丨特别策划·展馆里的百年工运丨

长辛店，中国工人运动“北方的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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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清政府开始兴建甲午战争后的第一条铁路——京汉铁路，并在铁路北端修建长辛店站。1901年，京汉铁路长辛店机厂建立。长辛店成为早期产业工人的重要聚集区，进而成为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摇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长辛店铁路工人奋起抗争，在轰轰烈烈的百年工运史上书写了辉煌壮丽的篇章。

“到工人中去”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长辛店工人与学生一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还组成“救国十人团”参与救国运动。

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充分认识到工人阶级的重要性。李大钊认为，要改变中国面貌，“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1920年，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提出“到工人中去”的口号。在党的一大会议上，《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提到，“北京工业还不发达，没有可以把工人联合起来的大工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把工作转到铁路员工方面来。”李大钊、邓中夏等人走进长辛店铁路工人中间，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正如《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所讲，“这所学校看来是我们接近工人的一个途径，我们之间逐渐产生了亲密友好的感情；我们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提出鼓舞他们的重要建议，结果，我们看到提出各种阶级要求，像增加工资、缩短工时、要求成立工会等思想，在工人中间已不断增长起来。”

1921年5月1日，长辛店1000多名工人在娘娘宫召开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5月5日，京汉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成立，也称“长辛店工会”。《京汉铁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简章草案》公开申明：“本会的目的是：联络感情，实行互助，谋改良地位，增高生活，得到共同幸福。”当时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对长辛店工会评价道：“他们的努力，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1921年5月1日，长辛店1000多名工人和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张家口的代表，在娘娘宫召开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大会宣布成立长辛店铁路工人会。图为北京《晨报》5月2日的报道。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共一大决议表明，党成立后的工作是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首先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8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9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在北京成立，负责领导北方地区12个省、16个大中城市和京汉、京绥、津浦等铁路沿线的工人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在工会组织下，全国工人运动日益高涨。

“工会是最好的法子”

在组织发动工人运动过程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只有从工人利益出发，才能赢得工人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提到，长辛店铁路机厂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军阀和厂主的剥削压迫，长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过着贫困苦难的生活”。“工会成立以后，首先应当引导它与企业主交锋。只有这样，工人才会对自己的工会感兴趣，才相信工会的力量。”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成立后的工人游行中，喊出了“工会是最好的法子”“增长工资”“缩短工时”的口号。正是对工人命运的深切关怀，对工人利益的深刻理解，使我们党在领导长辛店工人运动时，选择了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的正确道路。

1921年7月，长辛店工会成立后不久，即发动工人开展了两次经济斗争。第一次是7月中旬，长辛店工会领导工人提出按规定给工人每2年加薪一次的要求，厂方被迫答应。第二次是7月28日，长辛店工会带领修车厂工人400余人，反对当局克扣工人工资，违背短牌工（即临时工）照章改为长牌工（即正式工）、发给乘车免票、星期日放假不扣工资等诺言，宣布罢工。当局被迫答应工人全部要求。受形势所迫，1921年10月20日，京汉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改组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政治色彩有所淡化，但组织性和规范化程度得到很大提升。1922年，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下，京汉铁路沿线16个车站都正式建立了工会，会员达3万余人。

1922年7月，长辛店铁路工人俱乐部代表工人，两次向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提出革除压迫工人的工头郭福祥等5人的要求，铁路当局置之不理。8月20日，邓中夏亲自指导俱乐部发出声明，限期于23日前答复工人要求，否则罢工。声明中还提出了改善待遇和提高工资的要求。23日晚，邓中夏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成立罢工委员会，决定第二天罢工。24日清晨，3000多名工人在长辛店娘娘宫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罢工开始。工人迅速占领工厂重要部门和长辛店火车站，截断了南北交通。经过两天两夜的斗争，铁路当局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给全路工人每日加薪1毛，工人因工受伤或在患病期间不得扣薪，凡工作过两年者一律由短牌工改为长牌工，在各车站盖官房以便开车工人休息，同时，革除压迫工人的工头，承认俱乐部有推荐工人的权利等等。罢工取得完全胜利。

