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史学”是卡洛·金兹伯格最显著的标签。对他有所耳闻的读者一旦看到出自这位意大利历史学家之手的文字，多半首先会在心理上准备好阅读一段来自过去社会底层的不为人知的小人物故事，并期待在作者的引导下跳出宏大叙事，形成新的历史认知。

“野兽之魂”，这个明显带有人类学“他者”意识的标题，会更强化读者对这部书的微观史趋向的期待。这本书的确有微观史学的特征。它涉及不同时代处于历史叙事边缘或阴影中的群体：异邦人、奴隶、野兽、美洲土著、纳粹德国时期的犹太人。书中也偶尔出现一些生动的场景还原或细节推敲，尤其是作者由这些微小细节发起的思考，对既有的一些历史认识再次形成冲击。

不过此书的四篇文章没有如学界津津乐道的经典微观史那样，书写小人物的传奇，也没有以小人物的“他者”视角“自下而上”地审视人类历史。如果按照经验归类，这些文章应该属于思想史作品。读者在其中看到的是古典先贤：希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中世纪圣徒：尊者比德、圣托马斯·阿奎那；十六世纪的文人：塞普尔韦达、拉斯卡萨斯、马基雅维利、帕米贾尼诺、蒙田；十七世纪的思想巨匠：笛卡尔、皮埃尔·拜尔、巴西莱·帕斯卡；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学术先锋：曼佐尼、普利莫·莱维、卡尔维诺、马克·布洛赫、保罗·马斯、乔治·帕斯夸利。换言之，此书不是以“野兽”之“瞳”去看历史，而是呈现这些引导并因此代表了诸时代社会精神的精英，以何种逻辑定位本位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关系，以何种态度看待“野兽”之“魂”。

实际上，“文明的傲慢”和“野蛮的高尚”之类的话题及其发人深省的意义，已经不新鲜。将上述那些精英拉出来，历数他们哪个具有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哪个以平等主义接纳异族，其实并不高明。金兹伯格在此书中的这几篇文章没有落入这样的俗套。他关注的是这些思想如何在后世被挪用的状态。书中表现了在思想史考察中难以被察觉的关联，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文化观念，其实并不被同为古典文化代表的第欧根尼和普鲁塔克认同，但却在基督教文化中发挥着堪比圣保罗留下的经典的启示作用。同样，自古典时代以来就一直给人印象不佳的诡辩论，在基督教文化中演化为“决疑法”，成为神学辩论的工具。决疑法随着基督教文化的延续，影响到十九世纪的曼佐尼在小说创作中表现人性的复杂，并进而使二十世纪的普里莫·莱维在思考如何真实呈现纳粹大屠杀这场苦难时找到了更客观、合理的视角和立场。

十多年里，我持续地关注金兹伯格的作品及其史学观念。除了一次短暂的见面，更多的是与他书信往来。他的思想很难概括和归类，他也很反感讨论他的人这样做。他的父亲是文学理论教授，母亲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意大利小说家。金兹伯格家庭的犹太人身份使之在墨索里尼政府时期遭到迫害。他的父亲成为意大利反法西斯运动的领袖，后来被捕并牺牲。金兹伯格五岁之前的童年是在流放并被管控的状态下度过的。他在二战后的成长有很多令人艳羡的良性引导。意大利的知识分子精英与他家族的亲友圈重合度很高。历史学并不是自小见多识广的金兹伯格人生规划的首选。少年时期，文学、美术先后是他的理想，大学时他最初的专业是哲学。这些“花样”和“弯路”实际上都成为金兹伯格日后历史学研究的智识储备，并使他的史学研究生涯优秀且极富个性。仅仅顺应父母的教诲，他就既熟悉理论思辨，也天然地亲近叙事和表达；幼儿时期的种族迫害经历必定激发他关于种族和权力的“他者”意识的觉醒；在佛罗伦萨和比萨这些艺术圣地的成长经历也必然持续地刺激着他的视觉神经；一旦他对历史学产生热情，沉睡在意大利各地宗教档案馆中的文献在这个年轻人的扫视下，迟早会别开生面、隆隆作响。金兹伯格早年间对小人物的文化史、图像证史、文化形态比较研究和历史叙事相对性问题的研究，无疑都是这些个人经历在史学思考中投射的产物。

