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正在海南省三亚市某海鲜餐馆打工的何东，接到了一通从陕西汉中打来的电话：“最近工作生活顺利吗？家里都还好吧？”来电话的是汉中市汉台区检察院检察官张宏敏。何东抹了把额头上的汗珠，笑着回答道：“法院再审后我到了三亚，在一家餐馆打工，一切都好。今年我想多挣些钱，回去把家里的旧房翻新一下。谢谢张检察官！”

　　张宏敏与何东的相识源自一场蹊跷的借贷官司。当时的何东手握胜诉判决书却拿不回借款，内心充满迷茫与困惑……

　　出于情谊　借钱给同学后难以要回

　　时针拨回到十几年前。当时，51岁的何东是一名普通的装修工人。生活并不富裕的他，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

　　住在隔壁镇上的陆大是何东的老同学。2011年元旦前夕，陆大以“家中急用”为由向何东提出了借款请求。

　　出于情谊和对老同学的信任，何东将自己辛苦积攒的3.8万元积蓄取出来后交给了陆大，还好心对陆大说：“老陆，就冲着咱们兄弟俩的感情，这钱我必须借给你！还钱的事不着急。”憨厚质朴的何东当时并没有要求陆大在借条上写明还款期限。

　　此后几年间，何东家中也屡次遭遇资金周转困难，但他都念及旧情，没找陆大要钱。直到2018年底，母亲病重，家里实在周转不开了，他才向老同学张了口：“老陆啊，我妈住院了要动手术，实在没办法才跟你要这个钱，你看……”“老弟，你知道我现在日子不好过，我先还你一部分，剩下的我再想办法。”随后，何东收到了陆大转来的1.8万元，解决了家中的燃眉之急。

　　可何东怎么也想不到，自此以后，他就再也联系不上陆大了。

　　打赢官司　方知起诉对象已离世

　　面对不接电话、不回消息的陆大，想到当初自己毫不犹豫地借钱给他，即使遇到困难也不忍找他要回借款，何东感到郁闷至极。为了要回剩余借款，也为了给自己讨个说法，2021年2月4日，何东将陆大告上法庭，诉请其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10.1万元。

　　然而，这场诉讼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法院受理立案后，适用了简易程序审理。

　　2021年3月7日，法院按照常规流程，通过邮寄方式向陆大送达法律文书。然而，信件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没有任何回应。同年3月22日，法院又进行了电子送达，依旧没有回应。这一异常情况，并没有引起审判人员的足够重视。在未经陆大本人确认或有证据证明其本人已收到开庭通知的情况下，法院直接进行了缺席审判，支持了何东的诉讼请求。

　　拿到胜诉判决书的那一刻，何东满心欢喜地期待着陆大还钱，好装修老家的房子。可转眼两年过去了，他却一分钱都没拿到。正打算继续讨说法的何东偶然间得知，陆大早在2019年就已经去世了。确认了这一消息后，何东感到无比震惊，同时也对这场诉讼感到哭笑不得——闹了半天，自己竟然和一个已经离世的人认认真真地打了场官司！

　　申请监督　检察官锁定违法情形

　　此后，何东选择了上访，先后找到多家单位，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2023年9月23日，何东拿着村委会开具的死亡证明向汉台区检察院投诉。承办检察官张宏敏调阅原审卷宗后，发现里面既无户籍注销证明，也无任何公告送达材料，仅仅凭借一份电子送达记录，案件就完成了全部诉讼程序。“这就像给一个已故之人开庭，判决书成了空中楼阁。”张宏敏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如此明显的漏洞，不仅让何东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也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鉴于法院生效判决确有错误、案件造成了较大社会影响确有必要进行监督，汉台区检察院随即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对该案展开全链条式审查。

　　检察官首先调取了法院法律文书邮政系统的物流信息，结果证实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确实无人签收，这表明起诉材料并未通过邮寄方式成功送达。检察官又核查电子送达记录，发现用于接收电子文书的终端机号竟然是一个废弃号码，这意味着电子送达实际上也没有真正将法律文书送至当事人。

　　为进一步核实情况，张宏敏带领办案团队走访了陆大的生前居住地，却发现那里的房屋早已变卖、人去楼空。通过与当地公安机关沟通协作，办案团队查询到陆大的户籍信息，证实他确实已于2019年2月12日因意外身亡，户籍信息已于当年5月注销。户籍关系还显示，陆大有两个儿子，分别是陆甲和陆乙。这一系列调查结果清晰地揭示了原审诉讼程序中存在的违法问题。

　　精准监督　检察建议撬动再审程序

　　2023年10月23日，汉台区检察院向原审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指出案件中存在的违法情形：其一，未穷尽所有可能的送达方式确认开庭通知书已送达当事人，就直接进行了缺席审判；其二，在审判前，未对当事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核实，就径行作出判决，使得判决的基础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其三，在案件审查过程中，未将继承关系纳入审查范围，忽略了被告去世后其债务的承担主体问题。

　　这份再审检察建议就像一把钥匙，开启了司法纠错的程序阀门。法院采纳了检察建议，于2023年11月20日裁定再审。再审期间，鉴于陆大已死亡，何东申请将案件被告变更为陆大的两个继承人陆甲、陆乙。

　　2024年7月26日，再审开庭的日子，何东早早地来到法庭。庭审中，被告陆甲当庭提交了其父陆大生前的转账凭证，证实陆大已偿还1.8万元借款，何东当庭认可这一证据和事实，并表示愿意调解。

　　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经过协商，最终达成调解协议：陆甲再支付2万元，何东自愿放弃剩余债权。

　　当陆甲将2万元转入何东账户的那一刻，这场跨越生死、涉及两代人的债务纠纷终于画上了句号，压在何东心里的大石头也终于落了地。

　　但此案引发的思考并未结束：电子送达如何确保有效性？缺席审判怎样避免“被缺席”？当债务人死亡时，司法机关该如何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此案暴露出部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存在‘重程序审查、轻实质审查’的问题。”汉台区检察院检察长桑成平指出。据该院统计，2021年至2023年间，该院依法监督的涉民事审判、执行送达程序违法案件中，近三成因当事人实体权利受损而引发了信访问题。

　　据承办检察官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61条第2款明确规定，以简便方式送达的开庭通知，未经当事人确认或者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已经收到的，人民法院不得缺席判决。

　　“相关规定凸显了在适用简易程序中加强实质审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司法机关应准确把握法律规定，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避免法律适用不当而导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承办检察官告诉记者。

　　（文中案涉当事人均为化名）

　　记者手记

　　当冰冷的程序规则遇到温情脉脉的现实生活，检察机关既要坚守“程序正义”的底线，更要彰显“司法为民”的温度。正如承办检察官张宏敏所言，“每份判决书都应该带着温度落地生根，既要让胜诉者及时兑现权益，也要为败诉者保留申诉救济的通道”。毕竟，当程序正义与实体公正同频共振，当法律条文与人性光辉相得益彰，才是法治社会最动人的风景。

　　在采访结束时，张宏敏对我说，当前，人民群众对司法救济途径的认知仍然不足，不熟悉、不了解检察职能的人不在少数。这需要检察机关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大对检察工作的宣传力度。

　　通过采访报道此案，我也希望何东的经历能给所有债权人敲响警钟：出借款项时，请务必留存借款人的身份信息；提起诉讼时，要警惕“查无此人”的异常情况发生。