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信 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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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顶尖人才,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在乔布斯的传记里,有一个常被提及的细节:他在大学时期旁听了一门书法课,学习衬线字体与排版美学。多年后,这些看似“无用”的艺术修养,却成为Mac电脑革命性字体的灵感来源。
类似地,这种“非功利”学习带来的益处,在另一位顶尖人才的成长轨迹中同样清晰可见。
美国双院院士、IEEE百年来首位华人主席刘国瑞,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顶尖华人。在他最新出版的自传《本心:科学与人生》中,关于成长和受教育的经历,他分享了自己的体验与感悟。
书中,他以细腻的笔触回顾了自我的成长——这是一个应试教育“叛逆者”、也是一个初心使命的“践行者”。刘国瑞院士的成长经历再一次证明,教育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培养标准化的“优等生”,而在于保留那些让思想自由生长的缝隙。
启蒙:数理热情的缘起,独立思考的萌芽
在 1970 年代,台湾中部最好的初中是卫道中学。以前得考试才能进,这时台湾当局废止了考试,改为以申请方式办理。不知怎的,我也在小学拿了校长奖,就这么进了卫道中学。这是我人生启蒙的地方。
卫道是一个加拿大天主教会创办的私立学校。它的办学风格是西化的,崇尚独立自由思考,开放式教学。除了很多年轻的老师,也有很多西方修士神父。他们都有着教育的热忱,有别于公立初中为了升学而采取的填鸭式教学。这里没有大大小小的考试,只有月考和期末考。
我每天都在玩耍、运动和读书中度过。到了月考,就加把劲儿读教材上的内容,成绩都在前三名,所以父母也没有任何意见。但是期考却要考整个学期的功课,这个我就没有耐心和时间了,我还是只读新的内容,懒得复习过去的,所以期考成绩都不理想,每次学期颁奖前三名,都没有我的份。虽然没有学术奖,但我每学期都拿体育奖。总之我的自由时间还是有收获的。
住宿生有一个规定,如果寝室内务不好,早晚自习课交头接耳,或任何因素被扣分,扣分最高的几名学生周六中午回家过周末前,要先做劳动服务才能回家。很不幸我几乎每周都榜上有名。
所谓的劳动服务就是帮石修士割草、整理校园。如果修士用割草机,我们就收拾到处散落的草堆,草坪边上的就得用镰刀,无法下刀的只好用手拔除。周周如此。那草鲜味加上炎炎夏日闷湿的汗水味已经沁入我的基因,小小年纪就练就了一身整理花草植物的本事,一生受用无穷!
卫道的老师个个都是好老师,以启发的方式教学。同学也都是从中部各地选的。MC 是个数学狂,喜欢找各种奇书难题来挑战我们。他成立了一个数学研究会,找了 PJ 和我们几个,在暑假和平常一起读新的没教过的数学教材,并一起解难题。我们在初中三年已把高中的数学读完。MC 让我对数学产生了兴趣,也让我认识到我数理的潜力。
初三读物理时我便爱上物理,因为很幸运的是有一个很棒的年轻物理老师。物理跟数学其实是一体两面,一个讲道理问为什么,另一个提供工具来回答。有了好的数学底子,物理自然驾轻就熟。很快我已超越初中物理课程而自学相对论。老师也帮忙解说推演,并不会因为这并非初中课程而拒绝。
我在卫道度过了愉快的三年,我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对数理科学的热爱皆源于此。
高中:填鸭式教育的“叛逆者”
台中一中是台湾中部最好的高中。高中联考后我进了台中一中二十三班。据说数学考满分的都被分到了这个数学实验班。
高中的气氛跟初中不一样。校长把精英放在一起就是下决心要提高学校的升学成绩。最好的老师都被投入这些精英班。我们班有四十六人。三年后的大学联考有二十几人上台大,还有十几人上各个医学系。真不愧为精英中的精英。
在这个氛围下,课业自然繁重。大多数同学都在下课后参加了校外补习班,英数理化人人皆补。父母也希望我多多学习,于是我在暑假勉强参加了英文补习班。那是一种机械式的比学校还填鸭的教学,所有思考公式化,训练快速反射性地答题以求得高分,而不求理解。
