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张顺昌

　　耿云志（1938—2024年）教授曾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他一生秉持“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的理念，在近代中国历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留下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他的学术风范和思想光芒，如同一部厚重的学术史诗，值得我们反复研读与品味。

　　耿云志的学术生涯如同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不仅记录了他对中国近代政治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深刻洞察与独到见解，更体现在他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和对真理的不懈探索上。他以深厚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严谨治学的态度、开放包容的学术风格、勇于创新的精神，赢得学界同仁普遍尊敬，被誉为“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之典范。

　　推动学术研究范式转型与社会思想解放

　　1975年秋，耿云志以极其敏锐的战略眼光捕捉到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的当代学术价值，认定胡适研究是一项有重大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情，毅然决然选择以胡适为学术研究突破口，系统阅读所藏胡适档案，通过锲而不舍地爬梳钩沉，撰成胡适年表和著作目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乘解放思想东风，1979年5月，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他向会议提交的《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一文，首次提出“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这一颠覆性观点，标志着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从意识形态束缚中破冰突围的开始，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政治化叙事框架。此文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被誉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代表性作品”。正是这种以学术撬动思想变革的勇气，使他在学界赢得“思想解放的学术先锋”殊荣。从而更加坚定了他以胡适研究为重点，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转型的信心和底气。耿云志曾说，“历史既然把我同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我就义不容辞，尽我所有的心力来做这件事情”。他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学术的无限热爱，以扎实的史料、严谨的方法和突破性的视角，从文学、历史学、哲学、教育、政治、文化等多个维度，对胡适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向人们还原了一个更为真实、全面的胡适形象。不仅推动了学界对胡适的重新认识，更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

　　推动近代政治史叙事重构

　　耿云志因参与撰写《中华民国史》第1卷，他以晚清立宪派的政治改革主张与实践探索为契机，开启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他通过深入剖析清末立宪派产生背景、阶级属性、历史作用及其与革命党人和辛亥革命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新颖而深刻的见解：1909年在各省成立的谘议局是立宪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舞台。立宪派充分利用这个舞台，一方面揭露清政府的各种腐败情形；一方面同地方大吏的专制权力展开斗争。此外，他们还利用这个舞台大力进行全国立宪派的相互联络和动员群众的工作，发动了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冲击和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立宪派也是“清政府的掘墓人”，从而给立宪运动和立宪派一个新的比较更接近历史实际的结论。耿云志通过理性客观、实事求是地检讨中国近代各时期民主思想及其建构民主制度的实践活动。认为西方民主之所以在近代中国命运多舛，最主要的还是中国不具备实行西方民主的社会条件，没有足够支持这种民主制度的社会力量。耿云志对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角、提出的新观点、得出的新判断，对推动中国近代政治史叙事重构具有重要意义，改变了近代史研究的一些基本观念，颠覆了传统的思维叙事框架，为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推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研究范式革新

　　耿云志认为，自中西文化碰撞以来，人们对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足够的自觉与自信，这是始终困扰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要以客观理性的心态正视近代中国与西方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历史现象，尽快建立起健全的文化心态，从思想和学术上解决好近代文化转型中的各种问题，是当前十分迫切的历史任务。他以新文化运动研究为切入点，把推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作为学术研究重点课题。通过对史料的考证、证据链的重构、逻辑推演，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是鸦片战争以来，社会孕育出来的一切新质文化因素聚合起来产生的一次革命性的爆发。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基本观念，开出了中国近代新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进而作出“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大枢纽”的重要判断；通过对近代中国各个历史阶段文化现象的深入分析，他以深邃的思想洞见、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科学阐释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实质，就是使中国文化从适应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的需要而定于一尊的比较封闭的束缚个性的中世纪的文化，向适应某种民主制度的开放的尊重个性的近代文化转变；系统阐述了近代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内在机制和外部影响，指出片面强调外来文化的冲击作用，或片面强调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现代转换，都是不符合实际的；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国新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充分世界化与个性主义。耿云志的新思想、新见解及新学术研究范式，为推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确立了新的理论坐标、拓展了研究空间。

　　开拓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新境界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依此而论，中国近代思想通史，可谓是“集大成者”。耿云志围绕胡适思想、近代中国政治史、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等方面开展的学术研究及取得的系列成果，为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研究创造了重要条件，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为指导学术团队撰写一部高水平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他相继撰写并发表了《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的思考》《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及其发展条件》《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几个问题》等系列学术论文，以极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阐释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象和方法。他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范围应该是一个国家、民族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人们围绕中华民族“独立、统一、民主、富强”所进行的思考，所提出的主张，所发表的言论，都应列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正当范围。他认为但凡称得上思想的要具备三个条件：有实际针对性、有系统性、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意义。所以，要写思想史，其主要的原料免不了要向具备这些条件的思想家们的言论著述中去寻找，这就进一步阐明了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与之相应，他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最基本的写法甚或可以说最正宗的写法，应当是基于对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理解，来决定一种最基本的写作方式，那就是对各时代的人们关于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思考、认识，以及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种种方案，做综合的、历史的考察。耿云志提出的这些具有独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澄清了学界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的错误认识，突破了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为构建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理论、学术体系、基本框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指导，开拓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新境界。

　　始终坚持唯物史观

　　耿云志在学术研究中始终闪耀着唯物史观的光芒。他把胡适置于近代中国复杂的历史背景之下，从文化、政治、社会等多个维度剖析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影响。他认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与政治变革、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紧密相连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变革既是政治变革的思想先导，又受到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制约。同时，思想变革又与文化变迁紧密相连，共同推动着近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根据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世界历史”理论，他揭示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充分世界化和个性主义。

　　“跟着事实和逻辑走”。耿云志反复强调：我们做历史研究，尤其是做近代史研究，理论和方法问题尤显重要。他要求我们向马克思学习，“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耿云志认为，马克思这段话包括两个紧密联系的环节：一是充分占有材料，一是运用理论思维，发现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做就能发现事物的真相。据此，他把做学问的基本方法总结概括为一句话：跟着事实和逻辑走。事实，就是关于研究对象的一切材料及其所反映的历史实际；逻辑，就是分析这些材料，并发现其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明其真相。从事历史研究就要从这两个方面下功夫。

　　耿云志认为，哲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训练思维。学一点哲学对历史研究是很必要的。哲学一方面教人怀疑，不迷信任何教条；另一方面教人学会思想。他强调：历史研究，应当严格尊重证据，“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没有证据，不能乱说。对于证据，还要进行严格的审查，做详细的考辨，应考而后信，待证据充分成立后，再据以立说。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述往事而思来者”。如何看待历史，不仅关系到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决定着怎样走向未来。他说，我们研究历史上的人和事，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收获，就是从前人的经验智慧中挖掘有用的资源，帮助我们应对当代的挑战。因此，我们要在严格尊重证据的前提下，对于历史上的人和事，要坚持具体的、历史的观点，从特定的历史背景出发，尽可能摆脱个人偏见和主观情感的影响，持一种研究和评判的态度，提倡实事求是的、平心静气地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