“八月罢工”用过的汽笛

长辛店工人一系列斗争，尤其是“八月罢工”的胜利，为工人争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充分展示了工会的力量，得到了工人的信任，极大地鼓舞了京汉铁路沿线工人的斗争。虽然京汉铁路中段和南段工人并未参加“八月罢工”，但“八月罢工”也为他们争得了加薪的权益。全路工人认识到，铁路工人之间休戚与共，团结起来就能取得胜利。长辛店工人一系列斗争的胜利，为组织规模更大、影响更加深远的“二七”大罢工奠定了基础。

“不自由，毋宁死”

1923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北起长辛店，南至汉口，发动全线大罢工，此次罢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重要标志。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遭到军阀吴佩孚的疯狂破坏和镇压。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进行全路工人总同盟罢工。2月4日上午9时至12时，京汉铁路3万多工人以“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为口号，实行全路总罢工，12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运输线完全瘫痪。长辛店工会发出通电，揭露军阀阻止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的行径，表示“不自由，毋宁死”。2月5日，吴佩孚密令对罢工严厉处置。6日夜间，军警当局在长辛店进行大搜捕，将长辛店工会干部及劳动补习学校教员史文彬、陈励茂等11人逮捕，关押在火神庙长辛店警察所。2月7日，吴佩孚调集2万多名军警，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共有52人牺牲，300多人受伤。在长辛店，3000多名工人围在警察所门前，要求释放被捕工友。军警开枪，葛树贵、杨诗田等6人当场牺牲，另有30多名工人受伤。

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告全国工人书》《警告国民书》，号召全国工人和民众联合起来，打倒军阀。3月2日和22日，在共产党领导下，北京民众先后举行提灯游行和“施洋、林祥谦及二七诸烈士追悼大会”，声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罢工后全体工人宣言

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长辛店铁路工人将自身的命运与京汉铁路全线工人的命运紧密相连，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团结的意志，以勇敢的流血和牺牲，进行了永不妥协的坚决抗争，充分彰显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也扩大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

总之，长辛店是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孕育的红色沃土，不仅留下了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革命足迹，从工人中发展的史文彬、王俊、杨宝昆、康景星等党员也成长为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长辛店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实践基地，劳动补习学校、长辛店工会、长辛店铁路工人俱乐部等探索，以强烈的示范效应，影响和带动了京汉铁路沿线及铁路领域之外的众多工人，为工人运动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长辛店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主要策源地和发生地之一，长辛店工人罢工与全国的工人运动一起，汇聚成为自由而抗争的滚滚洪流。长辛店工人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起点与典范。1956年3月6日，毛泽东主席在听取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汇报铁路工作时指出：“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北京市总工会研究室主任  王国庆）

建党前后党领导开办的工人学校和工人教育的性质与作用——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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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前后党（包括党的早期组织）在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中创造了以举办劳动补习学校（工人学校）教育启发工人的新形式，从而在创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发动工人开展罢工斗争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研究探讨党开展的早期开办的工人学校和工人教育首先要抓住这个性质，这是方向性问题，其次才是教育的方式方法问题。本文主要就建党前后党领导开办的工人学校和工人教育的性质与作用做简要探讨。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创办、工人教育的开展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及其开展的工人教育是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在日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过程中出场的，这就决定了这个学校的产生及其开展的教育，首先就是要在工人中传播革命理论，达到启发工人觉悟进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官僚资本的革命斗争。早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即已传入中国，但在五四运动前，这种传播还只是社会面的传播，也没有认识到实现这一理论的现实力量。而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显示了强大的阶级力量，这使社会各界，尤其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受到极大启发，认识到只有工人阶级才是改变现存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强大力量，于是，知识分子脱掉长袍马褂到工人中去，走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成为风尚。知识分子与工人打交道，就要有结交的方法，因此，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借用了邓中夏等人早期举办平民学校、在工人中进行文化启蒙教育的经验和做法，采用适合工人既要工作又要学习的特点，采取工余授课学习的方式，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

