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迁迅 四川工商学院2023级汉语言文学专业

　　魏微的《烟霞里》以编年体形式，通过女主人公田庄的一生串联起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代图景，探讨在新时代下“人之为人”的存在命题。小说以四位“业余”写作者的视角展开，以独特细腻的内容映射，将个人经验升华为集体记忆；在哲学维度上呼应海德格尔的“栖居”与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形成对时代、死亡与写作的深刻思辨。

　　1.居何以处：时代作为存在的居所

　　海德格尔将“栖居”视为人“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其本质是“保护”——守护天、地、神、人的四位一体。《烟霞里》中，田庄与母亲孙月华也构成了两代人的生存镜像：孙月华狂热追逐时代浪潮，最终创业失败，成为时代符号的悲剧；田庄则以旁观者姿态游离于时代之外，以学术研究（如《梁启超和他的时代》）主动介入历史叙事。两人截然不同的“栖居”方式，揭示时代既是外在的必然引导，亦需个体主动“筑造”。这是80后“中间一代”的特质，相对于他们的父辈，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显得更加独立，也更加纠葛；他们个体性的构造是在苦痛踌躇中留下的时代印迹，似乎缺少了往日“一呼百应”的理性主义的从容。

　　魏微将田庄的生平与恢复高考、加入世贸等重大事件并置，展现“个人”作为时代载体的双重性：既被历史洪流裹挟，又以微小存在反哺时代肌理。文中的田庄以“局外人”身份，彰显出海德格尔所言“此在”的澄明——她以疏离姿态揭示存在的本真状态，而孙月华的失败则隐喻盲目“筑造”对个体存在的遮蔽。时代由此成为动态的居所，人在其中既被塑造，亦在抵抗中确立自我。这是一个痛苦的历程，也是个人于时代中的自我护卫。

　　2.死何以待：他者之死与伦理重生

　　田庄的猝死成为小说的核心转折。她的死亡毫无预兆，消解了海德格尔“向死而在”的筹划性，凸显列维纳斯笔下的“他者之死”——死亡不可被主体化，而是“来自外部的威胁”，迫使幸存者直面伦理责任。列维纳斯认为，“他人之死是我的事情”，死亡在通过他者的苦难，唤醒主体的负罪感与责任感。既然是这样，我们面对时代浪潮下每一个渺小“他者”的苦难，就决不能说“与我没有关系”，他人与我组成的家国与个体的休戚与共再一次得到了强调。自然主义的“小民”叙事遭到了质疑——如果我无视“大国崛起”，那又何来“小民尊严”？如果我罔顾他人，又怎能保全自我？

　　魏微以田庄之死为纽带，将个体悲剧转化为群体记忆的复活。四位叙述者通过书写田庄的故事，完成对自我存在的救赎：“她之死，我们得以活。”这种“复活”并非肉体重生，而是伦理关系的重构——死亡打破了“我-能”结构，将他者纳入存在的共生网络。他人之死是整个群体的事。小说结尾，田庄的“第二次死亡”——释怀，超越生存论意义，在集体记忆中实现存在向伦理的飞跃。由此，在魏微笔下，田庄的“生”与“死”在辩证的意义上也得到了诠释。

　　3.文何以为：业余写作的诗意与救赎

　　《烟霞里》的叙事由四位“业余”写作者完成，他们并非职业作家，而是田庄的亲友和同事。魏微借此反思“专业写作”的局限：功利化可能导致经验失真，而“业余”书写更贴近生命的野蛮活力。

　　然而，魏微并未沉溺于“业余”的混沌。她以小说家身份介入文本，赋予叙事“宽恕”的伦理维度——通过统稿、润色，将散乱记忆升华为集体责任。这种“专业性”并非职业标签，而是对存在的超越：写作成为与他者“面对面”的仪式，将孤独的黑夜经验转化为照亮他者的光。业余书写的意义，正在于以非功利的真诚，抵达列维纳斯所言“圣洁”的伦理高度。

　　4.结语

　　《烟霞里》以田庄的一生为轴，在时代、死亡与写作的三重维度中，完成对存在本质的叩问。魏微拒绝宏大叙事，转而通过微小个体的“编年史”，揭示人如何在时代中“栖居”、在死亡中“伦理重生”、在业余书写中“诗意救赎”。小说最终指向列维纳斯的终极命题：存在唯有通过他者的责任，才能超越孤独，走向澄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