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丁欣雨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明明夜已深，却还是舍不得放下手机，一直不停地刷刷刷；明明不饿，但看到喜欢的食物还是忍不住想塞进胃里……这些相似的经历是否你也曾有过？

当人们越来越常见地投入一种近似于成瘾与失控症状的生活当中，离不开网络与智能设备、快餐奶茶与膨化食品，甚至离不开自我苛责与完美主义时，是时候讨论一下“上瘾”是怎么回事了。这也是本周五晚举行的“理解成瘾背后的故事”讨论的主旨。

活动现场，从左往右依次是顾晓清、钟娜和梅笑

01 成瘾的两面：痛苦与快乐

如今“成瘾”已经泛化到日常生活和流行文化的语境里，几乎人人都无法截然切断自己与成瘾之间的联系。

在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梅笑看来，有关成瘾依赖的界定从历史维度上始终是两种变化过程并行，即医疗化和病理现象的正常化。一方面，以前在人类漫长历史之中并非是医学问题的行为今天会被理解成是一种疾病，例如东亚文化语境下的酗酒往往被当作是人格缺陷，但现在则对应着“酒精成瘾”的学名称呼，需要得到医学干预和治疗。另一方面，随着人们在网上24小时超长待机的社会来到，网络成瘾也不再是什么世纪初惊悚又不可理喻的怪状了。

当试图理解人们为什么沉迷于追求短暂快乐这件事的时候，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康复科副主任医师钟娜提供了科学上的依据：精神活性物质在被吸收到身体里之后，最终作用到的是大脑犒赏系统，导致这个脑区生成与情绪和动力相关的递质多巴胺，并刺激其水平逐渐上升。钟娜在医院的同事不只有医学生，还有心理学的毕业生。她发现心理学的学生在毕业后，其中的一个职业去向就是在公司做产品经理，主要工作涉及到改善用户体验、增加用户粘性，设计容易被接受和喜爱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这解释了短视频令人欲罢不能的原因，“视频时长短，适合注意力有限的人们，同时在推送机制的设置上也花了小心思，短视频并不会持续推送你喜欢看的，而是在其中穿插一些你没那么喜欢的，利用心理学上的间断性奖励来强化人们划动屏幕的动作。”

而社会学对此给出的一种解读是“逃避生活压抑虚无，从而产生奔向其他空间的冲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主编顾晓清援引民族志作品《诊所在别处：成瘾人类学和药物依赖下的青少年》之中的“秩序”概念进行解释，“不管我们的生活如何一团糟，但刷视频让我们看到其他地方还有人快乐地生活，比如新疆在下雪，谁家的猫在爬门，有那么一刻能让人摆脱自己，进到另外的秩序当中，获得安定。”

然而，比起把注意都集中在成瘾这个行为本身上，梅笑呼吁人们需要更多关注成瘾的两面——“痛苦”与“快乐”。在疼痛文化史作品《疼痛的故事》中，新西兰历史学者乔安娜·伯克写到：“在人类历史当中我们总是想要解决疼痛，解除痛苦，殊不知这和我们对于疼痛的文化想象是有关的。”在这个充斥着积极心理学、保健品与镇痛药物的时代，重新认识疼痛有助于带领人们开拓更多想象生活可能性的空间。

《疼痛的故事》

[新西兰] 乔安娜·伯克 著 王宸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 2023-11

比如有的人把疼痛看作一种疾病，把上瘾看作一种精神障碍，就会觉得这是一件不应该出现在生活之中的事情，因此会想办法制造出新的药物与治疗方式，或者用强大的精神力量去消灭疼痛；而有的人则会把疼痛当成是在挑战极限的过程，继而练就坚忍而克制的态度，甚至产生超越疼痛也是用来超越自己的认知方式。

梅笑提醒人们还有另外一种关于疼痛的想法，就是把疼痛看作信使。“我坐在这里腰很痛也许是椅子的设计超出了人体应该能承受的疼痛范围，如果我心理感到很痛苦，也许是我没有按照我的本真和欲望在生活。”当处理疼痛的方式转向接纳和倾听它，人们或许能在拥有更多信息的基础上重新面对疼痛，想出更多办法。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疼痛的反面——“快乐”的定义。梅笑指出，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们在追求所谓“美好”的单一定义的路上必定会体验痛苦，从而也必须让自己进入到某种极致接近于上瘾的状态才能逃离痛苦，更需要反省的在于其背后的窄化叙事：如果快乐、自我肯定和成功的方式更多元，也许我们都能放松一点。

02 药物依赖：止痛付出的代价

疼痛被反复体会并书写，是由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种深刻的感觉。在顾晓清看来，“现在遍布全球的药物滥用状况，也是我们为止痛付出的代价。”近代以降的成瘾概念其实关系到镇痛药的发明史，其中很大一类是阿片类药物，一种用于缓解中重度疼痛的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最早的时候，从罂粟中天然提取的吗啡在战场上用的较多，其效果之强悍，能搞定所有失眠、焦虑和疼痛的情况，当时被称作“上帝自己都在用的药”。

有些药厂自称是“百年药店”，如果翻翻他们的发家历程，就会发现几乎都跟止痛药的合成有关，例如“海洛因”的制作厂商德国拜耳。吗啡占据巨额市场的同时，由于用药量大、耐受度增加而严重起来的成瘾问题也逐渐被人们意识到，而拜耳制药部门发现的一种叫作二乙酰吗啡的物质刚好能用温和的疗效替代吗啡。拜耳工厂里试用过这种物质的志愿者都非常喜欢它，基于商业前景，他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来反映它给人们带来的英雄般的感觉，“海洛因”就这样在19世纪末诞生了。

如拜耳一开始预想的那样，海洛因起先在口服阶段并不可怕，但19世纪中叶发明出来的注射器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这个发明原本是医生想要精准控制用药剂量，然而静脉注射也使药物绕过血脑屏障后吸收更快，随之显化了其成瘾性。

“美剧里面拍家中洗脸池的场面，不出意外一排小罐子中一定有一个是止痛药，但药物滥用背后有更大的结构性设置。”顾晓清分析，美国的诊疗制度不同于中国，人们进入医疗系统的其中一个途径是去找家庭医生或全科医生，“当你带着一大堆症状去找他们的时候，相比对症下药，帮你把症状暂时缓解下来、看到即刻见效是一件效率更高、医生也更有成就感的事情。”因此，像一些制药公司如辉瑞、普渡的医药代表，他们框定的推销目标对象也就是分诊制度下的医生。在经公关手段修饰过滤后的药品宣传单上，使用这颗神药被宣称能让病人获得不一样的体验，而副作用包括药物滥用带来的上瘾情况则得到弱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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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滥用也还有其他社会因素的交织，梅笑补充说，例如阿片类药物在价格上相较而言的“便宜”让其在治疗疼痛，特别是治疗癌痛这种长期持续的过程中成为经济的选择。千禧年前后，席卷全球的疼痛权利运动更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量。麻醉科和其他与疼痛相关的医生结群想要争取医疗职业上的发展，国际卫生组织渴望在癌痛治疗中设标准化止痛用药方案，从而用于全球推广，以期提高国际影响范围；而随着患者权益的上升，即刻免除疼痛被诉诸是人的基本权利。三方主体共同让疼痛从当时起便成为了与血压、体温、呼吸、脉搏并列的第五大生命体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