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石普宁    每经编辑｜唐元    

春末夏初，城市的热浪已悄然翻涌。采访前，巩强特意发来消息确认：“今天不用穿正装吧？”

这段时间，他几乎是一场接一场的会议和活动连轴转，正装俨然成了“工作制服”。于是，在一个难得“松弛”的下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见到了卸下正装、一身清爽打扮的他。

作为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创意产业联盟IP文创专委会主任、四川天府新区未来数字产业研究院院长，巩强的新作《数字未来：文化创意与明日商业》于4月正式出版。这本凝结了他多年行业实践与学术思考的著作，试图为身处变革洪流中的文创产业，描绘一幅系统性的图景。

“写这本书，是因为我们都曾在或正在追逐新技术、新概念时感到迷茫，很容易忘了原本要干啥，”他坦诚地说，“我希望能构建一个思考的框架，一个‘靶子’，帮助大家看清数字文创到底是什么，我们安身立命的核心能力在哪，最终怎么去‘想象那些还没发生的事’。”

在巩强看来，“数字文创”既是以数字技术和文化资源为基础的新经济形态，更是一种深刻改变文化生产与消费逻辑的创新机制——它是“名词”，更是“动词”。他认为，面对汹涌而来的数字浪潮，文创企业需要建立系统化的思维，在“内容-技术-运营”的动态平衡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最终以商业的逻辑实现情怀的落地，“只靠情怀，是扛不住的。”

NBD：你在书中专门用一个章节来阐述和定义“数字文创”，而它在日常语境中似乎包罗万象。你能“大白话”地解读下“数字文创”的含义吗？它与传统文创的区别何在？

巩强：确实，要给“数字文创”一个简单明了的“大白话”定义挺难的（笑）。从“文创”这个词开始，有的人觉得“万物皆可文创”；有的人又说文创就是指具体的文创产品。这种分歧也延续到了数字文创。我尝试用两种方式去理解它：一是把它当名词看，二是当动词看。

当名词看，传统文创指的是那些你摸得着、看得见的实体产品。数字文创则更偏重于数字技术加持下的东西，它可能是虚拟的，像NFT；或者虚实结合的，比如VR体验。

从经济学角度说，它可以是以数字技术和文化资源为基础，以创意设计、内容开发和版权利用为核心，形成的新的经济形态。这种定义，更多是为了政策制定、产业分类时使用。

我个人更倾向于视其为动词——一种动态机制或模式。比如，纸媒是一个生产过程，现在人们发短视频，同样是信息传达，但数字化使其生产消费逻辑完全不同。这种用数字手段重塑文化生产消费全过程的革新，就是我理解的动词“数字文创”。

它的核心是用技术把海量的文化资源从“存量数据”变成“增量资产”，去探索可持续的开发，而不是圈定一个范围说“这里面的是，外面的不是”。我认为，关键在于采用这种革新的模式，哪怕做的是传统相声、喜剧，只要用数字的理念进行了改良，它就是数字文创，不一定非得是NFT、VR这些打了“数字”标签的才是。

NBD：书中用“池塘荷花”比喻数字技术的迭代，说我们可能在“第29天”这个关键点。（注：池塘里的荷花第一天开放一小部分，以后每天开放的数量是前一天开放数量的2倍，第30天的时候池塘恰好被荷花铺满。而池塘被荷花填满一半的日子是第29天）那么，对应到数字文创产业，我们现在走到哪一步了？有什么标志性的特征？或者说，我们正面临哪些坎？

巩强：“池塘荷花”那个比喻，更多是说数字技术本身的发展速度，快得惊人。但数字文创产业对这些技术的应用，坦白说，是相对滞后的。

如果非要说阶段，我个人觉得，数字文创目前主要还在第一个阶段，我称之为“赛博迁移”的后期。也就是我们把现实世界的东西不断“数字化”地搬到网上，如文物扫描建档、线上博物馆等。 

此阶段的标志性特征在于，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化消费场景几乎都有了数字化体验方式。面临的“坎”或转折点在于，“文化数字化”的深度广度能否突破。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包括：数字化认知不足、法律政策与管理待细化、资源供给单一、公众参与度待提升等。

