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细细勾勒，人人都是传奇。“历史缝隙里的人”旨在调动密匝的清代史料，打捞历史夹缝中的跌宕人生。

本文主人公名叫王猷，是个名不见经传，且以腐败案告终，沦入下乘的清朝县官。他生活在雍乾承平之世，并无荣幸参与重大历史事件，也没有什么治乱兴衰、沧海桑田的悲喜故事将他裹挟其中。但他平庸惨淡的命运，或许可以作为我们窥视清代“贪官”心路历程的镜像，相比那些激情澎湃的人生，更忠实、俗浅地映射出时代特征与群体面貌，而非凌驾与超越。

十年春梦玉堂空

王猷是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生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绍兴是人文之薮，产官之地，会稽附郭府城，朱紫之家无处不有，像王猷这样两榜出身的实缺官，放在那些人才不甚充沛的地方，总要在家乡方志中，留下三五行小传，博得“生而颖异”“靡不穷究”之类的吹捧。但在可资翻检的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三级方志内，王猷之名，仅出现在“选举志”的简易表格内，即欲得其字号、乡里，笼统的仕宦经历和家庭情况而不能。惟经笔者爬梳零散史料，才从乾隆十八年《缙绅全书》中，窥知其表字霞峰。

在方志“选举志”中，王猷获得举人、进士的时间，分别被记在雍正七年、八年条下。雍正庚戌（八年）一科，是名副其实的“响榜”，乾隆朝官至大学士的梁诗正、蒋溥、嵇璜均在此列。且内多显贵子弟，除蒋、嵇二人分别为大学士蒋廷锡、嵇曾筠之子外，另有雍、乾巨擘鄂尔泰之侄鄂敏、张廷玉之子张若溎也跻身其间。

这一榜中，二十八岁的王猷名列二甲第八，排序十分靠前。假如另换一科，这样的名次，只要朝考发挥不甚失常，被选为庶吉士，备位翰林的可能性非常之大。一旦有此起点，得君行道，致身以为国用的儒家至高理想，就将成为可资努力的目标，而非轻浮妄诞的呓语。然而雍正年间的进士授官，被这位个性十足的皇帝覆盖上浓烈的主观色彩。首先，他极力拔擢亲信重臣子弟，如将鄂尔泰、张廷玉、蒋廷锡等家族的青年新进，都置于翰林院，乃至揽入内廷，充任军机章京或文学侍从。再者，他对浙江特别是浙东士人颇多偏见，甚至在雍正四年下旨将该省乡、会二试停开，两年后才予以恢复。

雍正八年殿试排名出炉后，除以常规朝考选拔庶吉士外，皇帝又下旨诸臣保举，形成考试、推荐两结合模式。与议诸臣综合新进士文章、地域、出身、年龄等各项指标，形成最终的五十三人名单，重臣子侄全数入选。至于我们的主人公，这位文通运舛的绍兴人王猷，不但玉堂无望，甚至连下翰林一等的六部主事也没有争到，径以二甲高第外用知县。

所幸，相对清中后期而言，雍正朝的官场窒碍尚不严重，作为天子门生的新科进士，补缺更显便捷。雍正八年底，王猷被分派到江西学习行走，三年后，由本省巡抚题委泰和县知县，试用一年期满，即有实授资格。现存吏部《题为遵旨议准王猷补授江西泰和县知县事》档案转引了时任吉安府徐亨时为王猷填注的试用期评语，行文虽不乏官腔套话，但所列亦多实在政绩：如“文庙、乡贤祠宇竭力劝捐，修造完固；普济、育婴二堂倡捐劝输，修葺、赡养有资，老幼孤贫均得其所”“道路、桥梁捐资时为修整”等句，均与《泰和县志》相关记载吻合。古代政府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责任有限，地方官号召缙绅捐输，救助弱势群体，可视为刑名、钱粮等硬性工作之外，别有余力的直观表现。王猷初膺一县之重，即能在“征收漕米，革除陋弊”“钦部案件，依限完结”“自理词讼，随准随审”的前提下倡行善政，上司嘉以“才具干练，办事明敏”，大约确非虚誉。

