成《唐律》这样一部著名法典。这里以两例证之。 　　一是《唐律》采用的“律”源自商鞅的“改法为律”。商鞅是著名的法家人物，姓公孙，名鞅；因在秦国变法有功，受封商邑，号“商君”，所以人们习惯称其为商鞅。他小时候就与许多孩子不同，特别喜爱法律，有“少好刑名之学”的说法。这为商鞅以后能在秦国主持变法、治理国家打下了坚实基础。公元前361年，商鞅携带李悝制定的《法经》前往秦国，深得秦孝公赏识，获得委任主持变法。商鞅变法的范围涵盖农业、军事、法律等诸多领域。仅在法律领域中就有“改法为律”，即把《法经》改称为《秦律》。 　　二是《唐律》采用封建制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主要由肉刑、自由刑和死刑组成。封建制五刑从奴隶制五刑发展而来。奴隶制五刑是墨、劓、刖、宫、大辟，主要由肉刑和死刑构成。在奴隶制五刑向封建制五刑演变的过程中，有过一个重要的刑制改革事件，即缇萦上书汉文帝的事件。《唐律》采用封建制五刑，接受了包括汉文帝改革刑制在内的历史成果。 　　（二）死刑执行前改由皇帝勾决五次 　　在《贞观律》的制定过程中，有不少值得点赞的地方，这里仅举两例：一是增加了“五复奏”。复奏是一种在罪犯已被司法机关判定、皇帝审定为死刑之后，在死刑执行前再由皇帝勾决的制度。“三复奏”指的是一天之内由皇帝勾决三次；“五复奏”是指两天之内由皇帝勾决五次。这是一种对皇帝司法权力的制约，也是一种慎刑的表现。二是增加了“加役流”刑，以替代部分死刑的执行。唐太宗在制定《贞观律》时，觉得流刑和死刑的刑差太大，部分可死可不死的罪犯因此被适用了死刑，于是决定增设“加役流”刑。此刑重于一般流刑，又轻于死刑，可使部分可死可不死的罪犯通过适用“加役流”刑而活下来。 　　唐高宗即位次年颁行《永徽律》，保持了《贞观律》的内容。考虑到司法官对《唐律》要有一致的理解、科举考试要有标准的答案，有必要对《永徽律》律条作出官方解释并适时出台。于是，《永徽律疏》颁行了。《永徽律疏》由律条和疏议两部分构成，疏议是对律条的解释。在中国古代律典中，律疏形式为《永徽律疏》首创，也为以后部分律典所继承。 　　开元二十二年，唐玄宗颁行《开元律疏》，对《永徽律疏》作了微调。微调的原因主要是避讳、地名的改变等，但在体例、内容方面无大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开元律疏》实为《永徽律疏》的翻版。 　　《唐律》颁行以后，得到了有效实施，成为造就“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盛世”的一个重要因素。据统计，贞观四年全国判决死罪的只有29人，开元二十五年全国判决死罪的也只有58人。这在中国古代史上实属罕见。 　　（三）良好的实施效果产生的重要影响 　　优秀的文本和良好的实施效果，使《唐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唐朝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虽都制定了自己的法典，但这些法典皆以《唐律》为楷模；另一方面，唐朝的高度发展吸引了当时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的国家，纷纷派出遣唐使到中国取经，包括学习移植《唐律》。这些国家包括朝鲜、日本、越南等。 　　朝鲜的高丽王朝大量吸收《唐律》的体例和内容。《高丽史·刑法志》讲得很实在：“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日本也较为虔诚地学习、移植《唐律》。日本在公元7世纪至10世纪间制定的法典，不少仿照了《唐律》。特别是《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在体例和内容上大量仿照《唐律》。越南也是一个受《唐律》影响很大的国家。公元1042年颁布的《刑书》和公元1230年颁布的《国朝刑律》大体依循《唐律》，体例中的卫禁、户婚、诈伪、捕亡、断狱等篇目名称和内容中的十恶、八议等规定皆取自《唐律》。 　　总之，《唐律》是一部生命力很强的古代律典，不仅对中国封建朝代的立法产生过很大影响，而且对当时周边国家的立法产生过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就是《唐律》生命的延伸，以致其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在世界法制史上亦占有重要一席。今天，要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不读《唐律》是不行的。 　　（文章节选自王立民的《法苑内外》，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