从以上历程即可看出，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开展工人教育，一开始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把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通过启发教育工人，实现“两个结合”，为在工人中建立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更好开展革命斗争奠定基础，从创办的起因和时代条件，彰显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性质，也折射出这一时期同类工人学校的共同特点。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创办、工人教育的开展是党启发工人觉悟进而发动工人创建党和革命工会组织的有效方式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就十分明确创办工人学校、开展工人教育是启发工人觉悟、引导工人创建党和工会组织、进而开展工人斗争的重要方式、重要手段。党的一大决议是总结吸收了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等较早创办的工人学校的经验的，它设专门一个问题谈工人学校，指出：“因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否则，这种学校就无需存在，可予以解散或改组。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这些内容明确了三点，第一，工人学校不是一般的专门从事文化教育的学校，而是组织产业工会的重要途径。第二，工人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提高工人觉悟，提高他们对成立工会必要性的认识。第三，这一切最终是要使工人学校成为政党的中心机构，即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中心。从党的一大决议的这些规定看，党在成立前后对于创办工人学校和开展工人教育的性质、意义、宗旨和目的都是十分清楚明确的，在实践中也是反复强调落实的。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也说，这个学校（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当然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在创办和开展工人教育中，虽然它是开始于党成立的一大之前，但其指导思想和做法都是与党的一大决议相一致的，它不仅以通俗易懂、工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工人传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而且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工人中的先进觉悟分子，吸收他们加入党组织，进而组建起革命工会，成为开展工人罢工运动的坚强堡垒。这也充分显示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开展工人教育的革命学校性质。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创办、工人教育的开展始终坚持了以马克思主义革命道理为主要教育内容

中共一大决议指出，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同样，在党创办的工人学校中也应灌输阶级斗争精神，培育提升广大工友的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意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在开展工人教育中，始终牢记办校宗旨，坚持通过教育启发向工人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鉴于工人们长期受压迫剥削导致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而学习接受革命理论又需要一定乃至较高的文化程度，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首先从教工人们学习文化知识入手，在课程设置上设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种，具体如设国文、法文、社会常识、科学知识、工厂和铁路知识等，还开设了时事教育等，但无论开设何种课程，最终目的都是要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道理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工人的斗争觉悟。此外，在教学方法上，教员们一边传授知识，一边传播革命思想。通过互动交流、比喻教学等方式循循善诱，由浅入深，并通过生动的事例讲透深刻的道理，通过每周发放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编印的《劳动音》周刊使工友们了解革命形势，很快提升了工人们的文化和革命理论水平。良好教育内容的灌输，根本的还是要靠有较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对工人群众较深厚的阶级感情以及具有较高教学水平的教师来完成。1921年1月，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一成立，即由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选派的邓中夏主持校务，并从北京大学请来十余位进步学生轮流授课。“补习班”每期招收学员百余人，学期一个月。读书识字与学习革命道理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对工人学员文化水平、思想觉悟普遍提高帮助甚大。以上教育内容的确定和教育教学方法的实施，培养了一大批开展工人运动的骨干，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建立以及工人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人才基础。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用过的茶具。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创办、工人教育的开展充分发挥了党领导的革命工人运动坚强堡垒的战斗作用

在建党前后开展的工人运动中，长辛店铁路工人运动不仅开展较早，而且影响甚大。这一成就的取得，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创办、工人教育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表现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通过以向工人群众开展革命理论的灌输和革命道理的融解，启发了工人觉悟，使他们积极融入革命斗争中来；通过在办学和实施教育过程中发现和培养一批革命骨干人才，建立起组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以及开展工人斗争的基本先锋力量；通过发挥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团结广大工人群众迅速掀起了工人斗争的浪涛，给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

1921年1月，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成立后不久，在李大钊、邓中夏等指导下，学校培养出的工人骨干史文彬、王俊等工人带头，串联各处工人，开始筹建工会组织。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和长辛店工人的共同要求和努力下，1921年5月1日，长辛店1000多名工人在娘娘宫召开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宣布成立京汉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同年10月，改组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1922年4月9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工会成立后，即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积极维护工人权益，连续两次取得斗争的胜利，初步显示了工会组织的力量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组织纪律性，使工会的声威大震。各地工人纷纷将长辛店工会组织当作样板，着手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这对各地组建工会产生了很强的示范效应。在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长期卓越工作下，长辛店铁路工人的红色工运积淀更加深厚，最终在党领导的第一次全国工运高潮中展现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壮丽一幕。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充分证明了，建党前后党创办工人学校和开展工人教育举措的正确性、开创性和伟大功绩。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创办和工人教育的开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与典范，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工人运动史以及工人教育史上都是闪光的一页，占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工会研究院教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工人运动历史与现状研究分会副会长  戴文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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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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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宣告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成立。回望100年前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的艰辛历程，我们愈发坚定，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工会才实现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统一，揭开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篇章。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

