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大轩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安定有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肇始于《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表述，经由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发扬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如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倡导“民贵君轻”。至汉代，民本思想基本趋于成熟，形成了关注民生、体察民情、保护弱者等施政执法的理念，并在实践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智慧，为当前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关注民生为治国之要

　　民生关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因而关注民生成为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权衡一个政权的政治成效、社会福祉的关键。正如西汉思想家陆贾所言：“夫欲富国强威，辟地服远者，必得之于民。”只有关注民生大计，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走向富强。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汉代的多数皇帝，都能做到以民生为重，或以身作则厉行节俭、躬耕农亩，以带动全社会形成俭朴持家、勤劳致富的风气；或颁行诏令减免赋税，降低民众的经济负担；或制定政策赈济灾民，以舒缓民困、安定民心。在皇帝普施仁政的示范效应下，汉代的官员也形成了重民生的工作作风，在具体的施政执法过程中，致力于关心并改善民众的生活状况。

　　据《汉书·魏相丙吉传》记载，汉宣帝时丞相丙吉一次外出，看到有人打架，他却不闻不问继续前行；看到有耕牛走路时不断吐舌喘气，反而派人去过问。属下见丞相看重牛而不关心人，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丙吉回答说，打架杀人的事，自然有长安令、京兆尹等官员主管，“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当忧，是以问之”。丞相关心的是天下大事，看到耕牛在初春就热得喘气不止，他担心是气候反常所致。如果是这样，当年很可能会闹旱灾，一旦如此，农民必然歉收，民生得不到保障，国家经济也会大受影响，所以他必须问明情况，以便早早谋划应对之策。《汉书·文帝纪》云：“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农耕时代，农业就是国家的根本，是民生的依托，而农业又是对气候因素依赖程度极高的经济形式，丞相作为皇帝的助手，主管的是全国政治、经济等大事，自当对此给予高度重视。为此，西汉褚少孙续补《史记》时专门赞扬丙吉“明于事，有大智”，由此也反映了汉代官员执政为民的思想理念。

　　体察民情为施政之理

　　民情关乎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是社情民意的基石。《尚书》有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无论何时，只有时刻倾听民心、顺应民意，才能使国家安定、政治清明；反之，则易导致国家动荡、政治腐败。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统治者能够真诚地关心民众的所思所想，民众就会感同身受，并愿意与之同甘共苦，这正是孟子“仁政”思想的核心所在。至汉代，在儒家仁政观念的影响下，民本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倡导和发扬，西汉思想家陆贾所著政论文集《新语》指出：“天地之性，万物之类，怀德者众归之，恃刑者民畏之。”用关心民众道德情感的方法获得拥护，实为天地自然之道，故汉代皇帝在制定政策时，大都能够对民情因素给予必要的兼顾；在选拔官员时，对候选人体察民情的能力亦十分看重。此外，还形成了相应的深入基层考察民情的制度设计。

　　在众多考察民情的制度中，“举谣言”制度可以说是汉代关注民情最集中的制度体现。这里的谣言，不是今天意义上的造谣生非，而是以民间歌谣形式体现出来的社会舆论。具体是通过京官（如三府掾属）派遣使者采集并上报各地风俗民谣等舆论信息，以此及时了解民情和民生疾苦，并作为考察地方官吏政绩的标准之一。社会舆论是洞察民情的重要窗口，民谣作为一种口头诗歌，能够切实抒发百姓情愫。汉代统治者通过收集和分析这些歌谣，及时了解民情动态，为制定和调整政策提供参考。《后汉书·循吏列传·叙论》记载，“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描述了光武帝“观风听谣”之举，是汉朝“举谣言”的雏形。到汉灵帝时，以民谣为依据罢免或选拔官员的做法得到法律的认可，《后汉书·刘陶传》云，“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由是诸坐谣言征者悉拜议郎”，这说明“举谣言”制度已被纳入行政监督体系而成为国家的正式制度。当然，民谣信息的采集、整理、过滤和上报过程，如果缺乏必要的公开、透明等程序，就有可能导致信息被歪曲，有碍决策者对民情作出准确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举谣言”制度的积极作用。为此，当今的社会治理在体察民情时既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又要防止被舆论误导。

　　保护弱者为执法之道

　　对弱者的保护，是民本思想中衡量社会公正与政治文明的重要准绳。古人将弱势群体称为鳏、寡、孤、独、废疾、笃疾等类别，这些特殊群体的处境窘迫，且社会地位较低，因而民本思想呼吁国家和社会对这些群体给予特殊保护。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保护弱者成为汉代施政执法的指导观念。《汉书·武帝纪》记载：“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汉书·宣帝纪》又载：“赐天下勤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所振贷物勿收。行所过，毋出田租。”皇帝通过发布诏令、制定政策来护佑弱势群体，关心鳏寡废疾，既彰显了皇恩浩荡，也体现了人间温情，百姓因此能够安居乐业，社会才能日趋和谐稳定。

　　尤须关注的是，汉代的官吏群体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将国家的这些政策精神运用到工作之中，对弱势群体形成真切有效的关爱和保护。如《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东汉名士贾彪有一次同时遇到两个案件，一个是城南发生的盗劫害人案，一个是城北发生的妇人杀子案。属下原本打算引导他先去处理城南的盗劫害人案，结果贾彪却说：“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他认为贼寇害人没有什么特殊，但母子相残却是违背天道的行为，便驱车前往城北，追查并惩治了杀子的妇人。由于当时流行“小民困贫，多不养子”的不良世风，所以贾彪立严律以禁之，视不养子与杀人同罪，以此来震慑那些因贫困而无力抚养孩子的家庭；在办理该案过程中，不抓盗贼先抓妇人的办案思路，体现了他依法保护弱势群体的执法宗旨。贾彪的这种做法赢得了民心，以致“城南贼闻之，亦面缚自首。数年间，人养子者千数，佥曰：‘贾父所长’，生男名为‘贾子’，生女名为‘贾女’”。可见，汉代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保护，彰显了民本思想独特的治理智慧。

　　关注民生、体察民情、保护弱者的民本思想，对推进政法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是政法工作的根本目标。政法机关名称前面的“人民”二字，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政法机关的宗旨立场，成为政法工作最鲜明的标识、最深厚的底气、最坚强的支撑。人民性是政法工作的根本属性，在政法工作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是对传统民本思想中宝贵成分的有效吸收，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者分别为二级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文化传播研究院院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法文化研究传播中心研究人员。本文系2024年度最高检理论研究一般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检察工作中的传承运用研究》（GJ2024C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