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但是谁说的《聊斋》最有味道?那可能是马瑞芳。很多人认识她,便是从她说《聊斋》开始。将阳春白雪拉进人间烟火,搭建起古典文学与当代读者之间的桥梁,是马瑞芳为之努力一生的事业。研究《聊斋》《红楼梦》几十载,80多岁的马瑞芳仍保持着蓬勃鲜活的创造力。

　　初夏的一个上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拜访了马瑞芳。接近两小时的访谈,她豪放又不失细腻,尽兴时说些泼辣的玩笑话,讲到文学专业则严谨认真。

　　记者　李静　王开智　济南报道

忙着校对文集清样

　　马瑞芳一头漂亮的银发,脸上常挂着笑容,年龄在她身上的痕迹并不重。“人总会老的,抗拒衰老是不可能的,顺其自然就行。”翻看朋友圈,常能看到她外出游玩的记录,上个月还回老家青州体验了一把山地漂流。

　　最近一年,她忙着校对清样。这是一项大工程,文集共16卷,每卷约50万字。“得仔细看。”除了校稿,她还为新书出版参加了一些文化交流活动。去年,马瑞芳与董宇辉、鲁健共话《西游记》。今年年初,又和赵健探讨女性话题。此外,来自清华大学等高校的讲课邀约也接连不断。

　　她从未停下读书,也从未停止过好奇心。“我特别喜欢读外国小说、散文,古代文学那是专业,就更得看。”不过现在读的书很杂。马瑞芳拿出一本正在读的王蒙的书,书中做了密密麻麻的标记。这是她的读书习惯。

　　家里的书房不大,布置得十分简单。她的很多藏书存放在山大宿舍。马瑞芳提到前段时间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捐书的事,她也已将部分藏书捐给了山东省图书馆和蒲松龄纪念馆。目前,她正在整理《红楼梦》的珍稀版本,准备捐给山东大学,同时还计划将一些名著捐到山东省图书馆。

　　“这些书十分珍贵。”马瑞芳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十几个版本全都买齐了,花了几千元。在创作《马瑞芳评注红楼梦》时,这些版本成为她反复对照研究的重要依据。

　　“对我来说,它们已经起完作用了。看完这些书,我写的书也有七八十本了。这些书都印到脑子里了,所以都可以捐出去了,让它们进一步发挥作用,为研究《红楼梦》的后来人提供帮助。”马瑞芳说。

　　自称“自媒体学院的一年级学生”

　　很多人认识马瑞芳是通过电视台、收音机,这些媒介一度是马瑞芳传道授业解惑的途径。现在,马瑞芳又学起了录视频、剪视频,她称自己是“自媒体学院的一年级学生。”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媒体,马瑞芳最初也是不能接受的。“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

　　2004年,央视百家讲坛栏目找到马瑞芳,请她去讲《聊斋》。马瑞芳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讲就讲吧,我都讲过多年了。”讲了两期,对方说不行。马瑞芳不服气,那怎么讲。对方说:“这样讲老百姓是不听的,大家对于什么版本是不感兴趣的,感兴趣的是《聊斋》写了什么,对当代有什么作用。可以参考好莱坞模式,先讲故事,再提升。”

　　就这样,2005年播出的《马瑞芳说聊斋》创了百家讲坛栏目收视率最高,在全国掀起“聊斋热”。马瑞芳至今没想到当时反响会这么大,“很奇怪,突然大家就对这部作品感兴趣了。”贺敬之、铁凝、莫言等作家,都是她的忠实听众。很多专家评价马瑞芳人缘好,直爽又好玩。

　　紧接着,有人找她到喜马拉雅讲《红楼梦》。“喜马拉雅不是一座山吗?”谈起这些,马瑞芳大笑。后来,《马瑞芳品读红楼梦》音频节目大火。翟泰丰(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书记、副主席)曾说:“红楼梦研究经过了两次大的变化,第一次大的变化是1954年李希凡向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开火,第二个贡献就是马瑞芳做的,她把这本象牙塔里的书推向大众。”

　　这两年,方式又变了。马瑞芳在B站开讲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光时刻。“我想把我六十年来研究小说、创作小说的经验,跟朋友们分享。”

　　如何将古典文学讲得接地气,考验一个人的阅读量、思考和表达。马瑞芳总结了16个字:“传统文化走向大众,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可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她每次开讲,准备工作都十分繁重。几十本书反复看,才能决定一章一回怎么讲。

　　文学路上遇到的“批评家”

