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 李照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陈荻雁

刘贵祥的后脑勺有一块疤痕，隐隐突起。外孙女胡静雅记得，自己幼年时趴在姥爷怀里玩耍时，总会好奇地摸摸这块疤。刘贵祥晚年时期，胡静雅为姥爷理发，剃刀推过，疤痕嵌在白色的发茬之中，若隐若现。

那是日本兵殴打留下的痕迹。1937年，日军攻入南京城，7岁的刘贵祥目睹了父亲与弟弟死于日军手中。年幼的他被送去大校场做苦工，做工期间，一个日本兵挥舞木棍，狠狠砸向他的后脑勺。

战争给他留下过极大创伤。家人回忆，生前刘贵祥看《南京！南京！》，泪流满面，他说真实的历史远比电影惨烈残酷。晚年时，为了避免情绪波动，他不再接受采访，很少参加纪念活动。

5月3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布消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贵祥于2025年5月2日去世，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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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尸体堆里凭借牙齿辨认父亲

1930年，刘贵祥出生在天津一个殷实的大家庭里。1935年，父亲刘鸿宾拖着一家老小来到南京投奔亲戚。刘鸿宾是习武之人，因为出色的身手，他很快被警备司令部选中，在丁家桥国民党部担任消防队队长。

那时候父亲刘鸿宾的月俸不错，刘贵祥因提前接受过私塾教育，转学到南京后很顺利被跳级录取。这原本是一个家庭迁徙异地并扎根的故事，却因为战争被完全摧毁了。

1937年，时局吃紧，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刘鸿宾原本可以随其西迁，考虑到还有一家老小，孩子普遍年幼，他选择了留守南京。

日军攻进南京城那天，刘贵祥一家躲在家里，为了应对日本兵纵火，父亲刘鸿宾在八仙桌上盖湿被子，一家人躲在桌下。当时全家住在五所村，附近民居都是连片草房，火势越来越猛，很快烧到了刘贵祥的家里，刘贵祥的小弟弟被烧伤。

情急之下，家人从屋子里跑了出来。十几个日本兵端着枪把老百姓往村里的水塘赶，还在襁褓中的小弟弟本就被烧伤，一遇水很快就不行了。

当时，常年习武的刘鸿宾从火中抢救出家里祖传的鸳鸯宝剑，试图反抗日本兵，但冷兵器最终难敌火器，刘鸿宾被当场枪杀，倒在塘边的堤岸上。

和刘鸿宾一同被枪杀的还有同村多名青壮年男子，剩下的几乎都是老弱妇孺，整个村庄陷入混乱。刘贵祥的母亲裹着小脚，又患有白内障，全家没有拿主意的人，后来村里人组织起来集体逃难到下关的一个难民区。

在生前接受采访时，刘贵祥回忆，逃难路上到处都是尸体，他们住的难民区里有很多竹棚子、红十字旗帜，每天靠救济的稀饭度日。可即使是在难民区，也并不安全，日本兵时常进去抓人、拖妇女，有小女孩也被拉去强奸，有时这些暴行甚至就发生在墙边。

在下关难民区住了两个多月后，住在泥马巷的表哥来找刘贵祥，将他们带进城里，安置在升州路陡门桥的难民所里。

刘贵祥的大女儿刘志瑛告诉新京报记者，刘贵祥曾提起，他的小脚母亲带着自己去尸堆里找过父亲刘鸿宾的遗体。那时候尸体几乎腐烂了，无法辨认，味道很大，他们只能挨个扒开牙口看，刘鸿宾有一口整齐的小米牙，刘贵祥凭借这个特征找到了父亲的遗体，在附近草草掩埋。

不到10岁的刘贵祥成为家庭的经济来源，他被日本兵送往大校场机场做工，工钱是一斤米。在做工期间，一个日本兵用木棍狠狠砸向他的后脑勺，留下了一块终生疤痕。

刘贵祥从大校场逃了出来，他和妹妹被送进了孤儿院，十来岁的姐姐早早许配人家，整个家庭分崩离析。后来，妹妹也在孤儿院因病去世。接二连三的变故，刘贵祥几乎哭瞎了一只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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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始终笔直地站着

胡静雅是被姥爷刘贵祥拉扯大的，童年记忆里，姥爷时常和她提起在孤儿院那段时光。孤儿院是军事化管理，刘贵祥被选为童子军，每个童子军会配备一根小棒子，外出时负责指挥交通，保护小朋友的安全。女生如果头上长虱子，会被剃光头发。最让刘贵祥痛苦抵触的是，孤儿院教授日语课，他恨透与日本有关的一切。

在巨大的时代阴影之下，孤儿院的体育课是刘贵祥唯一能感受到的童年快乐。“我姥爷荡秋千特别厉害，可以荡一个整圈。”胡静雅说，刘贵祥一度为此自豪。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未来的妻子也是围观荡秋千的小朋友中的一员，并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成年后经人介绍相识恋爱后，同龄的二人发现，他们经历过相似的苦难，有着共同的经历，最后走到了一起。

战后的日子，刘贵祥去木头厂当过学徒做木工。老板见他识文断字，教他做账，交给他九个店铺管账。木头厂倒闭后，他成为新街口老邮局的邮递员，骑着一辆老式自行车穿梭在南京市区的大街小巷。