或许是赶上雍正帝驾崩大事，像题补基层官员这样的常规政务，即便各环节均无异议，但节奏明显拖沓起来。雍正十二年底，王猷试用期满，直到两年后才经本省巡抚俞允，上奏朝廷，又延宕至乾隆二年三月，方得吏部议准。其间，他虽然照旧在泰和履职，而实授之命一日未下，翘盼之心，自属有加无已。就在这难熬的等待中，乾隆元年十二月，随任在赣的老父因病故去，王猷按例报请丁忧，不久去官返乡。实授之命与守制之请，在从京师到江西的某处驿站、某节官道上打了个旋，带着恼人的时间差擦肩而过。王猷披麻戴孝，为亡父嚎哭之便，大约也会掺杂些对自家的哀鸣——仕途一物，浑似被抽打的陀螺，作好作歹，竟全不与本人相干。

世味已如流水薄

丁忧的日子一晃三年，乾隆五年初，三十八岁的王猷重整旗鼓，还要试试做官的运道。这一次，他被分配到河南去做知县，因为先有实授之命，所以腰杆硬挺，一上来便补了豫东归德府属夏邑县实缺。虽然此前的经历实在令人沮丧，但风华正茂的王猷并没有敷衍消沉迹象。从一处细节即可看出，至少在夏邑任上，他还是位勤勉任事、有条有理的能员——每逢新春开印，他就会对照上年档册，回顾一切未完旧案，逐个清查核对，以省民间拖累。态度之务实，思路之明晰，颇有绍兴士人精干风采。不过，自以为别开新局的王猷，并没有迎来命运齿轮的转动。那齿轮的转子仿佛被锈蚀住，平几浮搁还则罢了，稍吃些力，就不免火星飞溅，更有甚者，还要分崩离析。

赴任夏邑不久，一件不起眼小事，就激成王猷的命运不能承受之重。当年五月，同属黄泛区的安徽灵璧县遭遇水灾，当地百姓多有向西逃荒而至本县者，内中有十三岁少女名刘二者，因与家人失散，流落到夏邑石井村，被年过七旬的老妇人朱氏收留。数月后，家境贫寒的朱氏赡养无力，央求保正带同见官，想请县太爷代为筹措。因刘二年幼懵懂，只晓得家门前有座桐山，至于府县管辖，则一概茫然。王猷听得云里雾里，既不能知其来历，便无从访其亲友，只好令朱氏将人领回，自己捐银一两，聊补生计。乾隆六年春节一过，王猷照例调取未清公务，因查及刘二一件尚无着落，就发出牌票，让衙役前往石井村，了解此女是否已由亲属领回。朱氏一见来人，又带着刘二随往县衙，极力诉说贫苦。王猷思虑再三，只得将人留在府中，与自家所雇的婆子张氏同吃同住。

因为总无家属来寻，刘二在县衙生活了一年有余。到乾隆七年五月，夏邑连日暴雨，县衙后墙顷颓，十九日，常趴在更道墙头看鸭子的刘二掉进河里，虽经打捞上岸，却已溺水身亡。事发当天，王猷前往西乡验尸，不在县衙。回署后，经救捞一事的组织者——县城北关地方禀报，才得知刘二失足淹死。因为仵作验无别伤，王猷便将此事当作意外事故，一面命人买棺成殓，又将衙门筑墙加高，不许儿童爬墙嬉戏，一面在县内贴出告示，招访刘二亲属，俾得认领尸棺。

到七月初，住在乡下的朱氏也听闻刘二淹死之信，准备去县城一探究竟。然而衙门规矩森严，并不容老妇随意入内，朱氏只得带着气闷回家。转年三月，她又到县衙门首，眼见王猷乘轿出来，就上前扳住轿杠叫喊。随轿衙役眼疾手快，没等她自报家门，说出要见刘二情由，就一通推搡拉扯。轿内的王知县也颇有官威，下令将拦路之人掌嘴五下，径自打轿而去……

就是这样一件事，几经发酵，到乾隆八年，却被编排成一桩黑色地狱故事：十八岁女子流离失所，幸被好心的外乡老妇收留，她向衙门求助，却激起县官歹心，不但不为其寻找家人，反而勾致署内，百计折磨。一年后，苦命女子香消玉殒，浮尸河中，是走投无路自溺殒命，还是高墙深院含恨被戕，惟供揣测而已。紧接着，县官一手遮天，孤女沉冤难雪，连探问消息的老妇也被软硬兼施，钳口结舌......

