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德亮

陈鸣志先生旧影

　　网络时代，各类影音资料层出不穷，真应了那句“活久见”。最近，网上又出现一批曲艺老录音，都是大师级别的演员在当打之年录制的，有些听说过，但没真正听过；有些根本就是闻所未闻。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要数马连登先生的评书《杨家将》，王世臣先生的相声《大审案》，马三立先生、张庆森先生的相声《吃元宵》等。

　　马连登说、唱、弹皆佳，既是传统西河大鼓宗师，又是著名弦师，还与女儿马增芬创立了马派西河大鼓。他育有三儿三女，皆为曲艺大师。我听过他给马增芬弹三弦伴奏的录音，以及一些说唱西河大书的录音（说一会儿书，唱一会儿西河大鼓），从未听过《杨家将》这种完全说书口风、一点儿都不唱的长篇评书录音。静下心来欣赏，字字深沉，确是大师佳作。

　　王世臣的相声《大审案》，更为奇特。这段相声说的是旧社会抓差办案的密探因找不到罪犯，用说相声的“顶缸”，由于与现实生活距离较远，新中国成立后就鲜有人表演了。王世臣居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表演过，而且内容与时俱进，讽刺了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物，效果出奇的好。马季先生称王世臣“相声巨人”，这段录音可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明。

　　马三立、张庆森的相声《吃元宵》，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录音，其中说孔子“姓孔名母字仲尼”，有点奇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和王凤山表演的录音中，说的是“姓孔名丘字仲尼”。这肯定不是马三立说错了，那会儿，人们怎么可能把孔子的名字念错呢？

　　检索一番才知道，从宋代开始，大兴理学，避圣人讳，人们就把“孔丘”念成“孔某”。传到清代，已经音转为“某”“母”两读。这两个音，在元代以前大概是相同的，在元代以后，分成两种读音。也就是说，说孔子“姓孔名某”或“姓孔名母”，全国皆然，写出来是孔丘，念出来是“孔某”或“孔母”。识字的人，还知道这是避讳，不识字的人，干脆认为孔子叫“孔某”或“孔母”。

　　虽然这不是什么太有用的知识，也没有恢复的必要，但却是流传多年的文化习俗，我到现在才知道，惭愧。传统相声真是文化的活录音机！

　　这种几十年前人人皆知，几十年后人人不知，且人人都不知自己不知的常识，还有不少。比如前几天，有个同学让我帮她儿子完成一个作业——“找一个老北京读一下老舍的《北京的春节》”，同学对我说：“我能找到的老北京，也就是你了。”我便给她录了两段。其中有一句是“他们的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们。恐怕第三件事才是买玩意儿——风筝、空竹、口琴等——和年画”，我不忘跟同学强调，“口琴”的琴必须加儿化音，读作“口琴儿”；老北京男孩子玩儿的“口琴儿”和西洋口琴不是一个东西，而是现在称为“口弦琴”的那种极古老的简单乐器。

　　既然是老北京，就得尽点老北京的责任。

　　言归正传，说说相声《吃元宵》。我第一次听现场版大概是2000年，在天津的小园子里。刚进门，吓了一跳，我从未见过剧场里还有用铁条钉的连成一排的桌椅，每张小条桌上摆个暖壶，想喝热水自己倒，还可以要瓜子、萝卜，瓜子皮随便往地下吐……园子里能吸烟，也没女士喊“你们男的别抽了”。这剧场像茶馆，真不像个剧场。

　　许是因为贴地气，观众真多，且参与意识强，每每有好角儿登场，都是“轰天价”的彩声和掌声。老有观众大声搭下茬，其他观众往往对搭下茬的观众报以热烈的笑声；如果演员在台上直接和搭下茬的对话，或“现挂”一句，更会得到哄堂大笑的绝佳效果。

　　开场的快板没人听，所有观众都在大声聊天、嗑瓜子。我很为台上的演员不平，人家明明唱得很好，我也想好好听听人家唱的段子。但在那种巨大的聊天声里，听台上演员的唱或说，就好比战争时期“偷听敌台”，从刺啦刺啦的干扰声中偶然听个一字半句。

　　虽然观众完全不顾演员的心情，但在表演结束后，大家像提前商量好了似的，同时奉上巨大的彩声和掌声，还把他叫回来返了一小段儿——观众是真给面儿，甭管你唱得好坏，开场的我们就是不听，但准让你在喝彩声中下台，不能让你没面子。

