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龙

　　《关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孟捷、强世功、白钢、鄢一龙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很多学者都指出中国政府是有为政府。中国有为政府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在国家治理上能够表现出更高的效能，能够用“看得见的手”来推动发展，促进社会公平、环境优化等。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成为有为政府根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

　　分工体制使得中国体制更具有效能，能够共同推进国家目标实现

　　美国的政治体制是“三权分立”，中国则是“七权分工”，包括党中央领导权、全国人大立法权、国务院行政权、中央军委军事权、纪检监察委监察权、最高法最高检司法权、全国政协协商权。中国政治体制之所以是分工体制而不是分立体制，根本原因在于党中央领导权的统合。这使得中国政治体制运行原则根本上不同于美国的政治体制，美国政治体制运行核心原则是分权制衡，中国则是分工协作、民主集中。分工体制使得中国体制更具有效能，能够共同推进国家目标实现。

　　党的群众路线要求中国政府是负责任政府

　　群众路线内嵌于政府治理过程中，使得政府管理与人民诉求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是需要时刻回应人民需求、为人民提供服务的政府，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将群众路线内嵌到政府治理体系中，有助于避免政府管理的官僚化问题。群众路线要求政府官员与人民保持密切的互动关系，保证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引领群众、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要求政府管理来自人民、扎根人民、为了人民。来自人民是指党的意志和主张必须来自人民，把人民分散的智慧集中起来变成党的意志和主张。同时，党的干部也是来自人民，保持公共权力系统的开放性。扎根人民是指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党的意志和主张是通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来实现的，党要发挥其先锋队功能，组织和动员人民，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了人民是指党不能有私利，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美国政府是有限责任政府，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之间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商家与顾客的关系，只是承担有限责任，而且政府不是作为整体负责，不同权力分支、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不同岗位各有各的责任，疫情期间所谓的有限责任政府就成了“甩锅政府”，没有谁为疫情有效控制真正负责，美国人民也只能自求多福。

　　党管干部体制使得中国政府治理能够选贤任能

　　中国总体上是选贤任能的竞争性选拔制度。“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竞争性选拔体制保证了政府官员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过层层历练、层层检验、层层选拔才成为国家领导人。中国的竞争性选拔体制是一种筛选出实干的专业治国团队的选拔方式，正如李光耀所说，正是十几亿中国人中最杰出的分子在掌舵。

　　相比之下，美国总统这个职位好像不需要任何职业履历的门槛与台阶，只要通过选举就可以一步登天，做到最高职位。美国的竞争性选举体制是一种“海选”体制，对于国会议员与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只是一种基本资格的限定：一是年龄门槛，二是公民权年限门槛，三是居住年限门槛，众议员最松、参议员其次，总统相对严格一点。当然，可能的制度逻辑是假设通过选举体制可以把不合格的人筛掉，把最强的人选出来。然而，就如同美国有句话说的那样，“选举是诗歌，治理是散文”，诗写得好并不一定散文写得好，擅长选举，未必擅长治理；擅长治理，未必擅长选举。特朗普当然是很能打选战，善于操纵议题、煽动力强、善于用新媒体、自带流量，这些特质都是他能够在残酷的选战中屹立不倒、脱颖而出的原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也善于治理国家。选举原是为了治理，但是今天已经异化为治理也是为了选举，需要在推特上不断吹嘘政绩、打击政敌，以赢得下一轮选举。

　　（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