当时，王猷已经调署同为归德府属的商丘县，刘二一案经时任夏邑知县范安治初审，上禀署理河南巡抚阿里衮。见此地方官强留女子，蹊跷致死之事，阿里衮联翩浮想，掀髯大怒，极斥王猷：“似此枉顾官箴，藐视功令之劣员，断难一日姑容。”通省之内，巡抚之愤，即是公愤。不多日，布政使、按察使、开归道、归德府，一众属员纷纷揭报，要求将王猷特疏纠参，请旨革职，严加审讯。本章既达天听，皇帝立予照准，王猷从堂上官一变而为阶下囚，成为刘二之死的钦定犯罪嫌疑人。不过，文书往返，日月延宕，又赶上王猷染患伤寒，请医治疗，一晃到了乾隆八年岁末，前次承审的署县范安治奉调卸事，另有新任夏邑知县董榕接替查办。

这位董知县是个稳扎稳打的细心人，且问案能得其平，不唯前任、巡抚，乃至皇帝的成见左右。他对该案的调查工作持续数月，人证到堂者近二十位，直到榫头卯眼众证相合，才为王猷洗清这覆盆之冤。

原来，这件案子自刘二、朱氏之外，还掺和进两个全不相干之人：本地武生员高谋，与文生员杜丹楹。传统时代，乡间熟知官府规矩，能代邻里写状递呈者，多是小有功名的富户绅矜，朱氏居住的石井村一带，这类工作一向由高谋包办。刘二死后，朱氏因赴县衙打听不成，便想按照衙门规矩，求人写一呈词再去。至于所求之人，自然就是高谋。对此，高谋原本不屑一顾，让她自行到县里要人，等听说朱氏又被赶回，便觉此事说不定别有玄机。这位秀才虽是武的，且年逾六旬，但赋性贪婪，又颇算计。或许家中正缺钱用，亦或委实地胆大包天，挨到乾隆八年三月，高谋打定主意，准备利用朱氏打头阵，以刘二之死讹诈县官。

他先带朱氏来到县城，撺掇着扳轿喊嚷，想那王猷心中有鬼，必定要使钱贿赂。后来见事不成，高谋十分气恼，只得暂将朱氏安顿县城，自己另想主意，来发这笔外财。他有个交好的文秀才名叫杜丹楹，此人年轻时多在外乡经营，知道凤阳府灵璧县内有一桐山，离此不远。高谋闻之大喜，忙请杜某前去探查，万一访得刘二亲属，就能趁火添差，打着王猷软肋。

杜丹楹同高谋一路，也是争强喜事之人，乾隆八年四月，他只身来到灵璧，在桐山一带沿路打听，经人指点，竟真找到刘二的丈夫、影集镇卖馍的李德。刘二与李德是童养婚，因女方年幼，尚未圆房。两年前，一家人逃荒讨饭，路遇暴雨失散，刘二滞留夏邑，余者返乡后也未报官寻找。今见杜丹楹前来，说着走失女子之事与刘二全数对应，李家母子深信不疑，当即央求杜某写下呈文，又跟着他前往夏邑讨人。

将到夏邑时，杜丹楹忽然告诉李德，你媳妇不明不白，早已死在王知县家里。他想李德没了老婆，必然激愤要讨说法，哪知乡间贫苦，并不敢与官府纠缠，夫妻之情，也比不得三两银重。若是有个现成老婆可以讨回，倒也值得辛苦，既然人死灯灭，便不肯再费周章，转头回家去了。杜丹楹不肯罢休，不几日，又赶到李德家中，怂恿他在本县索要关文，郑重其事往河南告状。如此一来，定让王猷胆怯，另赔个老婆给他。一听能赔老婆，李德心动不已，任由杜丹楹混出主意，说那刘二原本属猴，年小不能成亲，你不如说她是个属兔的，当年一十八岁，已经圆房，叫县官照属兔的赔你，岂不赚个便宜？李德闻言大喜，即照此说求得本县关文，跟随杜某去换老婆。