再后来，刘贵祥入伍当兵。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被整编到南京市公安局某派出所，后来又被整编入南化武警部队，1953年集体转业之后，刘贵祥留在南化化工建材厂，成为一名供销计划员。

大女儿刘志瑛回忆，父亲刘贵祥一年到头都在全国各地出差。“偶尔一个调令，就要从东北一路南下广州，在火车上一层层脱掉棉袄外套，到广州就只剩下短袖。”每当刘贵祥出差归来，就是孩子们最雀跃的时刻，父亲带回天南海北的土特产，有时候是山东的煎饼，有时候是南方的水果。

刘贵祥总是很忙，通宵工作为了提神，他养成了烟不离手的习惯，一晚上就可以抽完一两包烟。1972年，他的肺部被查出一个空洞，已经钙化，到了不得不动手术的程度。

那次手术几乎切开了刘贵祥半个胸腔，拿掉了两根肋骨，缝了十几大针。刘志瑛说，很多人动完手术后，因为疼痛容易佝偻驼背，而当过兵的刘贵祥无法接受自己七扭八歪的体态，在术后他坚持军人之姿挺直腰背，哪怕疼得满头大汗，刘贵祥从不哼唧一声。

这种“直”不仅体现在体态上，也体现在性格里。“我父亲性格特别耿直，他总说自己问心无愧，面对任何事情，不会突破自己的底线。”刘志瑛说，父亲的性格得罪了一些人，“都说搞供销的发家致富啊很花心啊，有调查组去查他个人作风，什么都没查到。”

刘贵祥始终笔直挺拔地站着，直到1978年，妻子突发脑出血去世，这几乎击垮了他。刘志瑛回忆，父母感情恩爱，母亲的骤然离世，让刘贵祥一夜之间白了头，此后几十年他未再婚，独自抚养四个孩子，为丈母娘送终。也是从那时候起，十几岁的长女刘志瑛早早当家，承担起帮助父亲照顾家中弟妹的家庭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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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不都是坏人，坏的是日本军国主义

晚年的刘贵祥与大女儿刘志瑛生活在一起，名义上是女儿照顾父亲，但刘志瑛说，父亲生活完全能自理，反倒自己像是被照顾的一方。

九十多岁的刘贵祥保留着部队的自律习惯，他每天六七点早早起床，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做好早饭等女儿起床，洗过晒干的衣服他会按照颜色和季节收纳整理，就连他的摄影集邮爱好，都透着一丝不苟。

在家人心中，刘贵祥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年轻时他买了一台红梅相机，还把一个房间改装成暗房，用来冲洗照片。家里有一本珍藏的相册，收纳了刘贵祥从童年起不同时期与家人的黑白照片，整理得十分细心考究。

胡静雅从柜子里端出刘贵祥的“宝贝”，不同材质的毛主席像章，每一个都是刘贵祥亲手用透明胶粘贴固定，他收纳了几大盒。

刘贵祥的晚年生活平静且幸福，可胡静雅还是能感受到，战争给姥爷带来了严重的创伤后遗症。她记得多年之前，带姥爷去看电影《南京！南京！》，刘贵祥泪流满面，喃喃说真实的历史远比电影惨烈残酷。他永远无法忘记武定门的尸臭味儿，那时他距离那些层层叠叠的尸体不过百米远。

每当回忆这些往事，刘贵祥的情绪都很难平复，年过九旬后他不再接受采访，也几乎没有参加过纪念活动，曾经有一次赴日的反战宣传活动邀请他，刘贵祥也拒绝了，他情绪激动地说，“我宁可去驯狗，也不会训他们（日本人）！”

几年前，重孙女去日本旅行，回国后受到同学的嘲笑，委屈的重孙女找到刘贵祥倾诉，刘贵祥搂着她，语重心长地宽慰她，“日本不都是坏人，坏的是日本军国主义。”

胡静雅如今是一名教师，她经常在课堂上讲述姥爷的故事，勉励下一代不忘历史。2023年，胡静雅成为第二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接过证书的她像接过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所有人都清楚，随着登记在册的幸存者逐渐凋零，讲述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他们手中。

只是，胡静雅和家人都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5月2日那天中午，胡静雅的丈夫还和姥爷打过电话，电话那头刘贵祥的声音听起来精神不错。到了下午，刘贵祥感觉到了不适，刘志瑛为他测血氧，发现下降得厉害，立刻拨打了120。

救护车的医务人员上门时，刘贵祥意识清醒，行动自如，在家上完厕所后，他嘱咐女儿带上速效救心丸和平时爱吃的奶疙瘩——那时，他还以为只是一次平常的住院。

然而到医院后，他的情况急转直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轻轻捏了捏重孙女的手，似作道别，然后，心电监护仪回落成一条直线。

刘贵祥去世后半个月，家里仍然到处都是他的痕迹，好像他从未离开。阳台上有他栽种的花草，客厅里停放着他的电动轮椅。书房是刘贵祥一天之中最常待的空间，书桌上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笔架上悬挂着几支毛笔，书柜上是与重孙女的合影相框。他喜欢在电脑上玩纸牌游戏，写写毛笔字，以及仔细地记录自己的血压和天气预报。

坐在空荡荡的家里，刘志瑛有时候感到恍惚。以往她回到家里都会喊一声“爸，我回来了”。年过七旬白发苍苍的刘志瑛觉得，父亲在的时候，自己无论多大年纪都好像还是孩子，可现在，书房里再也没有了父亲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