在一个不务正业的暑假补习之后,我就没再补习过。那是跟我的世界平行的另一个宇宙。我还是延续我在卫道的习惯,平常读各种书,到考试前才读课内的书。
但是在高中就不管用了。平时如果有什么难题,同学会来找我,我通常可以解疑难杂症,因为我懂得基本原理。而他们精于机械性的反射答题,一出了他们擅长的范畴,他们可能就挂了。有一次全校数学竞赛,考题特别难,我还拿了全校第一名。
但是问题来了,我月考时都做不完考题,因为我不是一看题就知道怎么解,我必须先思考然后才能解题,但是我的同学很多都已熟悉各式题型,一看就能对答如流。
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当时的我不知从何而来的叛逆,对英文有莫名的排斥,小小的心灵不认同学习英语,所以我的英文一直很糟。总而言之,我在班上月考一直在四十二名左右,从后面数起比较快。
我很少用心听课。有一次在桌上乱涂鸦时发现,如果从任意三角形的两个角一直做平行线,其交点会产生两条共线并交会于顶点。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证明这个观察是对的。这是一个新发现的几何定理。于是老师推荐我参加全校的科学比赛,拿下第二名。
高三时我还是没改月考前准备的习惯。有一天文学课老师突然心血来潮,在月考的前一天来个临时测验,我只拿了四十几分。当他一个一个地念分数到我的时候,他停了下来,想了想才说:我今早才跟某老师谈起你,我们都认为你有很大的潜力,你要好好努力。他不知道的是我那天晚上才开始准备隔天的文学考试,虽有三篇文言文和注解要背诵,但我早已习以为常。
第二天的文学月考果真很难,难怪他会反常地先做个临时测验。当他再次一个一个地念分数的时候,念到我时他停顿一下,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然后他继续念下去。原来只有两人上九十分,而我的九十一分是第二高分。
幸运的是总是有很多老师对我有特别的关怀和鼓励。这给了我一个信念,为人师表,其所为就是教育人才、拔擢人才。这便成为我为人师表之后的准则。
在一中期间,课余时间我总喜欢和同学到铁道上散步,看火车疾驶而过,那轰隆轰隆的声响震撼我的心头,顿生一种莫名的感动。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铁道旁,就是为了那心的悸动。冥冥之中我注定日后会成为一个驰骋科学的工程师。
大学:“立大志的地方”
台大是个综合性大学,有各种学科,自然就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着不同的背景风格和人生观。它的多样性让我明白了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我也去文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听选修课,比如文学史、日语、宪法、经济学等。大学四年多元多样的基础教育,深深地启发我未来为人处世的态度,也为我扎下人生哲学的深根。那是一个立大志的地方。
造船工程概论是必修课,然而我大失所望。老师基本上在教船舶各个部位的英文名称,考试就考这些。渐渐没人去上课,老师说要点名,但还是很少人去。一学期下来全班有一大半考试不及格,当然我也有份。
这不是我期望的海洋工程,于是决定转去他系。因此大一我很少参加活动,着力提高成绩,准备转系的考试。时至今日,回首当时,那个决定影响了我的一生。
大二转入电机系并不觉得陌生,那里有五位二十三班的老同学和二十多位台中一中的同学,很快就进入角色。但年轻的自负和考前才读书的毛病依旧未改。
大一时因为老师的教学太过古板无趣而经常翘课,有一次上物理课,老师尽在打屁,内容贫乏,便在他回头时从窗户爬出逃课,还是未失那桀骜不驯的脾气。
大二读概率论时仍然用考前一晚才准备的思维轻以待之。那真失策!概率论的概念和其他数学知识截然不同,须花时间来反复消化,一个晚上是无法融会贯通的。我的轻视导致差一点挂掉了这门课。
从此决定改头换面,重新做人,把以前游戏人生的恶习完全改掉,毕竟真才实学是苦读出来的。而且大二之后都是本科专业,将会是一辈子吃饭的本事。时至今日证明概率论是我一辈子最受用的基础数学工具之一。有人说人生就是机缘,不懂得你机缘的概率,如何成功?