其时王猷已调署商丘，于是杜丹楹带着李德，高谋带着朱氏，同往商丘会合，准备再到县衙门口嚷闹刘二之事。不过，这一行人很快因为行踪诡谲，被所住店铺的东家举发，县衙差役随即出动，不待他们叫喊一声，就被王猷全数拿获。朱氏、李德都是穷苦小民，上得堂去供认不讳，王猷遂论高、杜二人以挟诈、唆讼之罪，随即详报上司归德知府，转批署理夏邑知县范安治后续侦办。

然而审理之官一经变化，高谋等人即勾串供词，编排出前文所说的黑色地狱故事。供词出入之关键在于刘二的年龄与籍贯。在范知县堂上，朱氏、李德按照高、杜所教，说刘二年已十八，是智识明白的成年人，又自称家在江南灵璧县，来历有据可查。如此一来，王猷留滞青年女子，知其原籍而不为查访，就显系违例渎职，别有用心。与伪供相比，刘二来时年仅十三，且泛言家门前有桐山，不能知其管辖，不但遭人觊觎的可能性大大下降，代为寻亲的难度也直线上升。她被王猷收留在署，而未送还家乡，或出于思虑不到，或碍于条件限制，均属情有可原，是公过而非私罪。

此外，高谋又诬陷王猷向朱氏贿赂白银八两，令其不再声张，银子由中间人贾可久转递。后经覆审知县董榕查实，贾可久交给朱氏的银子，系朱家向人借贷之款，与王猷无关，只因高谋在旁瞥见，便信口攀扯，借称贿银，以证王猷之罪。

虽然“收留迷失女子，匿命贿息”的罪名得以澄清，但因循官场传统，王猷仍因程序性错误，如“刘二到案时，该令不即分关邻邑，详细确查，继而留养署内，已经年余，仍未留心查访明白，关送回籍。及刘二淹死之后，又匿不申报，即行敛埋”之类，受到“已于本案革职，应勿庸议”的处理。这意味着，案件虽在事实结论上颠覆前审，但在处理结果上顺承前议。当是时，对王猷痛斥严参的前任巡抚阿里衮已经调任，但其人出身满洲第一流勋贵世家，与政治地位蒸蒸日上的军机大臣讷亲是同胞兄弟，何况革职一事既经钦定，强行更改，即是对皇帝旨意加以“纠正”，现任巡抚宁以牺牲王猷的官途为代价，也不愿触犯勋臣虎威，甚或与“圣意”做一较量。

事至于此，以后见之明评价王猷的行事特点，大约可以归纳为勤敏练达有余，而谨慎周到不足。他肯于收留孤女，为底层民众解决生计难题，似不失为急公好义，担当有为，却没能更进一步，着意为其打听原籍家属，并送还之，致使她失于管束，落水身亡。再者，刘二之死固属意外，如系城乡居民，确乎不必上报，但其人既在县衙生活，王猷身为家主，思之瓜田李下，即应申详备查，以示清者自清。又及朱氏赴县探问，亦或扳轿呼喊，虽不尽合见官规矩，而王猷官体威严，毫无顾恤，引得误会丛生，奸人作梗，自家丢了官帽不说，还险些落个劣员之名、遣戍之灾。

著坏残棋歇局难

乾隆十年夏天，王猷第二次离开官场，前次丁忧，今次落职，显得愈发落寞难堪。不过，清朝官场万事可捐的惯例，给他带来复起希望。在清代，卖官得财，是国家获得收入的重要途径；破财买官，是士人宦海浮沉的常备工具。到清中叶，各色捐法已经花样百出，除清史爱好者耳熟能详的捐监捐贡，捐官捐衔外，那些在公务活动中受到降级、革职处分的官员，只要所犯过错不甚恶劣，多能通过捐纳方式，或复原职，或降等候补。其所捐缺分虽需回避原省，却可以高价“指捐”，即在常规捐额上多加银钱，指名分配到自己想去的省份。

乾隆十一年，距前次革职不到一年时间，户部银库就收到王猷兑付的三千两白银，随即代为上奏，建议开复他的知县原官。当然，既然要与户部的官员、书吏们打交道，他实际所出的费用，就远不止三千两白银，一应关节杂费，是断断不能少的。捐复后，王猷被分发到江西候缺，这是他进士中第后工作了六年的地方，不但风土民情熟悉，不定有许多老同事、老上司，还留在当地任官，旧交一叙，可免去许多初来乍到的繁难。因此，分发江西，很大可能是王猷加价指捐的结果，当然也有极小概率，是他的掣签运气绝佳，一击命中，得以故地重游。