“我们特别的工作，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突出强调“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并明确了开展工人运动的任务、方针和要求等。贯彻落实党的一大部署，8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此后相继在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设立分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被看作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

“劳动组合书记部”系由日语翻译而来，日语“劳动组合”即工会之意，“书记部”即秘书处之意。刘少奇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指出：“‘劳动组合书记部’便是秘书处的意思，用以指导全国工人运动。”之所以使用“劳动组合书记部”而没有用“全国总工会”这一组织名称，主要有两方面考虑。其一，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直接领导的工会组织很少，各地也未形成一定数量的工会组织，不具备全国联合的组织条件。正如陈独秀所言：“仅仅一个地方底职业或产业的工会及一个地方的联合会，都断然不可假冒全省或全国总工会名义，仅仅一个省的联合会，也不可假冒全国总工会名义。”罗章龙也曾谈道：“我们党自己还没有工会，只能成立工会书记部，是联络性质的，实际上是过渡性质。”其二，是受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影响，根据马林的建议直接采用了这一组织名称。据张国焘回忆，“他（指马林）提议可以叫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说明这个名称适合于一般共产主义者从事工会组织工作的称号”，并得到认可。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地分部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深入工人群众、开办工人夜校、创办工人刊物、成立工会组织、领导罢工斗争，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在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事实上肩负起了全国总工会的职责使命。

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讨论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八小时工作机制”等十项决议案。其中，大会所通过的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代表邓中夏（时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的提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首次完整提出成立全国总工会的组织原则。邓中夏提出：“我们工人希望将来有真正的全国劳动总组织出现，则必首先组织每个地方所有的工会（无论是职业组合或产业组合），而成为一个地方的劳动联合会，将来更由各地方劳动联合会组成全国总工会，则工会的组织，就上真正的轨道，成为一个铁样的团体了……务必将每个地方所有各产业组合和职业组合的工人，将来由各地方联合会组成全国总工会。”大会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组织的总通讯机关。大会还确定，全国劳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之前仍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召集。这次大会，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所承担的全国总工会的重要角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对推动第一次中国工人运动高潮的持续发展、确定党的工运方针路线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决议，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原定于1923年5月召开。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出近期正“准备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的工作”。陈独秀还提出，为实现全国工会组织大联合，需集中力量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全国电气工人总工会、全国机器工人总会、全国纺纱工总工会等5个全国产业工会，组织上海、广东、武汉3个地方总工会。同年11月，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再次指出，必须努力实现铁路、海员、煤矿三个产业联合，明确提出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首先要提出‘全国劳动运动统一’的议案及议定关系全国劳动阶级利害的各种共同工作，并组织全国工会总联合会之中央机关”。这里的“全国工会总联合会之中央机关”实际上指的就是后来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陈独秀提出的这些工作计划，也是《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主旨精神的体现，即成立全国总工会的前提必须是有各地、各产业工会组织的联合，否则就是空洞的全国工会组织。

1923年2月，二七惨案发生，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原定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不得不延期，成立“全国工会总联合会之中央机关”的计划也暂缓。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仍未放弃组织成立全国总工会的计划，继续发展地方工会和产业工会组织，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总结了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制定了指导工人运动的正确方略。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明确提出：“我们特别的工作，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从事经济的及政治的争斗。”这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首次提出成立全国总工会的主张。同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的《劳动运动进行方针议决案》，鉴于二七惨案后各地工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此前决定组织成立全国总工会一时难以实现，应领导铁路、海员、矿工等最重要的产业成立全国组织，并以此为中心谋求全国大联合。这些决定，符合中国革命和工人运动实际，体现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髓。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工会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后，中国共产党人趁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带领工人阶级继续坚持斗争，积极恢复和发展工人运动，尤其是广泛运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成果，将精力更多地集中到在各地、各产业建立工会组织，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全国产业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成功争取苏兆征、林伟民等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领导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对广州工人代表会进行组织渗透并实际取得领导权，为实现全国工人大联合、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奠定了坚实组织基础。