金兹伯格的史学洞见总是极富新意，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研究历史的理论工具实在太多了。借用他在此书中第三篇文章中提到的一个比喻，“滤镜”的选择越多，透析出的景象就越多新意，认知的体验就越丰富。他的理论工具并非自己凭空建构，而是通过对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借鉴和改良而来。为他理论创新提供灵感的不仅有近些年新史学中常见的文学、美术和人类学，还有一系列看起来与历史学关系不大的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很少听说的学科知识：如医学及其分支的心理学、症状学，生物学及其分支形态学，还有语文学、古物学、戏剧理论、神学理论。熟悉金兹伯格的读者会注意到，他对上述理论工具的运用在此书中已经炉火纯青。更吸引人的是，他在思想史和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中又采用了新的跨学科工具——古典的诡辩论、中世纪的决疑法，以及现代医药科学的双盲实验。近些年来，网络世界有一个有趣的描述。当某个极富新意的改编或原创作品的水准已经超过其所参照的经典时，网友会语带调侃，实则欣赏地说：“某某经典‘被玩坏了’。”如果将这句俏皮话套用到金兹伯格的一系列创新性思考中，“被玩坏的”又是什么？肯定不是历史学家客观求真的崇高追求。无论学者们在新史学的航路上如何翻江倒海，这都是定海神针。仅就此书的内容讲，“被玩坏的”显然是西方历史上那些看似高谈阔论、鞭辟入里，实则刻板、虚伪、自我中心的思维范式与伦理偏见。金兹伯格拨开那些看似高深的布幔，读者得以更直接地窥见历史的复杂。为他们的反思提供镜鉴的，当然是“野兽之魂”。

如果用一个短语概括金兹伯格史学研究的主旨，那就是“揭示事实的复杂性”。在他看来，人和客观世界都极其复杂，任何系统性的认知模式都难以对之尽然地解析或表现。因此，他总在尝试各种解释工具，换着法地去揭示历史的复杂性，并在理论上不断思考何种解释策略能够更清晰准确地表现这些复杂性。依此介绍，读者可能会问：金兹伯格是一个相对主义者吗？我采用金兹伯格喜欢的表达方式回答这个问题：是，也不是（此书的第四篇文章中就有一处类似的表达。这使他看起来更像一个相对主义者了。不过，换个角度看，他正是在用在此书中重点推介的决疑法——极力理解，但不急于归类。我在这个括号里插入了篇幅过多的题外话。索性补充一下，行文中加入大段的题外话，也是金兹伯格学术的独特之处。此书第一篇文章开篇，他似乎在暗示“题外话式”行文在希罗多德那里就被使用了。在金兹伯格看来，单线的陈述总是不能全息呈现事实及其内在的复杂关系，同时反而使读者的思维仅局限在作者设定的叙事惯性中，使之阅读始终处于被动盲从的状态。因此，他总是采用频繁插入题外话的方式，不仅丰富问题解析的视角，补充难以归类的信息，更主动打破自己陈述的连贯性，制造出叙事的多维效果。读者的意识跳进跳出，既理解作者所言，又保持只是理性地观望作者的观点——这是此书第一篇文章作者描述希罗多德看待异邦风俗的视角，换句话说，这还是决疑法！我在此处效仿了金兹伯格的“题外话式”行文，像是在进行一种实验——“实验”是他学术思想中又一特色向度。这可能来自现代主义文学叙事理论对金兹伯格的启示。他在为《马丁·盖尔归来》意大利文版作的“后记”中最早提到这种意识；此书的第一篇文章将希罗多德的叙事解释成实验；第四篇文章将他对这个向度的思考深化到另一个层次。回归正题）。一方面，金兹伯格的确多次明确地表示，历史学家难以尽然地还原事实，且总是失之主观或片面。另一方面，他又是海登·怀特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后者被当代史学界视为最具代表性的相对主义者和怀疑论者。在我看来，金兹伯格对历史学内在的相对性程度的判断，与怀特所见几乎没有区别。二者都认为其认知极为有限且问题重重。他们的差异在于面对这一目前难以解决的现实的态度。前者始终强调，历史学家要不遗余力地采用尽可能多的方式去接近历史的真相。他反对后者一味的消极态度。的确，怀特的文字总是因为认识到现实与理想差距甚远，就将历史学的工作重心放在反复揭露历史知识有限性的认识论反思上。金兹伯格是个相对主义者，但不是怀疑论者。他不因相对主义而感到悲观，反而乐观地以在相对主义的迷局中找到一些确定性为目标。这也正是他在此书中通过普里莫·莱维的“在含糊其辞时表明立场”，以及历史学进行双盲实验的可能性等话题的探讨中所要阐明的历史方法论。