虽然破费之数委实不少，但候缺排队，总是难以避免。直到两年后的乾隆十三年四月，王猷才又铨得江西饶州府乐平县。这一年他四十六岁，仍属年富力强，哪怕仕宦履历颇有些再而衰、三而竭的危险，但从乐平一任的表现上看，此次出仕，他的干劲并未过多消退。乾隆十七年六月，时任江西巡抚鄂容安将王猷从“中缺”乐平调署附郭府城的“繁缺”鄱阳，次年又具题实授，并加注“才具明练，堪胜繁剧”考语，与他此前得到的评价一以贯之。

诡异的是，王猷从乐平到鄱阳的人生轨迹，几乎成为数年前从夏邑到商丘的翻版：由普通县份调赴府城，那个令人欣喜的重用迹象才刚出现，他不多的好运气便戛然而止，一年之内，形成断崖式命运落差——因事被参，革职逮问。对王猷提出参劾的，仍是此前将他调往剧县的巡抚鄂容安，其人不饰己过，倒是位磊落君子。

此次所参情由是贪鄙不职，向盐商勒索钱财。按照鄂容安所说，他虽然驻节南昌，但在各府州中颇有耳目，王猷往鄱阳赴任不久，即被他访得勒借盐商白银三千两之事。巡抚十分警觉，即令盐驿道与饶州知府分头密查，不料两路消息一经汇齐，说法却全然两样。盐驿道声称，王猷确有威吓、作践盐商举动，至于收银若干，尚待详查。饶州知府则另执一词，坚称王猷只向商人借了八百两银子，且是两厢情愿，并无强索硬派情节。鄂容安心怀疑惑，干脆把该府行盐总商传至省城，会同布政使、按察使等公同讯问。

总商既离本境，自然无所惧怕，故在巡抚面前狠告王猷一状。说此人初到府城，就以宴会为名，向盐商等索借纱灯桌椅一应物什，因嫌东西送得太慢，一言不合，就将商会的办事厮役拿到衙门，作犯人一般拘押起来。商人登门致歉，请他将人释放，王猷借机勒银三千两，情如绑票一般。商人怕官，忙凑一千银子交去，因他嫌少，不得已又凑一千。然而不过数月，县衙故技重施，复以盐务不合规矩为名，锁拿厮役充作人质。商会无奈，只得再凑五百两银子，买个平安了事。至于饶州知府，总商也一气说出他收受现银二百四十两，及托换人参，赔欠差价等事。这似乎也能印证，饶州府对王猷包庇纵容，纯属利益交关。

既闻此簠簋不饬，官官相互劣迹，鄂巡抚拍案而起，将府、县两官一本参倒，尽褫其职。时近乾隆中叶，大权独揽的乾隆皇帝已经一改登基之初为政尚宽的自我塑造，于治吏惩贪渐次雷厉。鄂容安是雍正十一年进士，晚王猷一科，乃父鄂尔泰系雍、乾之际首辅重臣、乾隆初政的代表人物，如今虽病逝多年，然其宠渥之深、秉政之久、门庭之盛，仍令皇帝心怀忌惮。鄂容安对此应深悉之，故极谨慎，凡遇有贪黩嫌疑的下属，特别是同出两榜之人，无不从重从快，向皇帝展示自己合于时宜的公正严明。

两年后，鄂容安的堂兄鄂敏被赐自尽，罪名是在浙江巡抚任上勒借盐商银六千两。雍正八年，鄂敏与王猷同登金榜，他的名次是二甲第二十九名，虽在应式举子中居于前列，但较王猷的二甲第八还稍有不及。当年，鄂敏凭借考试名次、满洲旗人、重臣子弟三重身份，顺利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而后青云平步，在王猷盘桓县职，屡起屡踬的二十余年间，扬历中外，仕至甘肃、浙江、安徽、山东诸省巡抚。乾隆十九年底，鄂敏从浙江巡抚任上调离，很快遭到继任者参奏，称其有向盐商勒派重金之事，罪名审实，赐令自尽。按照《大清律例》，鄂敏的勒派之罪，属不枉法赃，即单纯收受盐商财物，但并未曲情坏法，替其办事。是以当时舆论，多以赐死之举为过重，结合上年甘肃巡抚鄂昌的文字狱罹死事件，更被视为乾隆帝清算鄂尔泰家族的政治大案。