“决定这次大会成绩有没有，头一件便看‘全国总工会’成立不成立”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为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大会通过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分析了全国工人运动发展历程及趋势，阐述了工人运动与民族运动的关系，明确今后工人运动的策略问题，强调在工人运动中要加强党的政治教育及党的组织建设，决定在中央和地方设立职工运动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及各地工人运动。议决案旗帜鲜明提出工会统一的主张，强调“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必须工人阶级有强固的、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

党的四大以后，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全国工人运动已经逐步恢复。鉴于形势变化，1925年3月，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决定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建立全国总工会。为适应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后的形势发展，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决定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而以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和广东工人代表会四大工会组织的名义发起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之所以没再继续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大会召集，一方面是因为由于国共合作之后，全国一些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对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抱有很大的敌意，并恶意攻击。另一方面，二七惨案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整体工作力量遭受较大破坏，而受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或深刻影响的全国性、区域性工会组织的力量也逐渐壮大，完全可以联合承担召集大会的重任。这在陈独秀的报告和孙云鹏（中国共产党党员，铁路工人运动领袖）的回忆文章中得到充分印证。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谈道：“我们决定：按照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总工会和广东工人代表会四个组织的倡议，五一时在广州召开全国工会代表会议。这次我们争取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孙云鹏回忆，1925年3月下旬的一天，邓中夏在北京与其商量5月1日将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问题，提出“大会给全国各地工会的通知，不能再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而准备用各产业工会和地方工会的名义”。

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日刊

为开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共中央选派邓中夏（时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刘少奇（时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主任，汉冶萍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邓培（中国共产党党员，铁路工人运动领袖）等一批富有经验的工人运动领导人前往广州领导大会筹备工作。据孙云鹏回忆，其与邓中夏、邓培等是4月初从北京起程，为避免反动军警追捕，孙云鹏与邓培化装为商人，邓中夏则身穿西服作学生打扮，到天津后分别乘船出发到上海会合。在上海，他们遇到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苏兆征，便同他商量用四大工会名义联合发通知，苏兆征欣然同意。

4月5日，上海《申报》率先刊登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广东工人代表会联名作出的《发起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紧急启事》，向社会公布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以及有关要求。此外，《广州民国日报》还专门开设“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讨论栏”“农工运动专栏”，宣传大会召开的意义以及工农联合思想。《申报》《晨报》《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广东群报》等主流报纸连续刊发消息，及时将大会筹备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布。

1925年4月5日《申报》刊登四大工会《发起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紧急启事》。

为凝聚全国工会组织和全国工人阶级的思想共识，党的工运领导人还撰写大量理论文章，着重阐释工会组织团结统一的重要性。其中，尤以邓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贡献于第二次劳动大会之前》一文最具代表性和系统性。这篇文章，是邓中夏多年从事工人运动的经验总结，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路线方针政策的集中体现，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奠定重要理论基础，文章中提出的很多观点时至今日仍对中国工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邓中夏在文中总结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以来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详细阐述今后工人运动的重点与注意事项，着重提出组织问题是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第一个要讨论的重要问题”，“我们这次大会，讨论组织‘全国总工会’是绝对必要的。我以为决定这次大会成绩有没有，头一件便看‘全国总工会’成立不成立”。邓中夏还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决不是什么同乡的组织，也不是什么帮口的组织，他是一个阶级的组织”。关于工会组织原则，邓中夏明确指出“产业组合比职业组合好”“新式工业是绝对宜于采用产业组合的”。此外，4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的《预备五月第一周的大运动》一文，指出：“今年五一节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将在广州召集，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这是工人联合的好消息。”刘少奇在《中国工人在五一运动的工作》一文中，着重强调工人阶级当前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永远大团结，个个都要努力奋斗，使这次劳动大会，收得极完善的效果，并且要坚固自己的组织”。