话说回来，揭示历史的复杂性与历史学研究的宗旨并不冲突。历史学初始设定的目标就是要如实地还原事实的真相。而事实本身总是复杂多样的，这本来就是事实的组成部分（这也是金兹伯格在此书第三篇文章尾声大为赞赏的约瑟夫·卡罗的观点）。那么，金兹伯格这种致力于揭示历史事实之复杂性的研究，就是对历史学研究宗旨的忠实践行。

在金兹伯格几十年的揭示历史复杂性的研究中，最易理解的就是他的微观史学。不过在此之后，他的历史复杂性研究的理论参照、逻辑思路和最终结论变得越来越多样和丰富。对很少有像他阅读那么广泛、思考那么活跃的读者来说，他的文章也越来越难于理解、越来越难以进行归纳和系统性的介绍。这位注重让读者看到历史事实之复杂性的学者，也将自己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展示给世人。

复杂的知识来源和天马行空的思想注定使其著作的翻译工作有一定难度。狭窄的见识和单薄的语言功底使得我在转达金兹伯格的文字时总是如履薄冰。尽管已经对此书所涉及的知识尽可能做了调查和核实，但仍难保周全。此书的行文有大量繁复的长句和短促的省略句。为了保证阅读的流畅或是表意的明晰，我偶尔会跳出原文的限制，自作主张地断句或补充。在译稿修改阶段，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硕士生李星池同学参与了文字校对工作。译稿的最终完成有他的功劳。在此特向他表示感谢。

“决疑法”（casuistry）是金兹伯格近些年才开始讨论的一个概念，也是这部小文集中最具新意的视角之一。在词典中，casuistry对应的中文意思是“决疑法”。可是在金兹伯格的语境中，这个词似乎在与“诡辩论”（sophistry）替换性地使用着。如果遵循金兹伯格的使用方式译成中文，读者可能意识不到此间的关联性，将之误解成两个话题。经考虑，我决定还是在中文表达中将casuistry译成“决疑法”。并且，为了提醒读者意识到金兹伯格在使用这个词时是在关联诡辩论的相关及含义，我在这个词第一次出现（书中第一篇文章的末尾）时，将之译成“诡辩论式的决定法”。这么做可能不妥，但的确也是在几个方案之间取舍的结果。试想，如果将之直接译成“诡辩论”，那将使读者的理解与金兹伯格试图以此词揭示“于模糊中坚持理性分析”的积极立场相反。

金兹伯格在中国学界有一定影响力。在理论探讨时，他的研究也常被学者们参照。不过，除了微观史学，就他更多关于历史复杂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研究的专门讨论其实并不多。近年来，金兹伯格的作品陆续被译成中文，这可能会推动更多读者更高效地阅读金兹伯格。在未来，与其相关的各种史学话题可能会有更多人讨论。他的史学理论和历史书写肯定解决不了当下史学研究的所有问题。不过，他那敏锐的洞察力和那些不拘一格的认知方式一定会给读者提供灵感或启示，哪怕只是一刹那或关乎一个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