王猷虽是绍兴寒门子弟，却与如同天上人也的鄂尔泰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他毕生的至高荣耀，受益于会试座师鄂尔奇；官场的致命一击，来自本省巡抚鄂容安；同年兄中，更有宦迹悬隔，不期殊途同归的鄂敏。同样是勒索盐商，王猷仅以革职完赃论罪，固然有他职务低、金额少之缘故，但更重要的，是事发在鄂敏之前。如果事在其后，举发者仍是这位因两堂兄之死，慑如惊弓之鸟的鄂容安，那么本章措辞，以及定罪等次，未必不会援引鄂敏之例，而王猷的命运，将更不可测矣。

当然，哪怕仅止革职完赃，也足以将全无根底的王家一扫而空。从现存档案上看，案发不久，王猷或即惊惧而死，一切追赃之事，均系其子王作孚出头。王猷涉案赃银计两千五百两，案发后自行赔补一千一百余两，所剩一千三百五十三两六钱无从着落，需从王作孚名下陆续追缴。对王家产业的抄检、清查工作持续时间很长，直到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也即案发后第七年，才在户部及江西、浙江两省巡抚的反复沟通下，确认其原籍房屋已经变卖，且在江西各县及亲属处并无匿藏之产，子孙借屋居住，贫困不堪，现有未完赃银七百五十余两，可予豁免。王猷在鄱阳县任职仅一年，勒索而来的白银又是分批送到，即便肆意挥霍，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花费一千三百两之巨。考虑到他此前曾以三千两白银捐复原职，故赃款去向，应以偿还借贷为主。

谁从宦海问前因

王猷因赃罢黜，声誉凋零，自无诗文名世，但从他蟾宫折桂、巍科早拾的经历来看，未尝不是聪明有学之人，连鄂容安在参劾本章中，也谓之“稍有才情”。此外，或本于绍兴士人的吏干传统，王猷数任知县，每得上司“才猷练达”“堪胜繁剧”考语，于方志记载也颇有参验，是其宜于政事，并非苦作八股的迂阔书生。再结合他家境清寒，既乏田产，又无寄顿的实际情况，可知此人并非不可救药的赃官墨吏，复起于江西，乃至调任鄱阳前，或许还能称为廉干。非如此，以他在河南的危险处境，很难不被高谋等人指摘劣迹，揭举贪名。至于勒借盐商，很大可能出于偿还捐纳债务的迫切需求。府城是商贾辐辏的繁华所在，膺权柄者，欲在负累重重之际持身自守，难矣哉！

或许是被科场顺遂耗尽了福气，王猷的宦海生涯，端的与霉运相伴始终。当我们以“王猷”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线上目录题名时，“家系赤贫”四个字，与这位一流“做题家”的名字出现在同一字段，显得格外凄厉刺眼。回顾他的一生：玉堂憧憬，被标新立异的皇命打碎；循吏抱负，被突如其来的丁忧中断。怜贫济弱，抵不过包藏祸心与先入之见；明敏练达，求不来迁转升调与子荫妻荣。他的功名心很重，是真正想做官之人。河南一任罚不当罪，换作旁人，不定要嗟怨一番，做些归田打算，他却在短时间内借贷巨款，捐复原职，实在是位善于调整心态的行动派人物。然而有此一节，缺乏家资储备和有力亲缘的他，又让自己和子孙万劫不复之地——当拥有权力者陷入以权偿债的扭曲境况时，其结果可想而知。

清人对于捐纳制度的批评，多有“惟有钱即可得官，使民心日趋于争利而害及廉耻”“不忘市道，存好官多得钱之见”等说，又因捐班日益庞大，挤占正途晋升机会，尤其遭到科举成功者的鄙薄与抨击。但历史的诡吊就在于此，王猷家世孤寒，科名佼佼，本该以清流自居，对开捐之弊最为厌恶。然而在他的官途又实在蹩脚，虽有起家之正，却不能“不忘市道”，终落得铜臭熏天，家败身亡。时耶？命耶？从古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