刘少奇、邓中夏等到广州后，即投入紧张忙碌的大会筹备工作，诸如设立大会筹备处、起草大会文件、筹措会议经费、确定会议场地、做好代表接待、召开预备会议等，确保了各项准备工作有序进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提交大会讨论的《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工农联合决议案》《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等大部分文件，基本都是刘少奇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起草或主持起草的。

经过不足一月的紧张工作，大会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4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刊《向导》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强调工农联合的重大意义，表达对大会召开的殷切期盼，给予与会代表极大鼓舞。中共中央在信中鼓励道：“你们所代表的力量是伟大的，你们所负的责任也是重大的，你们的敌人虽然众多而且强有力，只要你们团结起来不断的奋斗，不但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终属于你们，全世界工农专政的胜利也必然属于你们。祝你们团结！祝你们奋斗！”从此，每逢召开全国劳动大会、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都会以致信、致祝词、致词的形式向大会致以祝贺、作出指示、明确要求。

1925年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5月1日，恰逢五一国际劳动节，出席会议的代表与广东全省农民协会的代表联合起来，在广州举行声势浩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群众大会，人数总计不下10万之众。5月2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与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举行开幕式，刘少奇、苏兆征、邓培担任劳动大会方面的大会主席。大会主席介绍本次大会主旨就是“统一联合”，要“统一全国工人组织及普遍全国农民组织”“促成工农紧密的联合”“联合革命的军人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大会期间，陆续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等30多个决议案，提出许多重要方针政策和策略原则，在工人运动任务、工会组织原则、工农联盟、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等问题上都作出明确规定，为中国工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再次走向高潮指明方向。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组织上的硕果，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大会通过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也是第一部中国工会章程。《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开宗明义规定“本会以团结全国工人，图谋工人福利为宗旨”，确定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其选举产生的25人组成执行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履行职责；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属各工会须执行全国代表大会及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大会决定，取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会。至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规定，大会选举产生了由林伟民、苏兆征、戴卓民、邓培、刘文松、孙云鹏、刘少奇、李森（即李启汉）、谭影竹、刘和森、曾西盛、刘公素、梁桂华、吕棠、何耀全、李铃、郑绎生、孙良惠、邓中夏、李成（即李立三）、袁告成、高秀炳、刘俊才（即刘子久）、钟伯兰、赵悟尘等25人组成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罗亦农曾写道：“当总工会的章程通过和执行委员会选出时，‘全国总工会万岁’，‘工人阶级大团结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于此可见中国工人阶级谋全国统一组织的热诚。”5月7日，全体执行委员召开第一次会议，推选林伟民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干事，刘少奇、邓培、郑绎生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森为组织部长，孙云鹏为经济部长。同时，根据党的四大有关决议，中共中央在全国总工会设立党团，邓中夏任党团书记。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机构及领导集体配备来看，林伟民、苏兆征、刘少奇、李立三、李启汉、邓培、戴卓民、孙云鹏等都是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员，有着丰富的工人运动领导经验，这也充分证明中华全国总工会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全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英勇斗争和流血牺牲，不畏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屠杀镇压，战胜了国民党右派和各种反动势力的破坏，正式实现全国工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与统一，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有了统一的全国性组织，揭开了中国工人运动新的篇章。

“从此中华全国总工会便是指挥

全国工人奋斗的总机关”

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几天后，1925年5月中旬，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于广州发动叛乱，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事件发生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粵汉、广九、广三铁路工人和轮渡运输工人举行罢工，以断绝叛乱军队铁路运输；当东征军一旦到达铁路沿线，铁路工人马上复工，运送革命军主力回师广州，为最终平定杨刘叛乱、巩固广州革命政权作出重要贡献。