说归说,我最喜欢的科目是大家都惧怕的电磁学,因为它包含物理学和数学,这两项考试我都是全班最高分。可是一些不太起劲的科目我就比较马虎,所以成绩还是让人不太满意。
其他时间我会参加社团活动、运动,广泛涉猎书籍或参与各种文艺活动。我的大学生活是充实的。
除了电磁波、光电,我渐渐在修习研究所的课程时开始喜欢上通信和信息信号处理。李老师是当时唯一一个旅美之后回台任教的年轻老师,他带回来的新思维深深改变了我们对电机领域的看法。他的通信课吸引了上百名学生,启发了我们对这个新领域的兴趣,后来这也成了我一辈子的专业。
大学的回忆是浪漫自在、憧憬未来,没有人阻止你去梦想和编织未来。毕业时每个人都要交一张穿学士服的毕业照和写下一段留言,用于制作毕业纪念册。我在毕业留言中写道:尽结天下贤士豪侠,常做江上烟客主人。
科研之路:工程师素养的“传道者”
拿到马里兰大学教职后,我在 1990 年 4 月提交了博士论文并审批通过,从 1987 年 10 月至此整整两年半。
第一年的时间就在备课、做研究、写论文和提研究计划、找经费里度过。那时主力计算机是 work station,一台要价二三万美元,虽很贵但可支持很多用户。系里给和我同一年来的一个美国同事买了一台,可是会计部门说不能给我买。我就找系主任,他说你来应聘时没有提及要新人启动经费,所以你没有这个预算,不过没有关系,我给你买。
的确,当初我啥都没要,不像现在新的年轻教授都有一笔可观的启动经费。他们只给我研究助理的待遇,为期两年,而且每年只领九个月的薪水,暑假没有工资。
因为没收入,我只好格外努力去找研究计划。但经济萎缩持续到 1994 年,前三年真的很辛苦,连资深老师都找不到钱。我真的好几次差点想放弃走学术研究的志向。后来终于柳暗花明,我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海军和工业界拿到不少研究计划,从此不再为钱烦恼。
我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刚开始教书的时候年轻气盛,我不像有些老师,极尽讨好学生之能事。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大学在学期的最后会让学生对老师的教学做评鉴,而这个教学评鉴和研究一样影响每年的加薪。
在学期的第一堂课,我会介绍课程的内容和主旨,最后我会跟学生说,我不是来这里让你高兴的,我来这里是要教你一辈子受用不尽的知识和技术,我不接受迟交的功课和计划报告,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工程师的基本专业素养。
如果你是医生,病人有急事你半夜都得到。你将会是工程师,一个公司的竞争能力在于工程师团队能不能准时把计划完成,你的拖延会大大影响你的公司的竞争力,所以准时做完计划提交结果是工程师的专业素养,你必须在学生时期就养成这个习惯。
还有,我们的工程设计用在飞机上、汽车上,以及所有电子信息计算系统上,没做好可能会出人命的。当一座桥垮下来时,工程师不能说,哎呀,我能不能还得到一些分数呢?考试文不对题就是零分,不要来问还有没有一些分数,因此你三十年后都不会忘记我……
其实我虽然严格,但是面恶心善,在系里我的课是有名地难,但是我给分都比其他老师高,所以修我课的人就特别多。多年之后,在外头开会,经常会有人来跟我说,刘教授,我以前上过你的课,我现在还在用当初你教的知识,我没有忘记你。我们互相会心一笑,那是只有上过我的课的学生才知道的事。
在我三十余年的学术生涯里,我训练毕业了七十名博士生和六位博士后,其中有三十位在世界各地当教授,已有两百多名博士后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其中以传道最难,因为那是做人做事的方法,不仅仅学生,老师也得用一生去琢磨。
我常跟他们说,学术之途是一条又漫长又孤寂的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能做出什么来,你也不知道哪一个研究方向一定可以走得通,并且比别人的好。
简单地说,你不知道你会不会有重大发现进而功成名就,或者就这么庸庸碌碌地过一生。必须尝试各个可能性,所以失败是常事。
甚至成果做出来了,论文还有可能被不懂的审稿人拒绝。很多学生都在我的办公室里哭过。我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条漫长又孤寂的路必须坚持才能走下去,走到尽头才能看见一片天空,没有韧性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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