NBD：你提到了一个“内容-技术-运营”的模型，认为这是数字文创企业的核心能力。如何具体理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说企业必须做到“三项全能”？

巩强：三项全能？太难了，尤其对中小企业来说并不现实。这个“内容-技术-运营”的三角，更像是一个思考框架，帮助企业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发力点。对大多数中小微企业来说，你至少要占其中一项，在某一个环节有自己的核心优势。

先说内容。关键不在于拥有什么开源文化资源（如熊猫、三国文化等），而在于深挖和转化能力。同样是西游题材，《黑神话：悟空》为何能火？我认为，是因为它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解读不同。许多人仍停留在“我的文化多牛”的阶段，但开发能力、唤醒沉睡资源才是关键。

再说技术。文创企业非科技公司，无需都搞高精尖研发。技术能力更多指采用和应用能力。例如，AI工具，关键是如何用好它，让技术服务于内容表达和用户体验。

最后是运营，涉及商业模式、推广、用户连接、场景打造等。文创的发展不能仅靠情怀。例如，阿那亚的社群运营、西安《长安十二时辰》的NPC互动，皆为运营创新。

NBD：聚焦市场方面，书里归纳了“沉浸”等五种数字文创的商业类型。这些新模式听起来很吸引人，它们是在回应消费者哪些变化的需求？你觉得未来哪种或者哪几种模式会更有市场爆发力？

巩强：书中提到的商业类型——沉浸、焕活、化身、共情、共益，是我对市场趋势的一种归纳。它们都在回应消费者从物质到精神、从被动到主动、从延时到即时、从物理到虚拟的多元深化需求。

比如沉浸式，就是因为大家对体验的要求越来越高，希望能全身心投入；焕活式，是想看到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怎么玩出新花样；化身式，则跟我们在数字世界的身份认同有关；共情式，可能是通过社交、娱乐来解压，或者寻求艺术疗愈；共益式，则体现了商业向善、关注社会价值的趋势。

未来哪种模式更有爆发力？难说。市场变化快，技术突破、应用创新、运营能力皆影响结果。可能并非单一模式主导，而是多模式融合或出现未知新模式。关键在于企业能否敏锐抓住未被满足的消费需求。

NBD：很多传统文化机构和文创企业都在积极拥抱数字化，但转型并不容易。从企业经营和战略层面看，数字文创企业要构建核心竞争力，抓住像AIGC这些概念带来的机遇，最主要的挑战是什么？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又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巩强：传统机构和企业想转型，挑战确实不小。缺技术、缺人才、缺钱，运营模式跟不上，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但最核心的挑战，我觉得还是在于怎么解决传统文化体系和数字经济时代的这种适应性冲突。破局的关键在于系统性思维——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面对AIGC、元宇宙等机遇，为何每个机构或企业获得的结果不同？还是回到“内容-技术-运营”三角。需思考新技术与核心能力如何结合，解决何问题，带来何价值，而非盲从。

政府关键是扮演好“引导者”和“赋能者”的角色。例如，企业创作者打磨多年推出《哪吒》系列，政府需创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政策红利，如建平台、共享数据、支持人才、鼓励竞争创新等，并对潜在问题有前瞻引导。

NBD：结合你的工作经历和学术研究，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文创领域的创业者和从业者应该如何把握脉搏，迎接挑战？

巩强：有几点不成熟的建议吧。首先，文创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情怀。我见过太多有情怀的人，但只靠情怀，很多时候是扛不住的。消费者需求在变，商业逻辑也在变，你得懂商业，才能让情怀“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其次，要有系统性思维，别被热点“牵着鼻子走”。同时，在“内容-技术-运营”里，至少把一头做扎实。最后，拥抱不确定性，敢于想象。数字文创还是个挺新的领域，很多玩法还没被发掘出来。我常说，这个事儿还能这么玩——这种想象力，往往是突破的关键。

如今，复制（一个产品/模式）太容易了，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吃到第一口螃蟹”。记住，这是一个尚未被完全开垦的“新世界”，实现它，需要的只是我们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