　　古代文学研究是一件苦差事。这样一位文学大家,又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马瑞芳把自己的经历放在几十年的时间刻度上,试图让人理解她一路走来重要的转折点。

　　1960年,马瑞芳进入山东大学中文系,接受系统学习。毕业后,马瑞芳先后到中国医学科学院、淄博日报工作。

　　1978年,马瑞芳回到山东大学任教,面对三个岗位,她选择了古代文学方向。也是从那时起,她开始了对《聊斋志异》长达四十多年的研究。

　　1980年,在淄博召开全国第一次蒲松龄学术讨论会,马瑞芳提供了一篇论文,意外收到约稿。“我当时只是一个小讲师。”马瑞芳很大胆,“他们敢约,我也敢写。”此后四年,她扎进图书馆,一字一句抄写资料,写了几千张卡片。

　　研究《聊斋》的路上,马瑞芳说有两位先生对她帮助很大——北京大学教授吴组缃、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

　　完成两稿时,马瑞芳总觉得有些地方没写透,她将稿件寄给程千帆先生。程千帆评价,“写得详实而有文采。”他指出问题所在,“你把分析通换成《红楼梦》看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就说明你没有抓住《聊斋》的特点。”马瑞芳恍然大悟,“《聊斋》的最大特点是神鬼狐妖,于是重新做了调整。”

　　快出书的时候,马瑞芳到北京看望吴组缃先生,吴组缃一早就在等待了。两人从9点谈到12点,吃完饭又继续谈。吴组缃告诉她,“不要听理论家的高屋建瓴,要一篇一篇地细读,这样才能琢磨出好的地方。”这个观点,让马瑞芳十分受益。谈到细节之处,吴组缃到书房拿出书来,指给她看。“我当时年龄不小,但非常调皮,我对《聊斋》能倒背如流了,但没想到还有比我更熟的。”马瑞芳感叹。

　　《聊斋志异创作论》出版后,被称作《聊斋志异》研究的新突破。马瑞芳说:“这也是做得最辛苦的一本书。”

　　《聊斋》研究告一段落,马瑞芳转行研究《红楼梦》。其实,大学时,她的枕边书始终都是《红楼梦》。讲到这里,马瑞芳起身到书房拿出一封蔡义江(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的回信给记者看,五页纸仔仔细细写着对她研究论文的建议。

　　研究和创作过程中,马瑞芳遇到很多先生。“帮助最大的是我的先生牛运清,牛老师是我的第一读者,是严格的批评家。”一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根据文艺报主编的修改意见,马瑞芳砍掉了5万字。牛老师笑谈:“我早就提过了。还是远来的和尚好念经啊。”

　　马瑞芳对记者感慨:“不要觉得某一个人多么能干,某一个人有一点进步,都是在很多德高望重的学者帮助下一步步走来的。这些先生非常包容,年轻人只要好好看书,好好研究,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帮助你。”

　　“要看原著,自己体味其中滋味”

　　“好好读书,好好教书,好好写书”,是马瑞芳的毕生追求。

　　早些年,马瑞芳也感到困惑。到底是专门搞创作还是搞研究呢?“我只好一边搞研究,一边搞创作,所以就使得自己很累,很紧张。有人说有成就的人是把自己的东西讲给别人听,没成就的是把别人的东西讲给学生听,所以后来我不管在哪儿讲课,都是把我研究的讲给学生们听。”

　　回望来时路,马瑞芳最鲜活的记忆还是创作。“研究当然很重要,能够创作是很高兴的事。”牛老师永远对她持批评态度,但有两篇文章,只说了一个字,好。第一篇是《祖父》,这是马瑞芳流着眼泪写完的。第二篇是写的一个老党员,这篇文章在《齐鲁晚报》发了一个整版,还得了奖。

　　文学是超越时代的,这在马瑞芳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当谈起古典文学的力量,马瑞芳说尽管自己研究《红楼梦》《聊斋》,但最喜欢的作家还是苏东坡。“他的人生、作品,始终是我最喜欢的。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乐观的、向上的。”马瑞芳说,“我应该算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整天没事偷着乐的人。我认为苏东坡这样的人生,是对当代青年最起作用的。”

　　当下,年轻人为什么仍然需要古典文学?马瑞芳觉得:“中国的底气藏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国的传统道德是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青年人要学习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在普及传统道德,继承这种优秀的传统。”

　　她提醒年轻的朋友,“新媒体很重要,但归根结底要看原著。中国古代精粹的东西原汁原味地推给大家,不要光去听,那都是一家之言,还是要看原著,自己体味其中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