更大的革命风暴已经来临。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惨案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全国总工会具体组织发动，中国工人阶级再次掀起工人运动新的高潮，并由此形成席卷全国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上海，按照党中央指示，刘少奇、李立三等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人，与瞿秋白、蔡和森等组成行动委员会，组织全市民众实行罢工、罢市、罢课斗争。5月3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上海总工会成立后，立即发动和领导上海工人阶级实行全市总同盟罢工，动员组织工人加入工会、调整工会内部结构、设立工会办事处、指挥工人进行反帝斗争、争取工会合法化，推动全市工人运动进入一个蓬勃发展时期。到7月28日，上海总工会所属基层工会已有117个，会员人数达21万人。这期间，根据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决定，为推动上海工人反帝爱国运动以及领导中国中部和北方地区工人运动，7月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正式成立并开始办公，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负总责，李立三、孙云鹏、孙良惠等首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负责具体工作。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开指挥下，广东和香港的工人阶级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罢工从1925年6月一直持续到1926年10月，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在中国工运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运史上也属罕见。为有效领导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罢工工人选出代表，召开省港大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省港大罢工委员会，作为罢工期间的最高执行机关。苏兆征、何耀全、林伟民、李启汉等13人为委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下设干事局、法制局、审计局、会审处、财经委员会、监狱、医院、学校等办事机构，事实上代行了政府的部分职权，可以直接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命令，是带有一定政权性质和作用的机关，领导了封锁香港、审判工贼、抵制英货、保护民族经济等重要政治活动。邓中夏曾称：“省港罢工委员会本身的确有独立的政权性质（香港帝国主义所骂的“第二政府”），它当时在南中国的确成了各社会民众团体的总领袖，它在广东的地位的确有举足轻重之势，它的影响的确是巨大无比。”

民国十四年（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等广州各界发布布告一张。

省港大罢工，充分展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力、领导力、战斗力，提升了影响力、凝聚力。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自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后，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此一年之内，全总在广东工会中建立了很好的信用，尤其是在省港罢工工人中间。”蔡和森明确指出“这次罢工的组织者是全国总工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的一年间，特别是在五卅运动激起的全国人民反帝爱国怒潮中，全国各地工人组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进一步联合，受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的地方总工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纷纷建立，诸如香港总工会、天津总工会、河南全省总工会、青岛工界联合会、济南工人总工会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全国工人运动呈现蓬勃发展局面。1926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如期召开，刘少奇在大会上高度肯定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以来的作用。他强调：“因为有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做中国工人的总机关，就使全国工人有了统一的总组织。如是全国工人的团结更加坚固；各地工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对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实有重大的影响。”

此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全国总工会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组织动员工人阶级为争取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国家富强而英勇奋斗，前赴后继、奋勇拼搏，艰苦奋斗、建功立业，谱写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奋斗的历史华章。诚如《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所指的“从此中华全国总工会便是指挥全国工人奋斗的总机关”，“从此全国工人须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旗帜之下，一致团结，提携着贫农，联络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奋斗”。（中华全国总工会  石绍庆）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著：中国共产党编年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陈独秀著.陈独秀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0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08.

中共中央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09.

直挂云帆济沧海：

中国海员工会的成立与发展

本文讲述了中国海员工会百年奋斗历程。1921年香港成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成为首个全国性产业工会，次年发动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掀起中国工人运动首次高潮。1925年该会参与发起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推动中华全国总工会诞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海员工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助力航运复兴，改革开放时期承担95%外贸运输重任。在新时代，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在北京签署了首份全国性行业集体协议，积极推进落实“产改”工作，继续书写新的篇章。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证章

川陕苏区时期的工会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全国第二大苏区，为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川陕苏区时期的工会组织，在建立、巩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3年2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开展了土地革命。广元县贫苦农民每人分田地1亩、山林3亩。嘉陵县全县分土地27万亩，人均1.7亩。图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颁发的土地使用证。

丨工运史话·忠诚与背叛丨

郭隆真与费侠：巾帼浩气与委身事敌

在先烈与叛徒榜上，女性是特殊的一个群体。她们中有理想信念坚定的女共产党员，也有一些经不起考验，变节投敌。

郭隆真和费侠没有工作交集，但她们有经历相同处，就是都留学过苏联。1931年，郭隆真被捕后坚贞不屈，英勇牺牲。也是在同一年，费侠被捕后屈节叛变，后来嫁给了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

郭隆真：宁可牺牲，绝不屈节

丨新中国记忆丨

新中国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

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劳动节作为全体人民的节日，每年的5月1日放假一天。从此，“5月1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节假日正式确立起来。1950年5月1日，全国人民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杂志出版的“劳动节纪念号”。

《工会信息》

2025年第8期速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