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法治日报

□ 王立民 　　唐朝是中国古代的鼎盛朝代，中国也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唐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凡成就，其中就包含《唐律》、中华法系与丝绸之路。而且，三者之间还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唐律》为丝绸之路保驾护航，又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作；丝绸之路是联系《唐律》与中华法系的纽带，使《唐律》能够为朝鲜、日本、越南等近邻所接受、移植，最终形成中华法系。 　　首先，《唐律》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内容完整、系统的律典，也是唐朝的主要法典。 　　丝绸之路最晚起源于汉朝，唐朝又有大发展，不仅扩大了陆上丝绸之路，而且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在这条以经贸为主的大路上，人员、文化等也实现了交流与互动。在保证丝绸之路的安全和繁荣方面，《唐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唐律》通过打击损害人身、财产、交易的犯罪，来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 　　《唐律》是一部刑法典，最重的刑罚可剥夺犯罪者的生命，即死刑。因此，与唐朝其他法律相比较，它更具有强制性、规范性、权威性等优势。这使得《唐律》在丝绸之路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唐律》在打击外国人犯罪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旧唐书·北狄传》记载，唐玄宗开元二十年，黑水靺鞨国的武艺派人去诛杀身在大唐帝国的门艺，但刺杀未遂。为了保证门艺的人身安全，河南府派人抓捕武艺派来的刺客，结果刺客全部落网。这一抓捕的依据就是《唐律》。 　　其次，一个法系的形成只有母国还不行，它要有成员国的拱卫。《唐律》成为中华法系的典范性法典，需得到成员国的接受、移植，成为它们立法的楷模。中华法系的母国是中国，成员包括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 　　历史上，《唐律》的大量内容为这些成员国所接受移植。在朝鲜，其刑法就是模仿《唐律》而制定。《高丽史·刑法志》记载：“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在日本，《大宝律》堪称“封建立法的典范”，基本上是《唐律》的翻版。在越南，李太尊、陈太尊执政时，制定的重要法典《刑书》和《国朝刑律》亦把《唐律》作为楷模，只是“时而斟酌”而已。可见，《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名副其实。为什么这些国家会大量移植《唐律》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唐律》是东方农业文明的产物。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农耕民族，《唐律》就是在这样的国度里诞生的。这决定了，它的内容十分适合农业国家，而不是游牧、工商业国家。那时，东亚国家也都是农业国家，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国家越南无一不是如此。它们与唐朝具有相似的经济背景，采用《唐律》会更加顺手一些。 　　第二，《唐律》的水平比较高。《唐律》的水平要明显高于其他东亚国家的原有法律。它们移植《唐律》以后，可以使本国的法律水平得到很快提升，何乐而不为呢？ 　　第三，《唐律》的移植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在唐朝以前，东亚区域就受到中华文化的广泛影响。中国的文字、风俗、习惯等在汉朝以后，就已渗透进这些国家。有了这一文化基础，《唐律》的移植就显得方便了。由此可见，东亚国家采用《唐律》是多因一果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绝非被动接受和偶然行为。一旦这些国家接受、移植了《唐律》，母国与成员国皆已具备、代表作亦到位，中华法系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最后，通过丝绸之路，大量输出《唐律》；通过建立中华法系，远扬大唐威名。 　　《唐律》产生于唐朝，中华法系则由唐朝与朝鲜、日本、越南等共同构成。要把《唐律》与这些国家联系起来，没有强劲的纽带是不行的。这根纽带就是丝绸之路。通过丝绸之路，唐朝与周边国家能够加强联系、促进相互交流。 　　在输出《唐律》与建立中华法系的过程中，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发挥了积极作用。这里，仅以通往日本的丝绸之路为例。那个时候，去往日本，可以先走陆上丝绸之路到朝鲜，再利用季风抵达日本。这条大路不仅承载商人，还有大量日本遣唐使。在遣唐使中，有人专门到唐朝的高等学府国子监就学，深入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其中，就有人专门学习过《唐律》。学成后，便把《唐律》带回日本。 　　从制定《大宝律》的人员来看，许多人都是通过丝绸之路来往的。其中，既有留学生，也有唐人的后代。可见，在《唐律》与中华法系之间，不能没有丝绸之路这条纽带。少了这条纽带，《唐律》就难以为各国所接受、移植，中华法系也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总之，唐朝造就了《唐律》；《唐律》凭借丝绸之路，被移植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中华法系因为有了这些成员国，而得以最终建立起来。它们之间的联动，造就了《唐律》的闻名于世、唐朝的威名远扬。 　　（文章节选自王立民的《法苑内外》，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