　　又过了一两个节目，报幕员忽然报出《吃元宵》，教我大吃一惊：在如此热烈、混乱的场合，又逢中场最容易“折腰”的地方，表演标准的文哏节目，谁有这种本领？

　　只见一对老年人登场，逗哏肤色较黑，捧哏两腮巨大，从掌声中可以听出来，天津的观众非常捧他们。逗哏的先铺了几句闲话，大意是今天在天津某大剧场，有北京来的某某某说相声，票价高到多少多少，我们这儿，十块钱。说到十块钱时，他的不屑中加杂着感叹。马上有一个观众大声搭下茬：“他们还不如你们呢！”逗哏受宠若惊一般双手抱拳，头向后闪，微微皱眉，紧闭双唇，满是得遇知音而您又过誉的感觉。

　　打那儿起，算是“入活”了——孔夫子生于公元多少年，卒于公元多少年，真有点儿后来的讲座式栏目《百家讲坛》的意思。虽然这位先生是说相声的，却颇有教授的风度。观众听得也认真，全然没有刚才热闹又混乱的劲儿，只剩一片嗑瓜子声在耳畔回响。我因此记住了这两位先生的姓名：陈鸣志、郑福山。

　　时间到了2009年2月，我给某津味喜剧写剧本，长住天津。忽然听说陈鸣志先生要开专场，全是文活，对内行自嘲是“温哏专场”，节目挺有难度，如《秋虫雅兴》《歪讲三字经》《戏迷药方》等。说实话，这种节目，对内行的吸引力要比对观众大得多。

　　演出那天晚上，我早早地就去了，在后台听了四个好节目，每个都铺平垫稳，娓娓道来。那天的观众也与往日不同，该听的时候听，该乐的时候乐，很专注，没有嗑瓜子声——大概是节目单就把观众细分了。

　　陈先生表演的时候，抓了一个现挂：“你不知道我有学问？提我徒弟你就知道我有学问了。徐德亮，知道吗？那就是我徒弟。”当时，我正因一些无聊的事被记者追问。正好后台有记者，听闻此现挂，“盘问”了我半天。

　　2009年底，回到北京的我搞了海淀相声俱乐部，又搞了“京津相声交流月”活动，在北京、天津的影响都很大。之前去天津商讨此事时，蒙谦详益文苑的经理史清元兄请客，王玥波、王文林、陈鸣志和我都参加了。

　　我姐夫王宴明也陪我去天津了，当时他五十岁左右，在某报社任职，颇善交际。同桌吃饭时，别人说的都是相声界的事，他插不上话，就跟陈先生“没话搭话”：“我也是咱们天津人，我小时候住哪里哪里。”谁料陈先生有些较真儿：“你说的地名不叫那个，得拐过弯去才是呢！”我姐夫也跟着较真儿：“我说的是几十年前，在小学后边，那里有个厕所。”陈先生说：“那旁边是个什么院，我就在那住。”我姐夫说：“我就在斜对面那个院住。”

　　开始我还以为是我姐夫没话找话，毕竟两人相差十多岁，我姐夫不到十岁就离开天津。可当他们说起老街坊：“您还记得有个李奶奶吗？”“对了，还有那个王嫂。”越说越对，越说越近了……

　　忽然，我姐夫说：“我父亲有个把兄弟，就住街坊，姓陈，老哥儿俩可好了。后来我父亲去世，是陈大爷给发的丧。”陈先生也一愣：“您父亲叫什么？”我姐夫说：“他叫某某某。”陈先生把酒杯往桌上一放，说：“那你站起来吧。陈大爷就是我父亲。”

　　一言既出，立惊四座，连我都傻了。评书里都没有如是巧合。

　　两人痛饮一杯。陈先生说起当年他父亲怎么帮义弟，也就是我姐夫的父亲出殡。我姐夫忆及小时候去陈大爷家暂住，陈大爷家的摆设，床放在哪边，柜子放在哪边；陈先生的母亲长什么样，家里还有什么人……越回忆越多。

　　我挺纳闷儿：都在人家住了好些日子，他们俩愣不认识，难道是一人出去得早，一人回来得晚，根本没打过照面？还是陈先生解开我的疑问：“那时我已经拜于宝林先生了，就在于先生家住，学徒，不怎么回家。”

　　我姐夫说：“您家里人呢？那谁谁谁……”陈先生微合二目，摇摇头：“全没有了。”我姐夫说：“我母亲还在，九十岁了。”陈先生立时来了精神：“那我去北京时得拜望拜望。”

　　后来，陈先生来北京演出过两次，因时间紧张，未能如愿。虽然老街坊未能再相见，但这几十年的时光，毕竟让人们转回原地，多了一些感慨，也给我们增添了一些谈资。

　　现如今，马三立、张庆森版的《吃元宵》重现于世，可陈先生已经于2011年逝世，享年六十五岁。能在剧场里说《吃元宵》的相声演员，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