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辽宁日报

何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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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11年，苏童携47万字长篇小说《好天气》重返文坛。这部被称为“倾囊而出”的作品，不仅是作家对自我写作疆域的突破，更是一次对中国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重构。《好天气》以宏大的时空跨度与复杂的叙事实验，完成了从“轻盈短篇”到“厚重史诗”的蜕变。

从《妻妾成群》的阴郁精致到《黄雀记》的荒诞寓言，苏童始终以江南水乡为底色。《好天气》延续了苏童标志性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但与此前的《黄雀记》不同，这部新作更强调“魔幻”与“现实”的深度交融。小说中的“咸水塘”被赋予了双重编码：既是江南城郊的地理坐标，又是人性异化的隐喻剧场。塘东与塘西的城乡对立、黑天与白天的生态寓言、鬼鹅与绿眼泪的灵异符号，共同编织出一张虚实交织的叙事网。苏童坦言，他“不相信鬼魂”，但“鬼魂的魅惑”恰恰成为解构现实的工具——祖母的亡灵搅动家族恩怨，弟弟的梦游串联起人鬼两界，这些超自然元素并非猎奇，而是对历史创伤与人性困境的抒情性叩问。

苏童此次有意淡化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痕迹，转而深耕中国民间叙事传统。如小说中“招娣”的命名重复（塘东蒲招娣与塘西黄招娣），以姓名符号的荒诞性消解了传统家族叙事的庄严感。这种“以俗写雅”的手法，让魔幻元素与市井生活浑然一体，形成了独特的“苏童式荒诞美学”。

苏童曾言：“儿童的眼睛最贴近文学。”在《好天气》中，他再次启用第一人称“童年视角”，却赋予其更复杂的叙事功能。叙述者“我”（邓朝阳）既是故事的旁观者，又是参与者：他记录母亲的执念、弟弟的梦游、祖母的鬼魂，却始终游离于核心事件之外。这种“有限视角”制造了双重张力：一方面，童年的纯真滤去了成人世界的残酷，让死亡、背叛与欺骗蒙上一层诗意；另一方面，叙述者的“缺席”恰恰暗示了历史真相的不可抵达——正如评论家张学昕所言，这是一场“幽灵书写”，记忆的碎片在虚实之间不断重组，最终指向历史的虚无。

引人注目的是，苏童打破了传统成长小说的线性结构。弟弟邓东升的“梦游”成为叙事的动力轴：他跟随鬼鹅寻找失落的鞋子，在塘西与塘东的边界游荡，甚至以“白蝴蝶事件”引起恐慌。这种“非常规成长”既是对《铁皮鼓》中奥斯卡的致敬，也是对“荒诞性”的隐喻——当理性秩序崩塌时，唯有荒诞能刺破现实的伪装。

《好天气》的野心不仅在于叙事形式的创新，更在于对时代命题的深度介入。小说以上世纪70年代至上世纪90年代的江南城郊为舞台，将个人命运嵌入城乡裂变与工业文明浸入的宏大背景中，完成了一曲多重主题的交响。

苏童将《好天气》定义为“郊区的挽歌”，这一主题在小说中具象化为咸水塘的消亡。塘西村以殡葬业维系传统伦理，塘东街道则被化工厂的烟雾笼罩，二者的对立既是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冲突，也是乡土中国与现代性的缩影。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彩色天空”极具象征意味：它既是化工厂污染的真实写照，又是人性异化的超现实投射。当“幸福硫酸厂”的烟囱最终倒塌，咸水塘的魔幻色彩随之消散。

作为苏童创作的核心母题，“还乡”在《好天气》中被赋予新的哲学深度。小说中的逃亡与回归构成辩证关系：祖母的鬼魂执念于乡土安葬，弟弟的梦游徘徊于城乡边界，而叙述者“我”则以写作完成对故乡的想象性重建。这种“无法抵达的还乡”，恰如学者王干的评价：“苏童的故乡是虚幻的，但正是这种虚幻，让他的写作成为现代人精神漂泊的寓言。”

南方叙事美学在《好天气》实现再突破。苏童的“南方”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一种美学范式。他始终以潮湿氤氲的笔调解构宏大历史。此次，他进一步将“南方性”与魔幻现实主义、民间叙事传统融合，创造出一种既本土又现代的文学语言。正如他自述：“在《好天气》里，我用了唢呐、二胡这些民族乐器，”这种语言实验让小说既保有《聊斋志异》的志怪韵味，又具备《百年孤独》的史诗气质。

《好天气》的结尾，咸水塘的恩怨随着工业化浪潮烟消云散，但苏童并未给出廉价的和解，叙述者“我”的笔触始终悬浮于记忆的裂隙中。这种未完成的姿态恰恰体现了小说家的使命感：文学成为抵抗遗忘的一盏灯。这正如苏童的创作观：“作家写来写去，还是要回到童年。”《好天气》正是作家以童年之眼凝视历史，找到一条通向记忆深层的路径——那里有潮湿的故乡，以及我们从未真正告别的“好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